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和一位记者朋友讨论了包括美国政治在内的一些热点问题。讨论中我提到，美国共和党及保守派人士的许多观点及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但还有很多人是非不分支持他们，包括一些中国自由派人士也是特朗普等充满谎言者的拥趸，我对此感到愤怒和不解。这位朋友并不赞同我的观点，他认为“他们也代表了一种利益群体，代表了一种思维倾向，他们的存在可以提醒另一方的不足和狭隘之处。双方争论才能达成更清醒的认识”。
我认为这的确有些道理，例如社会的确需要多元声音、政坛也应有代表不同群体的多种力量。但是根本上来说，这种观念模糊了是非黑白、混淆了正确与错误。因此我说“一加一等于二也要争论吗？”这位朋友说，“一加一等于二就这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为什么那么多顶尖的数学家需要去论证一加一等于二？”
我觉得“对一加一等于二是否应该质疑/争论”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许多问题在本质上和“一加一是否等于二”、“是否应该质疑一加一等于二”是完全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明白其他类似问题的本质及如何解答了。
“一加一等于二”，是几乎每个人自幼童时期就已经学习到的数学定理，并潜移默化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一加一等于二”是定理更是公理，在人类社会乃至宇宙自然中处处可以证明和体现。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加起来是两个人，吃完一碗米饭再添一碗一共是两碗米饭，一套夏装一套冬装显然是两套衣服……“一加一等于二”无处不在。而我们上学和工作中需要计算数学题时，“一加一等于二”更是包含在几乎每道代数题中。
而正是由于“一加一等于二”属于自然公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数学运算中不可或缺，所以除特殊情形外，不需要再重新讨论和证明，而是当成铁板钉钉的事实、无可争辩的真理并加以应用。例如，在做数学题时，你各种计算中包含着无数“一加一等于二”的运算，但是你并不需要把这些运算拆解成巨量的“一加一”一一计算（例如50+60，你不需要拆分成109个“一加一”一一相加）。同样，在各种证明题中，你也不需要证明“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而是直接默认“一加一等于二是正确的”并基于此推导出所需证明的命题。
即便“一加一等于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还是有人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去质疑它，包括数学目的、哲学目的、利益目的，以及纯粹出于“质疑一切、探究一切”乃至抬杠的目的去质疑。
当然，从理论上讲，人们是有权去质疑世间万事万物的，“一加一等于二”也不例外。但是，这不代表这样的质疑都合情、合理、必要。相反，大多数类似的质疑是无用的无效的，甚至有些质疑会对“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基本事实产生干扰和破坏。
例如，一个质疑者说“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却拿不出任何理据，但仍然在各种场合宣扬“一加一不等于二”，并对认为“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无脑谩骂；另一个质疑者说“一加一等于三”，然后给出一堆公式“证明”，但这些公式逻辑错误、前后矛盾，根本不能真的像其说的那样能证明“一加一等于三”；有人说“一加一等于二是数学家为自己利益/专业垄断而编织的谎言”，但“证据”却是各种毫无真实依据的阴谋论；还有人说“一加一不等于三但也不一定等于二，所以我保持中立，不偏袒不迷信任何一方”，并且将坚持认为“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打成“固执”、“有偏见”、“偏执狂”……这些“质疑”都不是真正有理有据的质疑，而是骚扰、撒谎、泼污、搅浑水。
而对“一加一等于二”真正严肃的、有价值的、值得重视的质疑，则是在尊重自然界客观实在、承认数学基本定理和法则的基础上，逻辑严密、论点清晰、论据充分的进行质疑，既在逻辑上得出“一加一不等于/不一定等于二”的结论，又在现实应用中证实结论扎实可靠。同样，主张“一加一等于二”的人也要如此证明其结论，即便结论看起来是明确的。而如果通过这样的质疑过程，最终得出“一加一的确等于二”的结论、否定了自己“一加一不等于二”的假想，那就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尊重科学检验的结果，而不能撒泼耍赖，不承认不利于自己的结论，或者以“因为各种条件限制，所以结论未定”来变相否定“一加一等于二”的结论。
还有些质疑者，虽然看似承认已做过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论证结论，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个结论是普适的（或者内心还是否定这个结论，或者明知事实但还是拒绝真正承认反而想办法破坏结论的应用）。他们会要求你每次运用到“一加一等于二”时都重新做一遍完整的证明。这就相当于你每次做数学计算题时，不仅要将各种代数运算都拆解为“一加一”的形式，还要你每次都将论证“一加一等于二”的过程重述一遍。如果你以这样做麻烦、不必要为由，拒绝拆解运算、不再重述论证过程，他们就会攻击你“没证据”、“想当然”、“信口开河”、“编造谎言”、“不尊重科学（这个说法从这些人嘴里出来挺讽刺的）”……然后既否定“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公理，又否定你想基于“一加一等于二”而推理出的其他结论。再然后，还要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否定你的道德和专业能力。将你击倒后，他们也就能够顺利的宣扬“一加一不等于二”的谬论了。
“一加一等于二”并不只是“一加一等于二”，以上的假设、分析和论证，都是来源于与争议“一加一是否等于二”高度相似的议题及相关事件中。我在关于“一加一等于二”问题上说这么多，当然也是为了比喻相同类型的争议问题。而与“一加一等于二”及衍生的争议高度相似的议题有很多，主要集中在科学领域，如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无神论问题。无论是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还是各种质疑者的言行（尤其态度、话术），以及现实影响，都与上述关于“一加一等于二”争议的那些特点高度一致。
转基因问题
转基因问题（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中国舆论场激烈争议的话题之一，且双方在争议中往往都颇为激动，尤其反转基因一方更加感性冲动，动辄攻击支持转基因者“汉奸”、“投毒”，侮辱谩骂不绝于耳。
转基因问题既是科学问题（转基因作物研发和种植可行性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收益分配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推广确实存在必要的争议，例如如何避免大企业垄断、保护小农权益等，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但在中国，主要争议的却是转基因的科学问题，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问题。
