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请进来！请进来！不，不用担心。这里很脏的——不用担心，请进来！”
吴主任有天晚上过来看望我们，他在门外准备要脱掉脚上的鞋子，我们硬是把他从门口拽了进来。尽管他块头不大，但是他身体很硬朗，他使出浑身力气，想要从我们手中挣脱开来。
“啊！”他说道，转身进了我们的公寓，来到会客厅，用手指着地毯，脸上像是画了个大大的问号，看着自己脚上穿的鞋。在中国，地毯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外国人才可以穿着鞋在上面走。
“没关系的，吴主任，”马里傲说道，硬把他从门口推进屋里，然后强行把他按到座位上。
“来杯茶，吴主任？”我提议道。大部分中国人从不肯主动提议，而是“哐”一声直接把一杯茶水放到你面前。但是在英国，主动邀请人喝茶是开始谈话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这个习惯我一直没有戒掉。
“不，谢谢你，”他说道，随后我走出客厅，给他端了杯茶，我把茶放到他面前。
他推到一边。“不，谢谢你。”
我把茶又推给他。他强行推回来，在这个小小的相互推让过程中，一些茶水撒到了桌面上。我把茶推了回去，这次茶杯呆在那里没动。基本礼数到此为止，现在可以开始谈正事了。
“吴主任，来寒舍有何贵干？需要我们为您做些什么吗？”
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别之处，但是中国又比大部分国家有更多的特别之处。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难适应的习俗，那就是只要房门开着，就等同于从屋里对外发出邀请——只要我的房门开着，中国人就可以不请自到。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了不产生冒犯之意，我们只好再劝说那些不请自来的访客出去。按照西方的习惯，你站在自家门口和人们说话，而不把他们让到屋里，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失礼，以至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可能会导致很多误解。在家门口和那些确实不受欢迎的访客站在一起，毫不夸张地说，我常常会因为他们强行要进屋而被搞到手足无措。
使用体力处理事情是在中国生活中最难拿捏的其中一项。使用筷子的礼仪与学习礼貌地使用体力处理事情没有可比性，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反正我是不喜欢，使用体力来处理事情在中国被视为正常行为。如果有人在某个决定上犹犹豫豫，你就可以把手按到他身上，替他决定，简直可以说是强迫他听从你的决定。他如果做出任何挣扎，那只是出于礼貌客气，如果他执意坚持，你就再用力把他按住。
这听起来有点意思，这种技巧一旦掌握，有时候还真地奏效。但是对于西方人而言，陌生人对他们有身体接触就会感到不舒服，大部分西方人都会这样，没有比使用体力更会让人感到惊讶了。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是我和马里傲刚到运城时邀请几位学生参加“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的茶话会。我们的学生——全部都是在职进修的成人学生——到场后，我们准备了一些坚果和饼干，放在几个碗里。我请他们不用客气，自己可以随便去拿。我们在此之前已经了解到，中国人从来不会自己主动去拿任何东西——这在他们看来是不懂礼节的表现。相反，这就需要主人来积极鼓励、连哄带骗、威胁恐吓。如果这些都没有用，主人就得强行把吃的送到客人嘴里。而客人出于表示客气，必须拒绝主人提供的所有东西。
看到如果不劝说的话，大家都不会去拿吃的喝的。于是我端着一碗花生，站起身来，准备竭尽全力劝我的学生们大吃一顿。
“黑优先生，请坐下，”其中一位名叫康杰的学生说道。我没有听他的建议，他就走过来，双手按到我的肩膀上，轻轻地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很有力地一按，把我按回到了座位。我惊愕万分，他竟然强行把我的手指从碗上扒开，然后把碗放回到茶几上，我当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的不知所措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除了马里傲之外。看到我没能成功，他决定步我后尘。他拿起碗，站起来要给大家散吃的。他的两膝还来得及完全站直，康杰走了过来，双手按到马里傲的肩膀，把他也按回到了座位。
就是这样完全一个陌生人，在你自己的家里，把你就这么重重地按回到座位，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告诫我自己说，你目前在一个新的国家，有新的规矩。这些规矩适用于中国人，就好比西方规矩适用于我们一样。
但是甚至我提前预料会被甩到一边时，却从来没有不令我感到苦恼。上公园买门票，我去付钱，我的手却被一位女生强行无礼地推到一边，而那个女生身量只有我的一半，她却主动走上前替我付钱；乘坐小汽车就更是如此，我身后的推力几乎可以把我送到另一边的车窗户。为了谁该提行李包裹，我和我的中国朋友有过无数次的争抢。但是每次我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且还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败的。每次我在这种困惑不解的状态中，我提醒自己，下次我要使用我认为比这次更多的礼貌力气才行。
为了搞定一名汉语老师，我们确实是费了一番工夫。大多数中国老师没有教外国学生的经验，这种技巧对于四海为家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第一位汉语老师只是想教我们唱中文儿歌——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其中的原因。她带我们去了一个高级卡拉OK厅，参加了一个可怕的晚会。晚会上他们逼着我用中文演唱“三只瞎耗子”。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怪诞的天才儿童，像只猴子为取悦她的丈夫和她的朋友们而表演。那是我在中国感到最丢人的一次经历，但至少当时我早早结束了表演。那首歌一直唱啊唱，直到最后我走下舞台，有人给我献了一束假花。我想一束劣质假花算是给我刚才所遭的经历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是对我最大的伤害还远不至此——五分钟后，那束花立刻从我手中被人拿走，递给了刚刚唱完歌的下一个人，这又是那种老掉牙的小把戏——“面子”。
当那位老师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去监督学生实习时，我们感到没有了她，我们真是无比轻松——但是我们没有汉语老师了。接着有一位临时顶替老师，教了我们几个星期，然后去河南结婚了——随后学校把我们交给我另一位老师——王群霞。
我当时正在老年活动中心打乒乓球。老年活动中心并不一定是为老年人设立，其实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其中摆了一张乒乓球台、几张普通桌椅和一副象棋。老年人在那儿下象棋，其他人打乒乓球。我被人叫过去，把我介绍给群霞。她个子很高，长相难看，眼镜用透明胶带粘在一起，一边高一边低，一口氟斑牙。她看上去像是一个火车计数员，但她一直是我们离开运城之前那段时间里的汉语老师。
群霞开始教我们汉语时二十四岁。她住在学校，他父亲是中文系的讲师。作为一名学校老师的孩子，她有很好的“关系”——中文系毕业后，她留校在学校其中一个部门当助理。她在学校学了七年英语，但是她的英语非常有限。她对她的这份新工作非常认真，为了教好我们，她学了一个英文单词“Wrong”（错了）。她时常会对我们用这个词，很严厉，每个星期给我们进行测验。如果她觉得我们学习不够用功，她就用她所学的不够标准的英文单词对我们说“Rrrong”，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Rr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