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比中美两国对待疫情的巨大态度差异时，发现了这篇文章。 上周发表于The Atlantic。我翻译成中文，让大家看看，对美国的抗疫，美国自己的媒体人是怎么说的。
如此多的死亡是如何变得正常的？（The Atlantic）
美国记录在案的因为COVID-19 死亡人数在越来越接近 100 万，而美国社会层面上却没有为这样巨大的悲剧引发应有的心理冲击。为什么？
作者：埃德勇 （Ed Yong）
2022 年 3 月 8 日
下午 4:03 更新2022 年 3 月 8 日。
美国上周五一天所报告的 COVID-19 死亡人数超过了人们记忆里最近一次大天灾，卡特里娜飓风的死亡人数，最近任何两个工作日加起来的COVID-19死亡人数 都超过了 9/11 恐怖袭击期间的死亡人数，仅上个月的COVID-19死亡人数超过了最恶劣季节里因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过去的两年里的COVID-19死亡人数超过了艾滋病流行的四十年中死于艾滋病毒的人数。到上周为止，至少有 953,000 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而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因为许多死亡人数并未计算在内。 COVID 现在是美国第三大死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别忘了这两个疾病都是许多不同疾病的统称。悲剧的规模如此之大，使道德的想像力不堪重负。
2020 年 5 月 24 日，随着美国记录的COVID死亡人数超过 10 万人，《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死者的姓名，称他们的损失“无法估量”。现在，这个国家正朝着 100 万的里程碑迈进。如何想象什么是十倍的“无法估量”？
许多国家都受到了新冠病毒的打击，但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糟糕。它的死亡率超过了任何其他富裕的大国，尤其是在最近的 Omicron 激增期间。拜登政府将所有赌注都押在以疫苗为重点的战略上，而不是许多专家所呼吁的多层保护。即便是这样，美国在为其公民，尤其是对病毒最脆弱的老年人，接种疫苗（包括加强针）方面也落后于其他富裕国家。在一项针对 29 个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中，美国在 2020 年经历了最大的预期寿命下降，并且与欧洲大部不同，美国的预期寿命在 2021 年没有反弹。
美国也是唯一一个因 60 岁以下人口死亡而导致预期寿命缩短的国家。每个死于 COVID的美国人平均大约失去了十年的寿命。总体而言，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下降了两年。 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降幅。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过去的任何一次流感大流行都没有如此严重地缩短美国人的寿命。
每个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国人平均会留下九名近亲。有大约900 万人（占美国人口的 3%）在他们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永久性的洞，这个洞曾经由父母、孩子、兄弟姐妹、配偶或祖父母来填满。估计有十五万名儿童失去了至少一位父母或照顾者。面对亲人的离世，许多人被剥夺了我们熟悉的哀悼仪式：床边告别，亲人到场的葬礼。无数人还在为最近失去亲人感到悲痛，他们的悲痛却在“迈向正常”中被践踏。 “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没能够好好埋葬他们的父母或正遭受与家人生离死别，现在他们却被期望像没事人一样重返工作岗位去干活，”记者和《病毒下层阶级》的作者史蒂文·斯拉舍 (Steven Thrasher) 说。他的书着眼于社会不平等和传染病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并没有给人们空间，单独地或全社会地，来哀悼正在发生的这件大事。”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研究灾难的社会学家洛里·皮克（Lori Peek）告诉我，在经历了美国记忆中许多重大的灾难，包括 9/11 和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感觉世界就像停止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适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且真正地改变。”