但其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是不需要担心的。或者说，不需要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有超出对一般食品安全担心程度的忧虑，更不需要对“转基因”这一特性有额外的担忧。早在上世纪90年代，转基因作物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大规模种植和商品化生产，并供人们购买和食用。迄今为止，并未发生任何一起因转基因技术本身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几十年来世界上已有至少数亿人食用了转基因食品，但没有人因此生病、死亡，更没有人因此发生身体变异、生下与转基因相关的患病儿童。而在常规的食品安全方面，转基因食品也没有比非转基因食品有更多的问题和隐患。相反，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基因结构等借助了现代科技的改良，其营养性和安全性反而好于传统非转基因作物。
在投入种植和食用之前，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研发，也都有非常严谨复杂的流程，研发过程中就会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并进行相关研究和实验。经过数十年的相关研究和实验，并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相对非转基因食品有任何特异的安全隐患，也没有发现转基因技术本身会对转基因食品食用者产生任何危害。
因此，无论从实践和结果上，还是从理论和逻辑上，转基因食品都不存在安全问题，或者准确说不存在相比非转基因食品有更多的、特异的安全问题。除了这些，从基本常识也可明白，植物基因和动物基因是两个系统（当然不同动物之间的基因也是两个系统），对植物转基因并不会导致食用植物的人的基因也发生畸变。按照反转基因者“食用什么基因人身体的基因就会被改变为什么”的逻辑，那非转基因食品也会影响人体，例如人吃了桃子，人身上就产生了桃子的基因，甚至人变成桃子。这岂不是荒唐吗？如果认为这样是荒唐，那为什么又相信吃了带有转基因技术改造的食品会导致人体基因改变呢？
而且，如果说因为中国存在各种信息不透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所以难以信任转基因食品安全，还算一个理由。但美国和西欧等国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各种法规和监管体系完善，还有强大的媒体舆论监督，这种环境下可能隐瞒转基因的危害及转基因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吗？如果有人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致病、致死，一定会有相关的举发、曝光。可这些国家迄今没有任何一起因转基因技术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任何正规媒体都没有转基因致病的报道。而中国虽然信息不透明，但使用的转基因技术与欧美本质相同，同样不会有安全问题。即便出现安全问题，也是和非转基因食物一样的安全问题（例如转基因大豆长期存放在潮湿和高温环境下会腐烂，人吃了拉肚子，但非转基因大豆放在同样环境下照样会坏，坏了之后吃照样拉肚子），而不是转基因技术导致的问题。
这些事实都真实明确，道理也简单易懂。所以，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的这个结论，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已被充分证实，本应成为定理和共识，并根据这样的结论来推行相关政策，推动转基因技术的普及应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消费。
但即便面对这样明确的事实，中国却仍然有非常庞大的反转基因群体，从高级学者到普通市民农民皆有。而他们的质疑，有些是缺乏科学常识的错误判断，如人吃了转基因食品就会导致人身体基因改变、还遗传孩子生下畸形儿；有些是阴谋论式的阴暗揣测，如推广转基因是美国摧毁中国农业、消灭中国人的阴谋；有些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的无逻辑推论甚至故意构陷，例如将西方反大型转基因公司垄断市场的抗议活动，当成反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本身，利用一些采访技巧和话术改变被采访者原意……总之没有任何一项基于科学和理性的质疑。
当力挺转基因食品者据理力争时，这些反转者的表现就和否定“一加一等于二”者相当类似了。当你支持转基因，就给你扣帽子，例如“美国走狗”、“出卖中国农民和破坏粮食安全的汉奸”、“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掮客”等，不管事实本身而是人身攻击。即便那些愿意论辩的，也并不在科学的框架内与你讨论，而是用伪科学乃至宗教迷信言论来反驳你，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频道。即便有的承认你说的既定事实和科学结论，他们还可以诉诸“不可知论”，如“现在吃转基因食品没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你没问题不代表你孩子没问题（当然孩子没问题他们还可以说你孩子的孩子不一定没问题）”、“有些危害现有的科学技术检测不到”等，利用科学工具的局限性来否定科学逻辑的普适全能性，以“证明”“无法确定转基因食品无害”。还有的则说“不反对转基因技术只是反对转基因食品”、“不反对转基因食品但是反对给儿童食用”，但本质上还是反转基因。他们除了这些还有一招，就是干脆完全无视你的解释，在自己反转基因圈子的回音壁内自说自话。
反转基因者的这些观点、话术，都无法从科学角度和事实层面否定“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这一事实，但却对许多缺乏科学常识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颇有迷惑性，而中国国民从官员学者到市民村民，普遍都缺乏科学素养，所以众多国民被这些反转人士拉入反转阵营中，使得没有任何科学和事实依据的反转基因派声势旺盛，压倒了基于事实且论据扎实的挺转基因力量。如“一加一等于二”般无须质疑的事实，就这样被硬拗成了“一加一不等于二”的巨大谬误。
此外还有一个具争议的“转基因标识问题”。一些反转基因或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存在疑虑的人，或者对转基因安全无担忧、纯粹认为消费者应有知情权的人，主张将转基因食品加上“转基因”的标识，用来和非转基因食品进行区分。这似乎无可厚非，还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但其实，这种标识本身就带有一种对转基因食品的歧视色彩。据前所述，转基因食品相对非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没有疑问，也不会给人体带来特异的影响。专门为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容易导致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抵触，下意识回避转基因食品，不利于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和销售。
在反转基因者的种种破坏下，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发展和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进展缓慢，这对中国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国际竞争力及中国农业安全都非常不利，直接间接损失无可估量。而美国、巴西等农业大国则在转基因技术的加持下，农产品产量质量节节高，相对中国的农业比较优势越来越大。反转基因者口口声声说推广和支持转基因者代表外国势力坑害中国和中国农民，现实却是反转者的行为让中国及中国农民在国际农产品竞争中大败亏输，损害了国家安全和国民利益。
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准确说是人为导致的全球暖化等气候灾变性异常问题，是最近数十年国际社会一直在关注和试图解决的极重大问题。
