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
注：这是我为母校校长和老师写的纪念文章。这是上部分。谢校长前排右起第九人
—-怀念谢亚德校长和董世景老师
清明时节，细雨绵绵，院子里的竹林都笼罩在一片白色的雾气之中。打开手机，却传来了谢亚德校长和董世景老师相继去世的消息。谢校长和董老师都是我的长辈，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其实应该叫他们“伯伯”的。望着窗外的蒙蒙小雨，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难过。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三中校园里。
谢校长
我第一次见到谢伯伯，大约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读小学一年级暑假的时候。现在算起来，都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天上，照在身上火辣辣的；地面上是热浪滚滚。四宿舍老师家养的鸡都躲在了阴凉的地方，就连平时活蹦乱跳我的小狗“小灰”，都无精打采地趴在树荫下的青石板上，伸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不过，再热的天气也挡不住我们小伙伴去外面玩耍呀。我们跑到院子后面的梨树林里面，捉迷藏、摘果子，一会就玩得满头大汗。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我和院子里的一个孩子打闹了起来。我踢了他一下，他一拳打在了我的左胸上。
“哎呀！”我疼得大叫一声—可能是因为那年夏天太热了，或者是因为爸爸那段时间里老给我们做炒米饭吃而上了火，我的左胸上长了一个大疖子，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一碰就痛，何况他这么猛的一拳下去。低头一看，疖子居然破了，开始流出脓水来了。
“快回家去，让爸爸帮你清理一下。”哥哥提醒我。我就连忙跑回四宿舍的家中。爸爸一看，就拿出一团草纸给我擦了起来。
我光着膀子，就站在外屋中间；爸爸弯着腰，一边给那这个已经破了的大疖子擦着脓水，一边和坐在旁边的人说着话。我这才注意到，家里来了一位伯伯。他中等个子，头发黑黑的，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衣，戴着一副眼镜，脚下一双皮凉鞋，正微笑地打量着我。
“谢主任，这件事，我考虑考虑，还要向朱书记汇报一下。”爸爸手里处理着我的大疖子，抬头对着那位伯伯说。
“不急不急，老江。”那位谢主任温和沉稳地说。
过了好一会，疖子里面的脓水终于流完了，大疖子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皮，用手碰一碰，一点都不痛了。大疖子就这样神奇般地消失了。
一直坐着的谢主任这才站了起来，
“老江，那你再和朱书记请示一下。我这就告辞了。”他微笑地和爸爸握了握手，然后，弯下身询问我，
“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刚才痛不痛啊？”
“我八岁了，叫小涵。刚才不怎么痛。”看着这位温和的伯伯，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
“快叫谢伯伯。”爸爸在旁边催促说。
“谢伯伯好！”我仰头叫着。
“这孩子不错。”谢伯伯笑了一笑，然后，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过了几年，听说教育学校要调一位主任来三中当党支部书记，接替已经荣升教育局局长的朱书记。等这位新书记来到后，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谢伯伯吗？
谢伯伯那时变得更加沉稳。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但仍然梳得一丝不苟，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夏天，就穿着白衬衣；天气凉快些，他就穿上中山装，系紧着风纪扣。他常常满脸严肃，背着手在校园里走着。
“谢书记早。”大家见了他，都尊重地打招呼。
“早。王老师，你过会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商量一下今年高考的准备工作。” 他一边走着，一边谈着工作。
我那时已经读初三了。见到谢伯伯，我正犹豫着，是应该叫他“谢书记”，还是“谢伯伯” 呢? 谢书记却认出我来了，微笑着说，
“这不是江老师家的小涵吗？都这么大了？读初三了？”
“谢书记早。”我连忙叫他。
“早。你还是叫我‘谢伯伯’吧。”他笑着说。
没过多久，谢书记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八十年代中期，开大会都在小操场土台的平地上。记得那次开会，他向大家郑重地介绍了一位高年级的学生，
“李革同学，身患重病，却刻苦学习，追求进步，大家要向他好好学习。”谢书记认真地说。
一个高瘦的男生，拄着拐杖，一条裤腿空荡荡的走上了主席台。他先向大家敬一个礼，然后坐了下来，大声讲起话来。
“这就是李革。是邮电局的子弟。”
“听说得了骨癌。还截肢了。真不容易。”
李革同学在上面讲话，我们这些顽皮的初中生就在下面窃窃私语起来。
后来，李革身患重病却积极进取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赣南日报，江西日报, 最后连中国青年报都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广播电视台也跟着报道了。李革后来还装上了假肢，在校园里走着。大家都很尊重他。