超过 100 万人死亡这个门槛确实可以提供这种类似的评估机会。可是“900,000 人死亡早就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但我们没有停下来，”皮克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多的新闻和政界人士将注意力集中在 要在1 月和 2 月，大流行的第四和第五个最致命的月份， 重新放开？为什么美国疾控中心（CDC）在三月份发布了新指南，允许大多数美国人在连续六个月每天至少有 1,000 人死于 COVID 的情况下可以免除室内戴口罩？如果美国每天面临持续半年的飓风，每场飓风都会夺去 1000 人的生命，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贸然决定将谨慎一词抛诸脑后。那么，为什么 COVID 有所不同呢？
大流行的许多方面都与社会的心理预期相悖。病毒的威胁是巨大的却是无形的，它造成的损害是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的。没有泛滥的洪水或冒烟的建筑物，这场悲剧变得难以引人注目，无法与任何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相抗衡。与此同时，许多目睹了毁灭性COVID的人却无足够立场和勇气去讨论它。正如一位重症监护护士去年告诉我的那样，医疗保健工作者仍在为“我从未见过的大规模的死亡”所困扰。失去了亲人的人脸上在无限的悲伤中还透着愧疚。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流行病学家惠特尼·罗宾逊告诉我，“病毒在家庭内部和有紧密关系的团体中蔓延，人们存在着巨大的心理负担，会责问自己，我是不是那个把它带进来的人？”
尽管 3% 的美国人因新冠病毒失去了亲密的家人，这同时意味着 97% 的人还没有。虽然平均预期寿命缩短了两年，几乎抹杀了过去 20 年美国在健康方面的进步，但在 “感觉我们并不像生活在可怕的死亡统治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人口统计学家 Andrew Noymer，告诉我。相反 “感觉很正常。”
为了应对灾难的后果，首先必须要先有后果。但冠状病毒大流行仍在继续，还没有看到尽头，“它感觉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能再抱得过来了，”皮克告诉我。这就好像人们无法连续地凝视着太阳。两年后，难怪人们都把目光移开了。随着悲剧成为家常便饭，过多的死亡让人们感觉不再那么过分了。曾经如霹雳雷霆般的痛苦，现在变得就像节拍器的咔嗒声， 一种日常生活中播放的背景噪音。一个世纪前曾经发生过同样不可抗拒的事情。1920 年，当美国遭受着两年前开始的第四波流感大流行时，即使人们在大量死亡，但“几乎没有城市做出反应，”约翰M. Barry，研究1918 年大流感的历史学家写道， “人们厌倦了流感，政府官员也厌倦了。报纸上充斥着关于这种病毒的可怕消息，但没人关心。”
失败也助长了宿命论。连续两届美国政府都在控制病毒方面举步维艰，最终却都将控制病毒的责任推卸给了个人。疫苗带来了希望，但这个希望却由于人们对疫苗接受度的停滞不前而破灭。然而因为疫苗的出现，其他保护措施过早地退场了，而 Delta 变种却意外出现了。罗宾逊说，在Delta那波浪潮中，即便已经有了疫苗加持，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部分地区还是经历了“令人震惊的死亡和传播水平，与疫苗出现前的冬季浪潮中最严重的情形相当”。即便疫情如此严重，政策的反应充其量只能称为是乏力的。正如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家玛莎·林肯在 2020 年 9 月告诉我的那样，如果拯救永远不会到来，“人们将变得更加硬着心肠陷入宿命论，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任何可能的风险，才能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 ”
美国人不仅接受了死亡人数的门槛，而且接受了死亡降临的速度。 75 岁以上的老年人死亡的可能性是 20 多岁年轻人的 140 倍。在接种疫苗的人中，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在重症和死亡中所占的比例不成比例。未接种疫苗的人死于 COVID 的可能性是接种了加强疫苗的人的 53 倍。 这些没接种疫苗的人更有可能没有医疗保险，收入和教育程度较低，并更可能面临非法居留身份被驱逐的风险和食物不够吃。2020 年，工薪阶层死于 COVID 的可能性是大学毕业生的 5 倍。在加州，即使在疫苗广泛可得后，基本工人死亡率仍然高得不成比例。在每个社会阶层和教育梯层中，黑人、西班牙裔和原住民的死亡率都高于白人。如果所有成年人的死亡率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的死亡率相同，那么有色人种的死亡率将减少 71%。有色人种也死得较年轻：在第一年，COVID 抹去了 过去14 年来在缩小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方面所取得的所有进展。由于死亡人数不均，悲伤也随之不均：黑人儿童因 COVID 失去父母的可能性是白人儿童的两倍，而土著儿童失去父母的可能性是白人儿童的五倍。年龄较大、病情较重、较贫穷、皮肤较黑或较褐的人，被 COVID 杀死的人在死亡中的待遇与生前一样勉强得微不足道。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黛布拉·富尔-霍尔登告诉我，“美国接受这些人的损失很容易，在一个对人类生命价值进行着等级划分的社会里，这绝对是美国赖以生存的基础。”