关于气候变化的概况，我直接节选自己另一篇文章《气候变化下的中国与国人》中部分章节内容以概括：
关于气候变化，引用维基百科这段定义性说法（当然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是权威的，而是其来源是权威的（下面这段话即来自曾获13项普利策奖的《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内容是可验证的，这段话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简意赅）：目前有强烈的科学共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造成近几十年的全球暖化，对于“在近几十年，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并正在发生”是事实的这点，在学术界当中是没有争议的。超过9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导致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暖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而这种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低海拔地区、强降水和洪涝频次增多、传染病向高纬度地区扩散、干旱地区更加干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高纬度地区因冰雪融化变冷破坏生态、流行病增多、农作物减产、台风等热带气旋增多增强等。这些都对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那未来人类将遭受极为惨痛的自然灾难和诱发的人为灾难，甚至人类可能会因之灭亡。
以气候变暖为主流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包括工农业活动和各种生活消费。想要遏制气候变暖，就必须限制工农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减少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供给、使用。这将极大影响各国和各国民众的经济发展、就业、生活质量、社会稳定。而且，遏制气候变暖，必须实现国际的广泛合作，但气候变暖对各国的影响不同，各国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国民生活质量也不同，各国对气候变暖的反应也不同。于是，气候问题不止是一个科学和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民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及其他许多对人类而言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纷争，影响着各国家、民族的兴衰，关系到无数人民的生计、生活、生存与死亡。
而自从国际社会尤其发达国家发觉并证明了气候变暖这一事实后，就开始了阻止或延缓气候变暖、预防各种相关灾害的呼吁和行动。最近二十年，面对气温升高速度越来越快、各种具体危害如洪灾发生频率和强度大增等严峻现实，世界各国及国际机构强化了对气候问题的重视和宣讲，也在加紧实际行动。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都积极投入相关宣传和行动，如联合国和世行官网的醒目位置均有对气候问题及相关议程的介绍。而美国、欧盟、中国、印度等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政府也都承认气候危机的真实存在并做出相关承诺。而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BBC等各大媒体也都连篇累牍的对气候问题进行报道，从文字论述到视像记录应有尽有。可以说，关于气候变暖及其已造成/将造成的危害，都有极为充分和完整的证据证实，并得到了所有具权威性组织机构的认可。
但即便面对这些研究结论和世界现实，仍然出现了广泛流传的“气候变暖否定说”，并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大量民众的认同与附和。由于宗教、社会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质量、价值观与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否认或者质疑气候变暖的力量十分强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众，都持气候变暖否定说。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几个主要观点，无非是“气候变暖是正常的自然变迁，不是人为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影响很小”、“气候不一定是在变暖反而可能在变冷”、“气候变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学家为权力或利益制造的骗局”等（还有衍生的诸如“气候变暖不一定会导致各种灾害”、“xx灾害并不是气候变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现象”之类）。
其实，这些质疑都有大量的事实、明确的证据可以予以反驳、否定，如各大媒体的“事实查核（Fact checking）”板块就有对气候变化议题中各种谣言的辟谣、事实说明。不仅媒体，各国专家学者及相关学术刊物，都有对“全球暖化否定说”明确而可信的批判（因为篇幅太长，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运列举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网上或线下通过可靠渠道查询）。
但这仍然不能改变大多数否认气候变暖者的立场。相对于政府机构、科学工作者、主流媒体，他们更相信来自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而这些谣言和阴谋论大多来自反建制主义者、宗教保守势力、会因治理气候危机而利益受损的各种利益集团等。
相对于西方国家持“全球暖化否定说”的群体主要受宗教影响，中国否定气候变暖的人群大多是出于愚昧、逆反、利益等因素。中国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的宗教因素影响较小，但不代表国人科学素养很高。相反，由于中国缺乏系统性、启蒙性的公民教育、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中国公民科学文化素养很低，而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尤甚。即便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学者，也缺乏起码的科学和逻辑常识，在气候问题上持错误的观点和立场，或者起码未能意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持“全球暖化否定说”的群体，相当一部分同时也是“气候变化阴谋论”的拥趸。这些人认为气候变化议题是西方国家试图打压中国经济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恰巧，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也有类似群体，只不过他们的观点是“中国利用气候议题试图遏制西方/美国发展”）。他们对西方提出的需中国参与的“减碳”计划义愤填膺，并不考虑美欧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气候危机对人类将造成且已造成多么巨大的伤害，而是执着于与西方在减碳问题上讨价还价，似乎谁多排碳谁就占便宜。