可到后来，李革同学还是不幸去世了。
那也是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谢书记站了起来，沉痛地宣布，
“李革同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
说完，他难过地垂下头来。大家都把头低下下去。
后来，谢书记又发现了一个好典型，就培养他进步。那位同学也很争气，在高中毕业前就成为了预备党员，还被一所名牌大学给录取了。
八十年代的三中还是很朝气勃勃的。大多数老师都甘于清贫，认真负责，学生们也努力学习；在各项活动、学科竞赛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历届高考中，成绩更是辉煌，以至于社会上有了 “1+4
后来学校里开始搞校长负责制，来了个新校长。后来，那位校长调走了，谢书记就兼任起校长来。
有段时间，谢书记还常常来找爸爸，和他谈心，大概是希望发展他入党吧。
“老江，你业务这么好，应该追求更大的进步嘛。加入了组织，就能为学校、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了。”谢书记这么劝说着。
“谢谢你，谢书记。”爸爸很感谢这种知遇之恩的。估计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有领导来发展他吧。后来，爸爸还是对文革心有余悸，犹豫不决，不想参与政治，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八九年的时候，我已经读高三了。正在我们紧张地准备高考的时候，传来了一些闹事的消息，社会开始动荡不安起来。广播电视里反复播放着一些新闻。每当这个时候，谢校长就站在土台上，忧心忡忡地听着广播。
“不能这样下去了，要安定团结啊。”他皱着眉头，对周围的人说。
“谢校长，外面有很多说法，很混乱的。”有人这么说。
“我们学校里千万不要乱，一定要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高考。”谢校长很认真地说。
有一天，我们正在课堂里学习，突然校园外面一片大乱，人声喧哗。我们跑到校门口一看：好家伙，青年路上人山人海，各色旗帜标语满天飞扬。好些冶院、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就站在三中门口，大声呼喊着：
“三中的老师同学们，快出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南门口。”
“去南门口？”好几个同学心痒痒的，就想走出校门去。
“都回来，都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谢校长也来到了校门口。他身穿蓝黑色的中山装，脸色异常严肃。
那几位同学停了下来，低着头走了回来。谢校长拉住铁制的大校门，和传达室的范师傅一起，“哗”的一声，把校门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快回到教室里去！”谢校长站在校门后面，满头白发，神态威严。我们就都听话地回到了教室里。
高考结束后，学校组织大家去青年路和文清路交叉口的人民电影院看电影。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影却是说一个变态的男青年乱杀人的故事。
我正好坐在谢校长的旁边，只听见他不停地摇头叹息，
“这样的电影，真会教坏我们的孩子们啊。”
我考到外地去后，每次回三中家里来，遇见了谢伯伯，他总是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
“小涵，不管社会怎么样地变化，我们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放心吧，谢伯伯。”我敷衍道。
后来，据说谢校长退下来了;听人说，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我想，我是理解他的心情的。那时，社会风气已经和八十年代完全不同了，一切向钱看，人心也变了许多。安于清贫、安心教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像谢伯伯这么严肃认真的老人，肯定是很看不惯的吧。
我出国后，很想念祖国和家乡。一拿到绿卡，我就和妻子带着当时出生还没多久的俊俊回家乡来探亲。俊俊却在路上生病了，一到三中校园父母家里，就发起烧来，把我和妻子急得够呛。只能一趟趟地往医院里跑，让医生治疗、打吊针。那次探亲，每天都忙着去医院了，很多长辈和老师都没来得及去看望。
等到离开的那天，当我们走出三中后门，我没想到，谢伯伯居然来送我们来了。我赶紧问候他，
“谢伯伯，你身体好吗？”很多年不见，谢伯伯显得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
“我还好，过得去。你在异国他乡，要保重自己。”他亲切地对我说。然后，谢伯伯把我拉到一旁，低声问道，
“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吗？”
“是中国人，还是我的同学呢。”我说。
“是中国人就好，是中国人就好。”谢伯伯念叨着，接着又说，
“小涵，你别忘了你是个中国人，别忘了你是个从三中走出来的三中子弟啊。”
“谢伯伯，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这一次，我是很认真地对他说的。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谢伯伯了。
上部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