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曾刊于《名作欣赏》经授权转载
《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当我们将小说和“讲故事”进行联姻时，往往会在其中发现民间传奇、乡野传说的影子，民间的叙事资源一旦进入到小说这一文体中，无疑可以为小说提供更为丰富的肌理。这里说的“民间”，在小说故事的聚焦视域中，具体指向对乡村伦理和现代秩序冲突及矛盾的书写。以雷默的作品为例，《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中所讲述的故事，从时间跨度上来看，经历了“文革”后期到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时代，从空间范畴来看，既以乡镇为故事展开的舞台，又无时无刻不关注城市的人情世事。《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共收录了短篇小说十四篇，其中《告密》《光芒》《奔跑》《我们的叛徒》《药》《鸡蛋》《妹妹》《三七市》等可视作“乡村/镇”系列，这一系列书写底层、边缘人的苦难、秘密以及欲望等，其人物关系往往集中在一个家庭中，以父子、母子、夫妻关系为人物伦理关系的枢纽，故事发生地也离不开乡村熟人社会；另一部分小说如《唉，秘密》《信》《气味》《盲人图书馆》《芝兰桥轶事》《殿堂里灯火通明》则可以视为“城市”系列，这一系列相对上述一部分小说，或可称之为“陌生人”的故事。有趣的地方在于，不管我们以怎样的形式和标准来区分雷默的小说，都可以从中看到，雷默在写作这批小说时，都运用了娴熟的叙事技巧。他的叙事或离奇、或诡异或悲壮，都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剧烈转型息息相关。阅读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小说，我们会慨叹雷默小说题材的丰富多姿，也会惊讶于当代社会纷繁的世相。这或许和雷默的敏锐触觉有关，他对社会问题的捕捉到位，无疑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快与慢：现代秩序的闯入与时代的嬗变
在雷默的短篇小说《光芒》中，张乐的父亲醉酒后死于火车的碾压，张乐为了祭奠和安抚父亲的亡灵，试图借他人的葬礼将父亲死前落在家中的眼镜捎给他。张乐父亲的“疯狂”，肇始于他对火车进入村庄这一现代性事物的抵抗。“几年前，高架桥通进了村子。再后来火车就来了，从他们的屋顶上缓缓开过……那列从他们头顶开过的火车万一哪天脱轨了，村子就被撕烂了。虽然担心的事一直没发生，但到了夜晚，火车轮轨摩擦的声音还是很揪心，谁喜欢火车从梦中开进开出呢？”高架桥、火车这些现代交通方式，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进入封闭的乡村社会。张乐父亲作为一个对抗者，试图和火车“理论”：“我不会让它再叫下去！我要让它停下来！”这样一个“疯人”形象，恰似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以疯狂举措对抗理性、科技和现代秩序。但这并非小说的核心所在，雷默小说的闪光之处，在于对父子关系入木三分的刻画，在于对乡村殡葬仪式的“还魂”。张乐的父亲视力极差，为了“孝道”，张乐竟然在父亲生前好友陈老汉的葬礼上要求“捎带”眼镜给父亲，如此荒诞的想法，自然遭到陈老汉家人的反对。此路不通，张乐在意识混乱之中，竟戴起父亲的眼镜，这是小说中极为精彩的一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戴上这幅眼镜后，张乐仿佛看到了他爹，过上了他爹的生活。虽然从眼镜里望出去，外面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但却异常的光亮，那些光芒仿佛经过了聚焦，都集中在了他的瞳孔里。”张乐相信“轮回”的身后世界，相信冥府的存在，在父亲死后，他陷入神智不清醒的状态，从戴上眼镜这个象征性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父子伦理的继承。这其中，“抵抗”是一个绝对性的姿态，只不过张乐的父亲以死亡完成了抵抗，而张乐在追赶火车时被大伯拉了回来，避免了重蹈父亲死亡的覆辙。这也意味着，小说的结局，张乐作为一个个体，或多或少替代父亲与现代性进程达成了和解。
在《奔跑》中，钟表匠浩明和修鞋匠马良同病相怜（腿脚有毛病），作为两个固守在乡村社会（在雷默的小说中，“三七市”是这一现代乡土社会的隐喻）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也和现代事物的进入休戚相关。从文本所暗示的信息（万元户、自行车灯）来看，小说所叙之事发生在1970年代末，正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即将席卷中国的时代。从弹棉花到修理自行车，修鞋匠马良始终被“奔跑”所迷恋，奔跑意味着速度，也意味着正常人的生活形态，被剥夺了健全人奔跑权利的马良，只能借助自行车来完成这一梦想。他的实践精神与出谋划策的浩明极为不同，二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浩明的下身萎缩，只能整日待在“鸟笼”一般的店铺里，而浩明高低脚，他对自行车的“恋物癖”既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求，也和内心深处隐秘的欲望挂钩，自行车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否有资格娶妻生子的物质载体。如果说浩明对现代事物的保守主义是被身体缺陷所导致的，马良对现代性事物的热烈拥抱，则是一种精神性的追求。小说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将人生况味与悲剧戏剧性地呈现出来：在自行车已经成为普罗大众所能轻易拥有的交通工具时，作为先行者的马良，却因一次事故，永远告别了“奔跑”，回到和浩明一样的悲惨境遇中。
在另一个短篇《信》中，借由“我”给年迈画家写信的故事，小说对现代性、对网络媒体的“快速”时代提出了质疑和反思。画家耳聋，必须借助文字的方式才能与人沟通。通信三年之后，“我”得知画家去世了，这段回到前信息时代的故事也就终结了。“田老走了，我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在他那个时代里，我们对远方是有距离的，所有未知是可以寻找的，思念也无时不刻在发生着，衍变成了乡愁、爱情等等。而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和《光芒》、《奔跑》一样，《信》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样本，小说家将小说作为透视镜，聚焦时代，并将时代牢牢地钉紧在舞台的中心。由此可见，雷默的小说是关注当下的，凭借艺术的形式来反思社会发展进程的快与慢，同时也抒发了对一个逝去时代的哀悼。