对于“公知”柴静等人提出的中国应负起更大减排责任的建议，这些阴谋论者拼命攻击谩骂。虽然具体说来，柴静等人的观点和立场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她强调的气候变暖导致的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大前提，是没有错的、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相关科学家认可的。而这些阴谋论者大多虽然承认气候危机，但往往轻视、淡化严重性（如果他们意识到将导致人类面临极大灾难，那也不太会如此立场了），而强调“减碳”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对中国相对于欧美崛起的影响。
这些阴谋论者经常使用“气候变暖是自然而非人为”、“气候不是在变暖而是在变冷”等前述的错误论点论据，来破坏正常的气候问题讨论、阻止已被科学界公认需推行的气候议程。对于这些已被证伪的说法，这些阴谋论者往往要求反驳他们的人重新进行证明、推演，而拒绝相信此前已经证实的结论。他们的行为，就相当于要求将已经是盖棺论定的“一加一等于二”一次次的再行推演。面对“一加一等于二”结论一样明晰，但解释起来比“一加一等于二”更复杂的气候问题，每次解释都需要付出很大心血与汗水。而且，即便回应了他们的质疑、重新进行了推演，他们往往还是以“这是科学家/主流媒体/深层政府的阴谋”来否定被证明出的“气候的确在暖化且是人为造成”的结论，将如“一加一等于二”这般清晰的事实套上“利益集团操纵”这样的阴谋论外衣加以否定。
其实，这些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气候正义”问题。即在气候变化危机及防治气候危机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护那些最受气候危机及防治措施冲击的人群，如何避免或者弱化因气候危机及防治措施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各国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等问题。甚至，如果我们能够在“气候正义”问题上付出足够多努力，尤其发达国家和社会上层付出更多代价，那我们有可能在防治气候危机过程中构建一个比现在更加公平正义、团结博爱的人类社会。这才是那些担忧防治气候危机会影响经济民生的人所应关心和参与的。但可惜的是，他们往往不会参与到“气候正义”的议程，甚至将推动“气候正义”的相关措施当成所谓“深层政府”控制世界的阴谋。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乃至世界各处，持阴谋论观点、否认或淡化气候问题的群体的广泛存在，都对全球气候问题的防治起到非常负面的影响。那些承认气候问题但不认为足够严重、将本国经济就业民生等议题重要性放在共同防治气候问题之上的，显然不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说到底还是轻视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对许多国人而言，即便河南、山西、江南发生千年一遇的洪灾，他们仍然没能将之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中国的统治集团有意淡化气候问题、避谈洪灾背后的气候问题所致，也是中国公民素质科学素养低下造成。气候问题其实就是相对复杂的“一加一等于二”，已经被如“一加一等于二”的钢铁结论般充分证实，可还是有极大数量的人群拒绝承认气候问题上的“一加一等于二”，并通过各种话术、手段来干扰这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如果“气候变暖在加剧，且是人为造成”这一与“一加一等于二”一般无可质疑的结论不能被广泛理解接受，无法就此做出妥善的应对和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人类将在种种严酷的气候灾害及衍生问题中走向灭亡。
疫苗问题
关于疫苗问题，我此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即《疫苗争议之殇》，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问题有详细讨论，并提及了可统称为“反疫苗人士”的相关动机、理由，以及我对这些人动机和理由的驳斥。因文章内容很长，我就不再复制粘贴于此了。
在文中，我已经详细分析了疫苗问题的方方面面，并且表明了我的立场。那么，疫苗问题与“一加一等于二”又有怎样的相通之处呢？
如文中所述，在正常情况下，接种疫苗而非拒绝接种，是相对最好的选择。疫苗虽然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副作用是有限的、可知的、损害性低于未接种疫苗可能导致的病痛的。而对于疫苗可能导致的未知的危害，从科学层面一般是否定的。对疫苗的安全性而言，除非通过科学方式验出其存在某种毒副作用，否则会默认为其不存在那种毒副作用，而不是认可“可能存在某种毒副作用”。
而疫苗阴谋论者/反疫苗者则往往认为，如果科学不能确定疫苗一定不会产生某种毒副作用，那就不能排除存在这种毒副作用的可能性，并将各种接种疫苗者“偶合”发生的病症归咎于疫苗，依此主张人们应普遍拒绝/暂缓接种疫苗。这与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样，是一种诡辩，与一般性规律相违背，也不符合合理评估事物安全性的现实做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根据科学研究（包括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来“假定”某类物品安全无害，而不可能“预知”这类物品中每一件都安全无害。这也是我们对待各种事物最接近真相且最现实的评断方式。不仅对疫苗的安全性如此判别，对其他各种医药制品毒副作用的判别也是如此。否则，一切未“开封”事物的性质及利害都是“不可知”，那也就没有是非对错、无法判断利弊得失了。
“一加一等于二”同样是建立于一般认知和合理假设，并推及所有运算。我们不能说因为某个运算还未进行，所以“一加一等于二”在那里就失效了。除非我们得到充分的证据、开拓出运算的新领域，证实“一加一不等于/不一定等于二”，否则“一加一等于二”仍然可以衡量一切已进行和未进行、已知和未知的运算。同理，在未发现疫苗的确存在某种毒副作用之前，我们当然要视疫苗为安全的/未有某种未知隐患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对待疫苗的研发与接种，才能最大限度改善公共卫生环境、保障从自身到全人类的安全与健康。相反，如果因为不必要的担忧而陷入“疫苗犹豫”，不仅危及其个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还会对他人及公共卫生秩序造成损害。
中医问题
中医问题，或者准确说是中医中药的疗效及存废问题，又是一个经常引起对立双方激烈争议的焦点问题。而且，一个人在中医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与其在转基因问题、疫苗问题上的立场高度捆绑。不过具体说来，一个人对中医可信度的看法与其在转基因食品和疫苗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正相反的。对中医中药的疗效及安全性非常信任的，恰恰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疫苗“有毒”。
这样的复杂立场乍一看令人困惑。其实细究起来不难理解。笃信中医中药的，往往伴随着对现代医疗（即他们声称的“西医”）乃至整个现代科学及科技成果的不信任和抵触。而与现代医疗同属现代科学成果的转基因技术、疫苗技术，自然也在他们排斥、怀疑之列。
中医支持者普遍认为，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有着“西医”无法替代的功效。他们还声称反中医者是出于打击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西医是西方的技术和文化入侵等。至于中医中药的疗效，他们更多诉诸于类似宗教的“心诚则灵”方式回答。面对要求验证中医中药疗效的质疑，他们则声称中医中药与“西医”不是一个医疗系统，可验证“西医”的“双盲实验”“不能”验证中医中药的效果。这显然是反科学反逻辑的说辞。