这些最近的趋势是从旧的趋势中渗出来的。早在 COVID 之前，疗养院人手不足，残疾人被忽视，低收入人群与医疗保健脱节。美国还有一个长期资金不足的公共卫生系统，挣扎着难以有效减缓病毒的传播；拥挤且管理不善的“流行病引擎”，例如监狱，使病毒猖獗；一个效率低下的医疗保健系统，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无法轻易获得使用，并且被一波又一波的病人淹没；以及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安全网，使数百万基本工人别无选择，只能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外出工作以换取收入。几代人的种族主义政策将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死亡率差距扩大到如峡谷一般：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家伊丽莎白·瑞格利-菲尔德计算出，COVID 期间的白人死亡率仍大大低于大流行之前几年的黑人死亡率。有鉴于此，正常化COVID 死亡人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死亡发生在那些已经有一百万种方式得不到重视的人身上时，以一种额外的方式再次不重视他们的生命变得容易，”瑞格利菲尔德告诉我。
当流行病向下流入到社会的裂缝时，社会最底层承受了最大的损失。而当医疗干预上升到了顶峰，新的治疗方法、疫苗和诊断方法首先却是提供给了有权力、财富、教育和人脉的人，然后他们继续前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几十年来健康问题发生了变化，健康不平等现象仍然顽固地持续存在着。史蒂文·斯拉舍（Steven Thrasher）告诉我，例如，艾滋病行动主义之所以失去了动力和资源， 是因为美国白人获得了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虽然较贫穷的黑人社区感染率依然很高。 “一旦拥有最大政治影响力的人没事了，事情就会变得更糟，这才是真正的危险，”Thrasher 说。同样的，接种了 COVID 疫苗的专家们很快开始反对过度谨慎，并（不准确地）预测大流行即将结束。政府也这样做了，将这场危机视为个人选择的问题，尽管政府未能为最贫困的群体提供快速检测、高质量口罩、抗体混合药物和疫苗。
正如我的同事 Katherine J. Wu 所说，CDC 的最新指南延续了这一趋势。总体来说，较富裕的北部正已经恢复正常向前走了，而较贫穷的南部仍然很脆弱，而且大致没有接种疫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考特尼·博恩（Courtney Boen）告诉我，所有这些“都将负担转移到了正在经历大规模死亡的群体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同时免除了领导人创造条件使这些群体安全的责任”。 “如果您没有亲身经历不断失去家人的经历，那么说“我们必须学会与 COVID 一起生活”要容易得多。”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医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凯勒（Richard Keller），写道，“当前流行的大部分言论，过早谈论流行病而不再是大爆发；关注并发症；这场来自 COVID 还是与 COVID 一起的辩论，将 COVID 引发的死亡视为可忽略的，不可避免的，以至于不值得预防的”。 “就像枪支暴力、吸毒过量、极度热死、心脏病和吸烟一样，COVID这种疾病和引发的死亡越来越与行为选择和个人责任相关，因此越来越不被看见。” 因为我们不尊重我们归因于个人选择失败的死亡，凯勒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全国性的哀悼时刻很少。除了一些动人但临时的艺术项目外，几乎没有大流行纪念馆。将 3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变成 COVID-19 受害者和幸存者纪念日的议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陷入僵局。相反，美国正在发生 “一个积极的遗忘过程”。如果现在安全成为个人责任的问题，那么纪念也是如此。
没有人知道未来几年还会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个数字将取决于我们的集体行为、有多少人可以接种或加强免疫、免疫的长度和强度、病毒出现哪些新变种等等。人口统计学家 Andrew Noymer 认为，与过去两年相比，新冠病毒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会减少，但可能仍会比流感更致命，流感造成每年 5万 到50万 人死亡的范围非常广泛. COVID 还将继续导致长期失能残疾。