远与近：陌生人、秘密及欲望的伦理书写
同样发生在乡村，《告密》和《药》却不像《奔跑》《光芒》《信》等对现代性和时代变迁提出叩问和反思，这两篇小说和《气味》《盲人图书馆》《殿堂里灯火通明》等，聚焦的是人心的远与近。在《告密》中，两代人的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国光和“我”的关系，是父辈关系的一种畸形的继承。我受国光的欺负，被同学误认为向老师打小报告，成了一个“告密者”，国光怂恿同学对“我”进行孤立，而父亲为了给“我”出头，向他和国光父亲共同的老师告状。在小说的结尾，处罚了国光的邱老师受到了“报复”，凶神恶煞的国光父亲将尖刀刺向了年轻的邱老师。国光本就是单亲家庭，父亲犯了罪被抓，他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儿。小说在这对后辈人的相遇中走向结束——国光的叔叔要接他到外地去住，“世世代代的仇怨已经结下了，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从隔阂到和解，“我”和国光都经历了“孤独”，国光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但在小说呈现的时代氛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个体和集体之间的撕裂，世道人心的冷暖，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了一个死循环，唯有逃离和远走才能解开仇恨的死结；在《气味》中，年轻人伍毛对素不相识的张妮一见钟情，他想方设法接近张妮，最后向她告白，不料张妮却被吓坏了，情急之下报了警。在这个普通的“告白”故事背后，潜藏着的是城市的拆迁问题：张妮所住的房子，外婆姜老太是巷子里最牛的“钉子户”。小说巧合的地方在于，外甥女张妮因受到伍毛的“骚扰”，姜老太最终同意搬迁。雷默借了警察办案的“侦探模式”，一点点揭开故事背后的秘密，通过伍毛和张妮这对“陌生人”之间的摩擦，道出了当下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对人心和自由的钳制与扼杀。小说中的伍毛被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所吸引，也被这股气味所困扰，这个年轻人和《告密》中的“我”一样受到了同事的孤立与排斥，他最终在偶然情况下得到“救赎”：伍毛路过教堂，在唱诗班的宗教氛围中，他的精神困境得到了治愈。也因此，小说在平实的叙述中有了一丝诗意的飞升。雷默善于挖掘和呈现普通人、边缘人的故事，这点在《盲人图书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在图书馆上班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个盲人。受好奇心驱使，“我”接近盲人，盲人深受感动，向“我”吐露心声，道出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后来我受盲人邀请到他家中，才得知其奶奶患有老人痴呆症，他和奶奶相依为命。盲人遭遇的父母离异，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在这方面，《盲人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范本；同样是书写父母离异的题材，《殿堂里灯火通明》则借助一桩婚礼的筹备和进行，让女儿和十三年未见的母亲重逢。如此家庭伦理故事，如果不是依靠细节的谨慎处理和情感的克制，很容易沦为庸俗的家长里短。女儿和离家多年的母亲之间，从疏远、陌生到情感的交融和靠近，正是小说聚焦的对象。这一叙事模式，在小说集的末篇《药》中也同样起到了更为动人的叙事效果。药铺的后生叶南和从事性工作的年轻女郎之间相濡以沫的故事，令人联想到古代才子佳人的传奇经历，然而，雷默小说的初衷并不在于此。他写《药》，写的是个人在集体道德伦理的压制下怜悯生命的悲壮。得了重病的女郎失去了“经营”的资本，生活和家庭的重负又压得她无法喘息。叶南出于同情和爱慕，不顾孤镇众人的流言蜚语，坚持照顾女郎直到最后。两个相爱的人因为好感而疏离，又因为爱慕而走到一起，现实却告诉他们，再也不能相爱，这中间有一种绵密而深切的哀愁。我们知道，小说职能之一，就在于作家可以借助这一文体对人类的精神状态进行“同情的理解”。雷默化身后生叶南，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缝隙中卑微的生命，也谱写了一曲人道主义的颂歌。
以上分析的几个小说，都试图讲述陌生人之间的相遇、隔阂和理解。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讲述陌生人的故事，对当代作家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也是每个小说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陌生人作为他者进入到小说的虚构中，往往会面临一个叙事伦理问题，如何让叙述人和叙述对象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如何确保所讲故事的“真实性”？小说对现实的摹仿，往往取决多方面元素的角力。尤其在当代社会，交通、科技、信息媒介的发达，一方面拉近了人类的物理距离，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人心的精神距离。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相比诗歌和散文等体裁，更能够在虚构和现实之间搭建起桥梁。从这一点来看，雷默的小说游走在现实和虚构之间，保持了一种暧昧而模糊的距离，而这距离，恰好是讲好中国故事所必备的。
深与浅：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