而疗效缺乏科学验证的中医学，之所以得到众多国人乃至部分海外华人支持，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于狭隘的民族自豪感，将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旧时学说一概视为珍宝，不加扬弃的褒扬；2.一些知识贫乏、缺乏科学素养者对现代医疗缺乏信任乃至恐惧，转而寻求传统医学或“替代疗法”；3.许多经济拮据乃至非常贫困的病患及家庭，面对现代医疗体系需支付的巨额费用，不得不选择相对便宜的中医中药。4.关于中医中药，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中医中药产业养活了许多人，这些利益集团当然要赞扬中医中药的疗效；5.统治集团因领导人的反智，以及更普遍的出于现实维稳、节约医保开支等考虑，有意扶植医药成本低廉、能够起到“安慰剂”作用的中医中药，以无法确证的乃至虚幻的疗效麻醉饱受病痛折磨的平民大众尤其底层国人。
而我对于中医中药的立场，与方舟子先生所说的“废医验药”很接近。不过我个人相对而言态度更宽容一些。我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虽然错误，但是其一些诊疗方式、归纳的诊疗经验还是可取的，对一些相对较轻较简单的内症外伤也有一定疗效（不过，这些功效并非中医独有，恰恰是其包含了一部分现代医学的特性，是这些带有科学色彩的特性而非中医理论产生了功效）。中医虽有诸多错缪，并非科学和实证的医学而是经验和想象的医学，但在没有现代医学理论、更缺乏现代科技手段加持的古代，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现实作用的，哪怕作用是有限的、主要不是治疗而是心理安慰的，而且还很容易发生误诊误治。对于中药，我认为有很大一部分中药完全无效，一部分有毒性，而还有一部分则类似于“食疗”的效果，中药的效力与对症性无法与现代的化学药品制剂比拟，更多类似于食品起到的“滋补”作用。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用，但是作用有限，还因为其缺陷和局限有着很大的副作用。而现在和未来，中医中药都应该接受现代医学手段的检验，以证实或证伪其功效（若证实有功效则还要检验功效具体几何，有无毒副作用/毒副作用具体类型、程度、性质），根据科学结论评判其利弊得失，继而决定中医中药的存亡或改造。
一些细心的、有一定认知能力但是知识水平和判断力不算特别好的读者，在读过前面我关于疫苗问题的观点后，又看了我对于中医中药的立场，可能会有一种疑惑，即“为什么默认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却认为中医不可靠”？原因很简单，疫苗的研发与使用，都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理论和相关技术基础上的，并且经过了多轮复杂的检验程序以测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疫苗所预防的病毒目标也是明确的、副作用是相对明晰的。而中医中药则正缺乏科学理论的支撑、科学手段的参与、科学流程的检验，疗效与毒副作用均不明确。
所以，我才对疫苗持肯定态度、对中医中药倾向否定或至少怀疑态度。至于疫苗研发和质检是否存在问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起码在欧美等科研发达、制度健全、有充分透明度和舆论监督环境下生产和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明确的，有副作用也会公开详情和作出解释。至于中国，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整体上仍然比拒绝接受现代科学检验、疗效和毒副作用非常不明确的中医中药要安全和有效许多。
无论如何，对中医中药问题，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承认实证研究（如设有对照组的实验即“双盲实验”）的必要性及实证得出的结论，而不应该以“按西医的逻辑解释不了中医”、“我这里有特色的检验标准”等借口偷换概念、逃避质疑。无论任何领域，“一加一”都应该“等于二”，而不因其处于某种独特（或自认为独特）的环境体系，就敢于声称“一加一在这里不等于二”。
无神论与宗教问题
关于此问题，我同样有一篇相关文章，即《与张千帆教授商榷：“科学理性不能衡量宗教、玄学等抽象人文事物吗”》（以下简称《商榷》），不过该文浅尝辄止，并未就无神论与宗教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但文中已提到，一些人对宗教、玄学等抽象问题的判断逻辑，与在转基因、中医、疫苗等问题上的思维方式，是惊人相似或者说就是完全相同的。
在此摘录相关章节：
如果这些人仅仅只是在宗教信仰中、个人心灵生活中持这种不可知论、拒绝以科学理性衡量一切事物，那就罢了。可是事实上，许多人会把张教授说的这种“不可知”、“不可验”、“科学理性有边界”的思想运用到现实的、世俗的、日常的、重大的各种事情、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中。
非常典型的例如中医问题、转基因问题、疫苗问题。反对科学理性思维的中医粉认为，中医有没有效果，科学手段是验不出来的，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效。有人批评中医没有像现代医学（也常被称为“西医”，其实中医西医不重要，重要的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差异，古代西医也不靠谱）那样进行双盲对照实验等验证，这些人就说不能用验“西医”的方式检验中医，中医的效果是“西医”的验证方式验不出来的。中医粉就是通过干脆将中医的疗效问题拉出科学界限之外、拒绝普适的检验方式，来强行“证明”中医有疗效，或者起码让质疑者“无法证明”中医没有疗效，以此为他们鼓吹的中医中药的各种“疗效”辩护。
转基因问题也是类似，反转基因者的思维与宗教上的有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思维惊人一致，反转者就是抓住“反正你无法100%证明转基因无害”，即便你证明现在吃起来无害、对自己无害，他们又说你无法证明吃了转基因的人过50年、100年之后没有变化、生下的后代也不受影响，来质疑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到时候他们也可以说仍然无法证明再过100、200年的未来不会有问题，科学当然无法于发生时间之前“验证”结果）。而根据科学手段、通过理性的思维可以得出，转基因并不比非转基因即一般农作物有害，也不会因为食用转基因农作物导致自己及子女基因变异或者患与转基因有关的特殊疾病。但是反转基因者不顾这些科学研究，也不去理性思维，就利用科学的局限性进行诡辩，利用人对于比较陌生事物的恐惧和无知，以“无法100%证明转基因作物在未来一定没有任何问题”来反对转基因技术在农产品上的应用，哪怕转基因技术可以极大提高粮食产量及稳定性、促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疫苗问题又是个典型。反疫苗者往往编造各种关于疫苗的阴谋论，诸如“打疫苗是为了种族灭绝，会导致不孕不育”、“会改变DNA影响遗传”、“是在人体植入芯片”等谎言，不仅流传于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一些落后国家，欧美右翼及贫民也有许多人听信这种谣言。诚然，疫苗的确有一定副作用，偶尔还会发生很严重的不良反应及后遗症，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安全的、有效的（一些疫苗生产本身就有问题的情况除外），接种是利大于弊的。但是反疫苗的阴谋论者夸大危害、编造谎言，让许多人陷入犹豫或者拒绝接种疫苗，于是导致公共卫生危机，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爆发扩散，没有接种疫苗者染疫死亡、致残的比率远高于接种疫苗者。反疫苗者也是利用“科学无法100%证明疫苗无害（而且确实会有副作用）”，而忽视利弊权衡及概率问题，利用看似“不可知”的危险性放大恐惧，让人们陷入怀疑、犹豫和排斥，导致盲从和阴谋论思维压倒科学理性判断，最终害人害己。
