经济人对政治人--中美的体制竞争(《中国道路》之一)

  1776年出版了两个划时代的文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托马斯-杰弗逊的《独立宣言》。它们分别是现代经济人和政治人诞生的标志性文件。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人还在传播杰斐逊等国父的政治理念,而中国人成了亚当斯密的传人,探索和传播富国富民之道。
       亚当斯密这个苏格兰人阐述了劳动分工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富中的作用。渔民鲁宾逊自己造船、造工具、建屋、做桌椅,虽然样样通但样样不精,效率低下。如果他不是独自一人生活在海岛上,而是与一个村的人分工交换,他会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如果他专注于打鱼,他一天打的鱼会比他什么都做得时候多几倍。他用一天才能做出的椅子,现在用一小时打的鱼就能换来。他现在一天的打鱼量能换回十把椅子,作为专业渔民的他就比面面俱到的他富裕了几倍。
       在农业社会仅靠分工和交换就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在亚当斯密的家乡工业革命正在悄悄兴起。同是在1776年,另一个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把改进了的蒸汽机用于从煤矿中抽水,实现了蒸汽机首次商用。农业时代畜力是人的帮手,工业革命给人类增加了机器这个帮手。畜力和机器的产出都记在了人的名下,生产率就大幅提高了。
       中国人搞了几十年政治运动,1975年邓小平才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比大英晚了整整二百年。好在中国人痛定思痛,告别了激进,告别了政治,专心做经济人,恶补工业革命,居然成绩不俗。改开初期的中国严重缺乏基础设施,但中国的公有制和大一统使政府仍然可以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快速建造各种基础设施。发达的高铁、高速公路、电话、宽带、港口和机场网络提高了互联性、深化了劳动分工。中国的一个村子往往生产了全世界百分之几十的某类商品。互联性使人们更加认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过去一个月才能实现的生产销售周期,现在可能一周就实现了。资本周转次数的增加意味着财富的增加。中国尝到了互联性的甜头,开始通过一带一路向其它国家推广互联性。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功,来源于其制度优势。公有制大大降低了征地的难度。环保等非政府组织难以挑战政府的权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加州的高铁会因征地难胎死腹中,加拿大通向美国的输油管道会因为环保组织和印第安人的阻挠而下马。美国政府从五十年代起,效仿纳粹德国的高速公路,也规划建设了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但是其它基础设施还主要依赖私营公司。私营公司以利润为本,不做赔本生意,这使人口稀少地区的通信设施落后。私营公司也不愿超前发展。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人把原来用于旅游和餐饮等服务的支出改用于购物,大幅度增加的进口造成港口的超负荷运转。互联性瓶颈的存在减缓了财富的创造。
       发展中国家财力不足,但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财政可能会为讨好选民而分掉而不是用于建设。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却因为规模大和专制政体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建基础设施。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不错的基础设施,而使中国不同凡响的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却有一流的基础设施。这种错位使中国既是发达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拥有工资和价格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拥有基础设施和技术优势。中国的竞争优势使其击败其它发展中国家而受发达国家投资和贸易的青睐。中国赢者通吃,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通过基建实现国富的经验,又使其成为全球化的促进者。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村村通,下一步就是通过一带一路把它推向世界,提高世界的互联性。
       从农业时代的劳动分工到工业时代的机器化大生产,再到信息化时代的互联性,中国经历了领先,落后,再领先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农业时代的中国创造出瓷器、丝绸等热销世界的产品,成为人们向往的富庶国家。工业时代中国原地踏步而欧美靠机器实现了几十倍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信息化时代中国把与欧美的生产率差距从几十倍缩小到几倍,并在很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美国独立的起因是对英国国王征税的不满,美国的政体设计因此体现了通过代议制保护个人利益的意愿。政府要少干涉个人,包括他的钱包。保守派一直捍卫这条思路,但是几次大危机之后,应对大萧条等危机使政府越来越大。政府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大:存款保险、失业保险、医疗补助、低收入补助。美国的政府再大,也大不过中国的。民主党这种大政府也是保护个人利益的。与中国政府相比,美国政府缺失的是开发功能。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从来都不是一个后进国家,所以没有象中国政府那样产生政府主导发展的需要。殖民时代欧洲侵略各国,后进国家只有日本通过政府主导,加入了欧式现代化进程。其后的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主要发生在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中国同时拥有社会主义和东亚国家的身份,国家主导的现代化特征更为显著。
        美国政府开发功能,或者说经济功能的缺失,使它执迷于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政治事务。二战末期纳粹集中营的发现使美国参战的性质从对日本偷袭的报复变为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捍卫。这就是为什么真假受害者喜欢大喊“族杀”、“恐怖主义”以引起世界警察美国的关注。美国政府开发功能的缺失也使它处理民生问题的手段不足,往往撒钱了事。撒钱养懒人,腐蚀了国民性,也增加了国家的债务。这些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无力处理内务,就把大量精力投入国际事务,指责别国的人权状况,甚至发动战争。
       美国是资本主义的样板国,其私企太优秀了,使政府不用操心开发,而中国作为后进国需要在政府带领下赶超。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使她有大量经验分享给发展中国家。美国不用搞开发,因此欠缺此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脱贫。她只能成天唠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可是这些东西治不了穷国的穷。作为经济人的中国比作为政治人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

井观天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澳洲活雷锋' 的评论 : 后进国家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府,保护扶植自己的幼稚产业,做私企不愿意做但是又是必要的事(如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的政体设计是无为的小政府,即使是民主党的“大政府”也是分配性的而不是开发性的。美国模式只能使少数国家(主要是国民学习能力强的国家)实现国富,而中国的以经济开发为核心的政治设计对后进国家更有吸引力。
井观天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澳洲活雷锋' 的评论 : 美国人有一流的开拓创新能力,而多数后进国家的人不具备这种能力。照抄美国政治模式的结果是私企发展不起来,或者被跨国公司吃掉,政府又不知道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
澳洲活雷锋 发表评论于
其实美国社会也几乎走到了瓶颈,再往前走也需要突破了。美国人的性格里有冒险的基因,现实也有冒险的本钱,真的希望美国能走出困惑,和中国等国一起共同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
澳洲活雷锋 发表评论于
亚当斯密和杰菲逊是两个建构虚拟现实的高手,人类社会通过在认知上的革命摆脱了基因限制后所取得的一个个的进步,都是建立在一个个成功设定的虚拟现实的基础上的。

未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将依赖于合理的虚拟现实构建。而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设计,如果是建立在套用普选制,多党政治的虚拟现实上,则就要意识到中国不仅有可能成为日韩台,还有可能成为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等国家。

中国人真的愿意下这个赌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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