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扪虱度清昼”,这是宋人黄公度的诗。暄者,太阳照下来暖洋洋也。唐人李颀有诗,题《野老曝背》,便是“负暄”的意思,“有时扪虱独搔首,目送归鸿篱下眠”。晴朗的冬日,温暖的阳光懒散地洒下来,没有风,或者有一点风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背风的墙角落里,黄公度也好李欣也好,就解开衣襟,慢腾腾地伸进手去,从腋下到裤腰间缓缓地摸索。这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情形,在俗人糙汉,就叫“抓虱子”,在黄公度他们这些读过一些书的人,就叫“扪虱”,透着些洒脱,透着些闲适,也透着些雅致。就着这样的诗情画意,一天很快地便混过去了。

虱子这东西说也古怪,当你愤怒,当你激动,当你为家为国殚精竭虑的时候,它就密密地隐蔽在衣裤的折缝里,倒也不来打搅。一旦你闲下来,身心慵懒思绪浑沌了,你觉得暖和你“负暄”了,它们也欣喜着活泼着出来,让鄙夫有以抓雅士有以扪,凭空就为人的生活添了些诗意。

我之不与虱子们亲近也有数十年了,非但不想,而且不能,因为虱子的历史在现代文明的中国南方已经不容易昌盛起来。但是当我回到我的胶东老家,虱子就像少男少女们的爱情一样成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不容你看不见。所以每次探家归来,我的母亲必要把我里外衣服都用开水烫过,而我的父亲则把我领到理发店,剃一个彻底的光头。理发师望着在雪白罩布上仓惶而走的虱子们,脸上的神情便会显得高深,或许是畏惧,又或许是唤起了久远以前的关于虱子的快活记忆,尽管我坚信理发师只会抓虱子,从不“扪虱”的。

虱子和人类“有亲无类”,从来不狗眼看人低。老Q有虱子,王胡有虱子,“皇帝身上还有三个御虱”。宋徽宗就说过,“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不过,人类对虱子的态度,却因为是雅士或者鄙夫而有些差别。王荆公说“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 ”,周恩来道“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都拿虱子做了生活的风趣。毛泽东接受斯诺的采访,便是“扪虱而谈”,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负暄,反正不似王胡老Q一般,当作一件天大的事,还要放在嘴里使劲一咬,“劈”的一声。

将虱子放在嘴里咬毙,我是没有亲眼看见过。都说猴子们相互抓了虱子还要放进嘴里,也是以己之心度猴之腹,早为猴类所不齿了。可是将虱子“啮毙”的事屡见于史书里,也可谓所言不虚,只不过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事情。

写过《洛神赋》的魏国陈思王曹植曹子建说过:“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可见魏晋时候把虱子放在嘴里咬死已成风气。不过因为“为害身也”,就带了一些怒气一些仇恨,所以还算不得“魏晋风度”。曹子建也不是最早把虱子“啮毙”的,再早两百年,《汉书》载,王莽帐下校尉韩威说“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 ,虽然谈论的是国家大事,也见得虱子是曾经放在口中的,奇怪的是还多了个跳蚤,不知道汉人是如何办得到。把虱子放进嘴里咬,还不是起于汉代,又再早两百年,秦王的应侯范雎就曾对秦王说:“得宛,临流夏阳,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 ”,说的还是国家大事,还是一样的把虱子放进口中,还是一样的举重若轻。如果有耐心再往前翻,我想一定还可以找到更早的证据。

本来我应该把虱子们已经忘却了,现在却又忽然想起来。不过这也怨不得黄公度,就是没有他的负暄扪虱,我也一样要想起来。多伦多这里的小学校,经常在冬天向家长们发出布告,大意便是近日学生中虱子流行,希各照知,防患未然云云。起初我也十分诧异,因为如今的文明程度和加拿大涮洗的方便。后来读了周作人先生专门说虱子的文章,恍然明白,原来虱子文化在西方也曾经繁荣昌盛,而今余绪不绝就理所当然,并非吾人可以专擅的。周先生引用了西方名家的论述,我转引在这里:

偶读罗素所著《结婚与道德》,第五章讲中古时代思想的地方,有这一节话: “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洛威(R · H · Lowie)博士是旧金山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近著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书《我们是文明么》……说道:“宫里的女官坐车时只可跪在台板上,把头伸在窗外,她们跳着舞,总怕头碰了挂灯。重重扑粉厚厚衬垫的三角塔终于满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欧的时风并不就废止这种时装。结果发明了一种象牙钩钗,拿来搔痒,算是很漂亮的。” 第二十一章讲卫生与医药,又说到“十八世纪的太太们头上成群的养虱子。”

虱子竟是“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这便如醍醐灌顶般让我发现,难怪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却还做不成圣人,原来竟都是错在我们现在胁下腰间不再有虱子这件事情上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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