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到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从鲁迅的《故乡》到汪曾祺的《受戒》，书写普通人的情感和遭遇、平凡与苦痛，既是作家进入文学的一条羊肠小道，也是作家得以忝列小说殿堂的通途。雷默的小说即使无意汇入这一传统，也不得不被纳入到这一传统中来加以讨论。讲故事的方式有千万种，但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只能找到最恰切的一种讲述方式，这里涉及到的更为核心的问题是，现实当以何种方式进入虚构？虚构是否是讲述中国故事最为恰当的方式？当然，反驳者会举出“非虚构”（non-fiction）来驳斥，认为非虚构才更有资格切中我们时代复杂多变的症候。但我们理应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非虚构更倾向于呈现某种或多种现象，即关注“怎么样？”，而虚构如小说者，则更侧重于思考“为什么？”在围绕《望春风》所进行的长篇访谈中，小说家格非强调了一个观点，即“文学没有固定反对的对象”。当我们将现实当做固定不变的反映和揭露对象时，往往会丧失了分寸感。换言之，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文学这一把枪，在瞄准“现实”这一不断移动的靶心时，势必挂一漏万。
以雷默的短篇小说为例，不管是收录在《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中的作品，还是最新发表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3期的《深蓝》，都彰显了雷默讲述中国故事的野心。《深蓝》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海员视角，刻画了出海捕鱼者的群像。从中国到智利钓鱿鱼的漫长旅途中，“捕鱼”只用了很少的笔墨，雷默把焦点放在了王武和“我”这对情同父子的人物关系上，小说结尾，王武为了救落水的“我”，牺牲了自己，“我”捧起“年轻的”王武遗像（实则是王武孩子的遗像）给死者带来了最后的安慰。和《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中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深蓝》将故事的空间放在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变动不居的大海之中，在一艘不断移动的大船上，面对狂风巨浪，众人的性命卑微如同蝼蚁，深蓝是一种极度忧郁的色彩，雷默在小说中像一个迷恋颜色的画家，对人与自然，生与死的书写充满了诗意和不确定性，大量的留白让小说变得疏密有间，自成意境。
雷默的小说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从他现阶段的创作来看，作品大多聚焦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发生在牡江芝兰桥上的小偷被众人打死的“轶事”（《芝兰桥轶事》），还是《唉，秘密》中年轻人因嫖娼被抓而背负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的“秘密”，抑或是发生在“三七市”的父母离异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三七市》）和童养媳事件（《妹妹》），雷默的目光始终关切着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尤其是《三七市》，从孩子的视角，对贞节牌坊为代表的传统三纲五常和封建道德伦理提出了批判。“我现在知道了，它叫贞洁牌坊，在那里立了几百年了。站在耸立着的大门下面，我仿佛感到自己成了一只蚂蚁，可是我很想从它的石基下咬下一块，看着它轰然倒地。”雷默还没有写出属于自己的长篇小说，他被改编成电影的《追火车的人》是一部中篇，在此，我们不妨将雷默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看成是他通向更为纯熟创作的过渡期和实验阶段。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艰巨的挑战中，雷默为读者贡献出了自己独特的叙事声音。
文章作者林培源简介：
青年作家，1987年生，广东汕头人，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曾获2007年、2008年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多篇作品发表于《花城》《山花》《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广州文艺》《文艺风赏》《作品》《西湖》《创作与评论》等文学刊物，已出版短篇小说集《钻石与灰烬》（2014）《第三条河岸》（2013）等六部作品，最新长篇小说《以父之名》2016年1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雷默简介：
生于1979年10月，浙江诸暨人，现居宁波。在《收获》《十月》《花城》《人民文学》《作家》《江南》等刊发表小说七十余万字，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转载，并入选年度选本，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被改编成电影，获2015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黑暗来临》《气味》《追火车的人》，《雷默短篇小说自选集》在美国出版。
美国南方出版社简介：
“圆作者一个梦想，助作者美国出书”是美国南方出版社（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网站http://www.dwpcbooks.com）的出版宗旨。美国南方出版社2006年在美国Alabama州注册成立，多年来为诸多作者出版图书书，销售不断攀升，是美国出版界的后起之秀，现正逐渐为各界熟悉。
美国南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通过自己的网上书店，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諾書店（Barnes& Noble），以及亚马逊（Amazon）等网上和实体书店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美国国会及各大地方图书馆均有收藏，美国南方出版社成功地把很多作者推向了更大更纷繁的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