美国能接受多少额外的死亡率？ CDC 的新指南提供了线索。他们建议，一旦社区超过一定的病例和住院门槛，就可以采取室内戴口罩等保护措施。但卫生政策专家 Joshua Salomon 和 Alyssa Bilinski 计算出，当社区达到 CDC 建议的阈值时，他们将走上每百万人每天至少 死亡3 人的道路，这相当于全国每天有 1000 人死亡。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警告灯点起来太晚的话，将无法预防这些死亡。所罗门在推特上说：“白宫和疾控中心在呼吁加强公共卫生保护措施之前，愿意接受这样的死亡率水平，这简直令人心碎。”
如果每天 1000 人死亡是不可接受的，那么阈值是多少？最极端的答案，一个也没有，是不切实际的，因为 COVID 早已过了可以根除的地步，而且所有干预措施都至少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些人建议我们应该考虑将其他死亡原因，例如每年 大概39,000 人死于车祸，或 12,000 至 52,000 人死于流感，作为社会准备容忍的基线。但这个论点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即我们接受这些死亡是确知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哪种原因，是不是有可能减少这样的死亡。过去两年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的措施成功地减少了成年人死于流感的人数，而且几乎消除了儿童死于流感的人数。我们对这些死亡接受，从未考虑过替代方案。 “我什么时候被允许作出选择，是愿意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你生病时被期待继续坚持工作，还是这个社会致力于减少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社会学家瑞格利菲尔德对我说。
即使潜在的好处很明显，也没有通用的算法可以平衡政策对社会的破坏与可挽救的生命数量。相反，我们对预防死亡的态度与死亡的可能性和我们的关心程度相关联。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索纳利·拉詹 (Sonali Rajan) 在推特上说，每年约有 40,000 名美国人死于枪支，但“我们没有阻止这些死亡，而是把我们组织在枪支暴力的不可避免性上”。
正如 Rajan 所说，对 COVID 做同样的事情，意味着过早地屈服于要来的病原体。在这场大流行中被忽视的不平等将引发下一场新的不平等。但我们不必这样做。改善工作场所、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的通风将防止死于 COVID 和其他靠空气传播的病毒，包括流感。带薪病假可以让工人在不危及生计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的同事。公平获得抗病毒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可以帮助那些无法通过疫苗接种得到保护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全民医疗保健将帮助最贫穷的人，他们仍然承受着最大的感染风险。在极端封锁和无所作为之间存在着多种选择，当新的变种或病毒不可避免地出现时，这些选择将挽救生命。
这种变化其实很受欢迎。布里斯托大学的斯蒂芬·莱万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展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样本，有两种可能的后 COVID 未来，一个强调经济复苏的“恢复正常”的选项，和一个旨在减少不平等的“重建得更好”的选项。他发现大多数人更喜欢更进步的未来，但这种人往往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更喜欢回归正常。因此，他们也认为“那种未来”更有可能。这种现象，人们认为普遍观点是少数观点，反之亦然，被称为多元无知。莱万多夫斯基告诉我，这经常是由于政客和媒体的积极歪曲而发生的。 例如，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虽然50% 的美国人赞成戴口罩，只有 28% 的人反对，但结果却是支持戴口罩的人数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倾向于调整到他们认为的大多数人的方向上，”莱万多夫斯基告诉我。通过错误地假设其他人都想回到以前的现状，我们排除了创造更好未来的可能性。
还有时间。记者史蒂文·斯拉舍尔指出，新的艾滋病纪念活动现在才开始出现，而这是在艾滋病大流行很久之后。 COVID同样将会持续存在，估算其成本的机会，以及使我们的社会抵御类似威胁的机会，也将持续存在。眼下，美国正朝着下一次大流行疾驰而去，并没有吸取过去两年的教训，更不用说上个世纪的了。但社会学家瑞格利-菲尔德告诉我，她从过去的大型社会运动中受到鼓舞，在这些运动中，起初似乎不可能的成就的平等目标最终实现了。她说：“根据我们在特定某个时刻的经历，来推断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我们真的做的很差劲。” “没有什么重大的对健康很重要的事是来得很快或很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