显然，前述的对反转基因者、反疫苗者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有神论者/宗教信徒。他们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身份更常常是重合的。而同样，支持转基因、认为疫苗安全并应当接种的群体，也普遍有更多的无神论者，同样有着身份的重合性与思维逻辑的一致性。
根据主流有神论者的观点，“神”是唯一的（起码是排斥其他不同系宗教的“神”的）、完美的、全知全能的。但经过数千年历史的变迁，无论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上帝，还是伊斯兰教的安拉，乃至佛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各宗教的“神”，显然是各不相同、相互矛盾而不可能并存的。而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也对“神”的刻画、诠释大相径庭，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许多分支教派。全世界数十亿笃信宗教的有神论者，如何确定自己所信的才是“真神”，而又如何证伪其他人所信的“神”是虚幻呢？即便假定某个宗教的某个支系所信的“神”是唯一“真神”，那信了“真神”的信徒人数恐怕不足有神论者的十分之一。那么既然“神”全知全能，为什么仅让这少数人有能力认识和信奉他，却让其他有神论者误信其他“神”呢？宗教中类似的自相矛盾、逻辑不自洽，有千千万万。
而科学的发展与理性的开拓，更让传统中“上帝造人”及类似的宗教传说不攻自破。种种从前难以解释、认为是神明下凡的自然现象，如雷电、洪水、火、地震，都渐渐有了科学解释。在科学理性的攻势下，“神”不仅不再全知全能，反而越来越暴露出其并不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对于具体的“神”的批判，如此容易就得出“神”不存在的结论。但还有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即我们虽然不能确证“神”的确存在，但同样不能确证“神”一定不存在，也不能确证有无某个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影响着宇宙和人类社会。这就属于“不可知论”的观点了，这与认为“无法证明转基因食品无害”/“无法证明疫苗无害”者，是相同的思维。
对于这种“不可知论”，我已在《商榷》一文中做了一些反驳，本文中关于转基因、疫苗等问题的一些论述，同样可用于反驳“不可知论”。但这还远远不够。关于无神论者对有神论/“不可知论”的驳斥，已有很多，如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先生就有系列文章。我没有这些无神论者广博的知识、精密的逻辑，但完全可以从最基础的东西来反驳“不可知论”。
当我们面对一个盲盒，我们的确在打开之前不知道里边是怎样的。但是这显然不代表我们永远不知道。想要知道，只需要打开它就是（只不过现实中的“盲盒”往往不容易打开）。而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正是打开“盲盒”的过程。
我前面已列举了雷电、洪水、火等自然现象，它们在远古时被视作神迹，而如今人们却可以充分了解其产生的原理、兴灭的轨迹、造成的危害，甚至加以改造和利用。这已经证明“不可知”之物之事只是暂时的不可知，而非永久的“不可知”。而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对地外的“天”的探索与归纳，则不仅戳破了虚假的“上帝造人”之说，还让人类连地球之外浩瀚太空都“可知”了。而人造卫星不断发射、各种探测器近至月球远达冥王星，更证明曾经的“不可知”早晚都会变得“可知”。连地球之外的宇宙，我们都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奥妙，科学还有什么不可及的吗？当然，或许直到人类灭亡，人类都无法看到宇宙的尽头（假如有尽头的话），但人类现有的知识和工具已经证明，世间一切虽未全部“已知”，但显然是“可以知”的。至于我们在认知宇宙万事万物中遇到的许多障碍，是可以在遵守客观规律基础上，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尤其发展科技来扫除的，而不会有超自然的力量阻挠。
至于人（乃至一些动物）的思维、情感、道德，虽然并不能像纯粹的自然科学那样用公式进行演算，但同样是有章可循、有理可依的。人主观的所思所感，生物基础是脑部和神经元等人体物质构造，信息来源是客观实在的物质世界，都不需要“神”或类似的超自然力量参与。这些我也在《商榷》一文中说过，就不再详细复述了。
当然，人有着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容量的大脑、同样数量的神经元，以及接触相似的外部世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产生迥异的所思所感。就像饱经坎坷、苦中求索的先秦士人千千万万，可吟起《离骚》绝唱、提出大哉《天问》，只有屈原一人；正如身处历史转折、颠沛流离的汉唐名家不胜枚举，可谱出《三吏三别》、明知终赴黄土却心系“天下寒士”的，只有杜甫这“天地一沙鸥”；历经清末民初时代变迁、切身体会人间百态的近代知识分子无可胜记，但作下《呐喊》、《彷徨》及亿万珠玑的学者，鲁迅后再无其右者。这正是人作为“人”值得自尊自豪之处，正是总能涌现出各种杰出人物的人类的伟大之处。这些金石般的赤诚深刻之言不是什么“神来之笔”，不是“神灵”的“显圣”，而是展现了生命的聪慧、昭示着人性的光辉。
总之，无论是浩渺的宇宙，还是莫测的心灵，都是科学理性可以丈量的，都是人力可及可与的，而非是“有神论/不可知论”者主张的那样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的、永远无法用科学解释更无法用人力操控、介入的。这与“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是宇宙的铁律，不应被人类中的愚昧者和过谦者扭曲制混。
不过，我虽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反对有神论、不可知论，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时间推移，越来越对宗教（主要是对宗教中的自由派分支及相应信徒、身处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信教者）多了一些宽容和理解。科学理性虽然可以衡量一切事物，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一切困扰。例如我最近数月就深刻思考了死亡这一问题，感慨颇多。显然，每个人都将面临死亡这个无法逃避的结局。身死魂灭、永远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一切亲爱与挂念之人之物之事告别，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思考起来十分沉重压抑的。有宗教中的“来世”或“天堂/地狱”作为一种心灵寄托，虽本质上是自欺欺人，但对于起码部分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对于那些饱经苦难、长期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宗教及宗教组织也的确是一种必要的安慰和庇护。就像我家乡河南，就有不少农村的老年妇女加入了教会，互相嘘寒问暖、守望相助。她们也很善良，对当时年龄尚幼的我也有关爱。据我所知其他一些省份基层信教群众也大抵如此。当面对农村空心化的基层政权组织，无法担负其应有的责任，就应该默许弱势的农民尤其老年妇女加入教会互助互暖，甚至必要时对宗教团体予以适当的协助。面对“苦难生灵的叹息”，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她们现实中令人绝望的处境、给不了她们“真正的幸福”，那起码为她们留着“无情世界中的有情”，让她们空洞麻木的精神世界得到一些哪怕是幻想性的安慰吧。（当然，真正的有识之士应该从她们寻求宗教慰藉的表现，追溯其现实中的苦难，改善乃至改变现实，让她们不再只能吸吮精神鸦片，而是堂堂正正享受真实的正当的幸福。不过，即便改变再快，当下的老人恐怕也享受不到了。但我们可以努力让未来的孩子们老去时，都自由幸福的生活（或者最起码不受虐待欺凌，这要求看似简单其实非常不易），直到安恬的离世）
