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乔生｜朱大可印象

 

　　大可的主要理论著作是《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他做学问，充满了奇思妙想，与大学里的大多数人做学问不同，他把学问做得像诗一样。他打破了学问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建立自己的构架，在他的园地中，诗和学问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下面那段话，浓缩地表达了他对“人民”这名词的见解：

　　人民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正是它构成了潮流的主体。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温顺可爱的绵羊，但却在某些非常时期突然转向了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转向反抗暴政的巨大勇气。这种反叛激情是与参与者的人数成正比的。人民在这个限度内改造着历史，企图把它引向世界正义的新秩序。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人类记忆中最明亮的书页。　　　　

 

　　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他们写作是一只眼睛瞄着殿堂，瞄着晋升的仕途，想着在官方文学史上留名，想着多得俸禄，这些是他们的动力，也果然取得了成功。这样的作家我们没有少见。而另有少数作家，他们所有的追求和努力，不在上所之希冀，而是为了思想本身的价值，为了文学本身的纯粹。他们活跃在民间，潜伏在民间，也矢志在民间，朱大可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我以为，大可文章就可贵在有思想主导，表述独特的见地。如果没有思想主导，任你什么样的才华，都无法写出那般文字，而惟有犀利、独特的思想，又辅之以朝霞般的才气，才可能写出大可的绚烂文章！

　　看看大可对中国建筑的分析：

　　这种时间算术几千年来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灵魂。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的遗产感到恐惧。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本质，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毁灭之上。正是这种“项羽逻辑”导致了中国历代建筑的彻底覆没。在某种意义上，被拆毁就是中国建筑的命运。而我们至今仍在接受这种叙事逻辑的统治。

　　我觉得，除了思想之外，大可的行文有一种特殊的句式，字与字、词与词的搭配有他自己的特点，很容易辨出，这是文字老到的体现。可以举书法的例子，你拿一些古帖给我看，蒙上作者的名字，我一眼就能认出，是王羲之、颜真卿、怀素、黄山谷、米芾写的，还是欧阳询、柳公权、张旭、王铎、傅山、董其昌写的。我相信许多熟稔书法的人都能做到。说实话，我觉得大可的文字组合有独具匠心的创造，很好辨认，不会混淆于他人。请看下面对上海外滩独特的“情欲”描写：

　　我已经说过，上海的旧式情欲带包括南京路、淮海路和衡山路等等。而外滩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它的在情欲地理学上的显著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和黄浦江的亲昵关系。文革时期，它的长达一公里的丑陋的水泥栏杆边，曾经站满了上千队喃喃对语的情侣。他们彼此摩肩擦踵，犹如一个漫长的爱情链索，整齐地排列在发臭的黄浦江水岸，从外滩公园一直延伸到气象信号台。

　　1968年，民兵组织“文攻武卫”经常在上海外滩围剿谈情说爱者。他们成批地逮捕恋人们，用卡车带往革命委员会总部。执法者挥动军用皮带对他们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待“黄色下流”的“罪行”。情侣们的惨叫和外滩的东方红钟声遥相呼应，俨然是对后者的一种神经性回声。

 

　　大可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大概属于大气晚成。就是说，他在思想裂变和艺术爆发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成长期，这与我心有戚戚焉。这怎么说呢？实话讲，我从1969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以来，到我退休时为止，我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我总觉得写写而已，不足为训。然而，等我到了64岁，突然醒悟，仿佛一觉醒来，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主要是思想价值），好像换了一个人。我定了一个十年的写作计划，内容庞杂，现在已完成大半。虽然其中小说的发表不尽如人意，但文字是留下了。我敢肯定，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历史的原因，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还在干应该年轻人干的事情，这大概也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景象吧。

　　《东观汉记·明德马皇后》中说：“穰岁之后，惟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

　　而大可和我都不安静，无法悠闲地含饴弄孙。虽然我也在享天伦之乐，但我们都有孽债在身，都被命运和性格中的某些因子鞭策。我想，大可和他父亲肌肤相触时的真挚交流，和那个叫“老俞头”的女孩儿的梦幻往事，都是因子，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我们还要折腾一阵子！

最后讲我们交往的一件轶事了，蛮有意思。

　　大概是1992年，我们是在大可的陕西路上的家见面的。他父亲过世后，母亲为了离开使她无比伤心的旧居，费了很大功夫，换了房子。关于这个新家，他有一段文字，我摘录于下：

　　一座独立的三层洋房，殖民地新古典主义风格，拥有罗马式的外立柱和旋转式楼梯。新家位于二楼东侧，主体为一个大间，约２２平米，加上８平米的朝南室内阳台，一个储藏室改的５平米饭厅，一个４平米卫生间，总共３９平方米，房租２５元，比原先的还贵了一块钱。但母亲必须为此支付高昂的租金，她的退休金仅有７０元，在付掉２５元之后，只剩下４５元。

　　清清楚楚，一笔不苟。我很少这么做，我的老家主卧多少平方，客厅多少平方，我住的房间多少平方，我从来不甚清楚，也没有记下来，记的是大概数。这反映了大可的一部分性格。

　　我记得这新房，内墙很高，很气派，在上海属于好房子。就在这房子里，他把新书送给我，我把近期发表的七八个中篇小说交给他。那次见面挺简单。二个月后，他寄来文章，是对我中篇小说的评论。那时没用电脑，是纸质的。我带着欣喜的心情，急迫地读完，一时心情十分复杂，怎么说呢？他的不少见解都很独特，发人之所未发，但是，也尖锐，尤其是说到我的几篇小说中都有一个情结：乱伦；虽然有时并没有确定的行为描写，但这种乱伦更多是潜意识，在字里行间弥漫。我不免有些尴尬，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别的批评家也没有这么说过。那么，我的创作潜意识中，是不是有乱伦意识呢？我无法回答。

　　我沉默了几天，想过来了，我的小说发表出来，就是交给批评家和读者了，怎么解读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解读，必定带着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我手中的稿子就是大可的解读，是他带创造性的解读，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写信对大可表示感谢，随即把稿子寄给一家评论杂志社的一个编辑。

　　那是经济大潮起来的年代，社会在急速地转型，那个编辑粗粗地看了，觉得不适合他们刊物，他自己也在匆匆转型。他说寄还我了，可我始终没有收到，这事就没有下文了。

　　在写我小说的众多评论中，这是唯一一篇没有付梓的文章。

　　岁月荏苒，一直到2019年，忽然收到大可的微信，传的是照片，拍的是八张格子纸，用蓝水钢笔写的字，字体峻峭洒脱，我眼前一亮，哦，原来就是那篇评论文章的底稿。大可说，他收拾陈年杂物，居然发现这个了！就拍照给我。我猛然醒悟，就像树上悬挂着青苹果一样，他心里还一直悬挂着此事呢。我又读了多遍，尘封多年，此刻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恍然意识到，大可说的情结其实存在，当时就他说破了。

　　我把底稿打成电子稿，交给南京大学的教授丁帆先生，丁先生成人之美，在他主编的《扬子江评论》上发表了。

　　掐指算来，已经27年！算一件值得纪念的轶事。

 

 

 

 

 

　　　　　　朱大可近照

 

　　朱大可，文化学者、文化批评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专著《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文集《燃烧的迷津》《孤独的大多数》，小说《古事记》《六异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