但是，我们应该宽容的，仅仅是那些不得不通过宗教寻求慰藉的平民大众尤其底层民众。而对于利用宗教试图达成政治目的、意识形态目的、牟利目的的个人和势力，则不应该宽容，反而应当批判。中国一些“自由派”人士倒向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怀抱，甚至试图将中国建为一个政教相融的国家，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情。未来的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而应该是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原则、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无神论国家。
世俗主义应该是人类未来的方向。对于宗教的未来，起码应该是“宗教文化化”的。对此，我在另一文章中对此略有论述：
什么是“宗教文化化”？为什么要“宗教文化化”？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系统的理论，起码目前没有能力创造这种理论。但是简单说来，也就是将具有强烈“神性”的宗教，改变为更具有人性的、去神圣化的文化性质，变得如其他非宗教的意识形态那样可以直接质疑、批判及改造。
宗教的特点如前所述是唯心性、排他性的，而且“神”是不容质疑的，只能在神圣经书（基督教为《圣经（旧约、新约）》、伊斯兰教为《古兰经》及圣训、犹太教则是《圣经（旧约》）中寻找言论作为思想信条和行动指导纲领。这显然是不对的（很抱歉没有不尊重宗教，但是我必须使用这个词）。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经书在其成书时，的确是伟大的。因为相比那个时代其他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非常进步的。例如，在妇女权利方面，《圣经》和《古兰经》比那时候其他大多数泛神信仰、泛灵信仰都要更利于女性，比当时大多数没有信仰的人对待女性的方式也更有利于女性。其他很多思想包括对人的价值的塑造、为人处世之道等，都可谓相当“文明”，是那个时代黑夜中的明珠。
但是，任何东西都有时代局限性，不可能到现在还可以普遍的遵循。拿一千多年、两千年前的东西来衡量现在世间万物尤其人类社会，并且作为行为准则，显然是落伍的（当然会有一些东西是人类恒久的价值，但并非那时一个思想体系、一部书所有东西都有恒久价值）。但是宗教的教条不容直接质疑而是只能不同解释（教徒拒绝承认经书会有错、会有需要随时代而抛弃的东西，最多说“那些话是神圣的正确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这就让宗教即便经过改良仍然有局限性，并且导致极端主义总能有吸引力。因为极端主义很大程度就是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何义？仅仅字面就能看明白，即极端尊奉经书原文原意的价值观。去看看经书原文，就知道这样遵循多么可怕。
而文化就不同了。文化是相对世俗的，或者起码非宗教性质的，这就可以不断被公开和安全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中国就长期有非常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宗教大多数时候都是孱弱的，兴盛的是儒学为最大派别、百家争鸣的非宗教性思想文化。虽然儒学也在很长时间内被推崇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一度也不可以被批判的思想体系，但即便强调儒学独尊最严酷的时候，也没有宗教那种需要严苛遵守和高度排异的情况。而儒学没有被当成宗教一般尊崇的时代，则更是很自由，各种思潮都可以奔涌流放。也正是如此，中国长期都没有受宗教束缚，也没有特别多血腥的宗教战争。当然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思想和人的价值观可以不断修正，随时代有所发展。当然中国受皇权禁锢很严重，文化自由也受打击，但束缚程度远不如宗教。
所以，我认为，“宗教文化化”是宗教进行改革甚至革命的唯一好的出路。而“宗教文化化”，其实也就相当于世俗主义。又所以，中国的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也需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否则，那只有无神论可以代替。
关于“宗教文化化”，除以上内容，我还没有更多论述，也欢迎各方人士共同讨论。（其实，现在欧美国家部分民众对宗教的态度、对宗教在其生命和生活中的定位，就已经是我说的这种“宗教文化化”了，例如美国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民主党人，欧洲大部分宗教信徒，就更多将宗教及相关价值观、文化与习俗，作为文化认同而非宗教迷信，强调其“现世”部分而不论其“非真实”部分，祛除“神性”而张扬“人性”。相比而言，欧洲显然比美国要更世俗和“去神化”。这当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成果）
阴谋论问题
在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的争议中，都普遍存在相关阴谋论的流行。而阴谋论的信奉者，非常大比例即为宗教信徒（主要为各宗教的保守派信徒，如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等）。所以前面四个领域的议题，均衍生出了“阴谋论”这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阴谋论”，即缺乏逻辑的怀疑、没有根据的假说，往往假想某个势力试图利用某个议题/某种工具试图达成某种邪恶的目的。前述的转基因问题中就提到，一些中国的阴谋论者将转基因技术视为欧美试图控制中国农业、残害中国儿童的手段；而气候变化问题上，更是有许多阴谋论派别，例如前述中国阴谋论者认为气候问题是欧美压制中国发展的工具，欧美阴谋论者则反之，认为气候问题是中国阻碍欧美人民过幸福生活的说辞。还有许多阴谋论者将气候问题视为“大骗局”，因为气候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所以他们将之是“深层政府”试图控制全人类的借口；在疫苗问题上，疫苗阴谋论者往往认为强制接种疫苗是欧美国家/“深层政府”试图让人类感染病毒、绝育、改变基因的手段。除了这些议题，还有例如中医问题、进化论问题、艾滋病问题、阿波罗登月事件、911袭击事件……也不乏各种阴谋论式的解读，例如声称“阿波罗登月”是“伪造”、“911事件”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等。
阴谋论产生的原因很多，简单化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知识和逻辑的匮乏，这是制造和相信阴谋论的基础；2.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且缺乏互信，让编排涉及“敌方”且阴暗耸动的阴谋论容易得到追捧；3.特殊的信仰和固定封闭的生活圈子，让阴谋论得到信仰的“加持”和圈子内的“巩固”。
在这三方面影响下，阴谋论者可以对“一加一等于三”笃信不疑，并且将主张“一加一等于二”的都打成试图谋害他们的“深层政府”之类势力。例如美国的阴谋论者不仅敢于声称“阿波罗登月是伪造”、“911是自导自演”，连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导致28人死亡（包括20名儿童）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他们也公然声称是“民主党和左派为控枪而自导自演”。而且这些阴谋论者大多并不是假装相信阴谋论，而是真的相信。一些狂热的阴谋论者还骚扰枪击案受害家庭，指责这些死难者家属是“撒谎者”等。还有在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否定主义”阴谋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HIV病毒并不存在或是一种无害物，不会导致艾滋病。这种说法早已被医学研究推翻，但仍然广泛流传，严重影响了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
这些阴谋论在接受过科学教育、通识教育的人看来荒诞不经，甚至都不值一驳。但现实却是，这类阴谋论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国都有大量拥趸。而发达国家中，宣扬阴谋论的气氛最浓、阴谋论信奉者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当然是美国。2016年特朗普凭借满嘴谎言打造的“后真相时代”，戏剧性的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就是阴谋论者一次巨大的胜利。诸如“希拉里性侵儿童”、“民主党人试图在美国建立共产极权”之类谣言，对民主党选情影响极坏，哪怕这类阴谋论非常荒诞。
而这些阴谋论的制造和散播，普遍和美国基督教保守派势力密切相关。基督教势力自中世纪就是扼杀科学和理性的“中坚”，如哥白尼、伽利略被迫害，布鲁诺、塞尔维特、达斯科利被处死，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历史证言。而他们诋毁“阿波罗登月”，也是在面对人类理性缔造的伟大后恐慌的挣扎。如今他们诋毁代表进步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民主党人，在气候变化、疫苗接种等问题上倒行逆施，同样是出于维护其反智主义及宗教狭隘利益的目的。为此，他们不惜公然否定如同“一加一等于二”这般无可置疑的公理铁律，在白宫、国会讲坛、最高法院肆无忌惮的播散谎言、颁布反智的政策法条。
不过，这些保守派一方面阻挠科学理性的进步议程，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科学理性的成果。特朗普、彭斯、蓬佩奥等共和党政治人物一边非难科学界对于气候问题、疫苗问题上的铮言，一边乘坐科学理性的典型成果飞机前往全美和世界各地；共和党保守派国会议员们用来通话的手机和电话，哪怕少一道核心工序就无法正常通话；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工作的最高法院大楼，哪怕建筑和维护时有部分流程未严谨的按照按物理学建筑学标准要求，包括极端反智的托马斯大法官、认为阴谋论属于“言论自由”且反对“政治正确”的阿利托大法官在内的最高法院成员都会死于大楼坍塌。这些身居高位的保守派精英们，并不拒绝为自身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科学理性，却对关系到全美国乃至全人类利益的科学理性横加阻挠、对如“一加一等于二”般由科学推理和实证研究后板上钉钉的事实拒绝承认。这些穿着法袍和西装的美国权贵精英，借用科学理性的工具行反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实，与使用AK47和丰田皮卡对抗现代文明的“塔利班”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形神皆似，让人觉得滑稽而讽刺。
还有一处令人感到讽刺的对比。如今这些保守派的“心灵祖辈（姑且如此称呼）”，当年是端坐教堂和高踞庙堂抵制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认为人类科技发展与资源开发会破坏自然环境与传统秩序。这其实有一定道理，现在环境被工业化破坏的现实，也印证了当年他们的担忧。但没有工业革命，人类就不会有如今这样安适便捷的生活，普惠的教育医疗都很难存在，仅仅人均寿命就会比现在短几十岁，没有油电车船和空调暖气的日子大多数人也都难以忍受。因此工业革命当然还是利远大于弊。问题在于，当工业革命持续了数百年，让人类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但同时又引发种种环境问题后，当年反工业革命的保守派的继承者们，口口声声要尊奉和践行“心灵祖辈”们的思想和意志，却又阻止他人保护环境、避免气候灾难的努力，成了工业革命既成事实的维护者、现代化既得利益的拥护者，等于是否定了保守派祖辈们保护环境、抵制工业化的具体主张。不过，如果从其思想动机的本质上看，现在的保守派与他们的“心灵祖辈”的确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保守”者，固守现实、墨守成规，也总与时代应行的方向相悖。
在美国，各种阴谋论的制造和散播，被保守派冠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加以保护。一些保守派人士承认这些阴谋论荒诞不经，但认为不应该由政府定义何为真何为假，且即便对虚假信息，人们也有传播自由。进步派推动的所有试图禁制谣言的政策法律，都被保守派以“言论自由”这一挡箭牌阻回。而其实，言论自由显然是有边界的，毫无根据或明显与现实常识相悖的消息和观点，有百害而无一利。相对于立法打击各种“假新闻”的欧洲各国，在保守派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阻挠类似法律出台的美国，将继续长期遭受阴谋论的荼毒。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将“阴谋论”和有理有据的怀疑与论点区分开来。例如“犹太人控制美国和主宰世界”是阴谋论，但犹太人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犹太人母国以色列在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及国际关系领域有重要影响，则是有充分证据支撑的事实。同理，认为有一个暗中决策一切、操控全人类的“深层政府”，是阴谋论说法，但各国权贵精英阶层对平民大众的压迫剥削、相互合作或勾结、对人类发展方向有决定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未必是坏的甚至一些时候是好的），则是现阶段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
还有一些指控因看似荒诞、一度缺乏证据，曾经被视为阴谋论，但后来有各种证据证实指控为真，典型例子就是“朝鲜（官方）绑架日本人事件”。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相信一国政府在没有强烈利益动机情况下，会去绑架他国没有特殊身份和价值的平民，可现实就是发生了。但这种是特例，大多数情况下阴谋论都是被明确证伪的。
在中国，阴谋论的影响似乎没有美国那样严重，但在转基因、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阴谋论思维，也阻碍了中国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有害于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和防治。在中医问题上的阴谋论，则颇具破坏力，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病急乱投医的民众，也不利于中国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疫苗问题上的态度，也让不少中国家长在孩子是否接种疫苗问题上犹豫不决，有害于儿童健康。而在其他许多议题包括时事热点和政治领域的阴谋论，当然也不利于人们接近真相、去伪存真，而是让人们尤其缺乏分辨能力的弱势群体陷入谎言与迷信的深渊。
相对于受宗教影响更大的美国阴谋论者，中国阴谋论者主要是出于对政府及上层社会的不信任。这甚至可以得到某种程度“同情之理解（但不认可）”的。中国的平民百姓在和党和政府、公检法、医院、学校等各种机构打交道中，不知被或粗暴或精巧的坑了多少次。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法律也不知被“上位者”们选择性的使用了多少回。统治阶层经常将损人利己的丑恶目的，包装在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言语中，利用看似正当的理由巧取豪夺。而略有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大多数人也是将知识用来颠倒黑白、文过饰非。多少冠冕堂皇都是道貌岸然，各种凛然大词皆为图谋私利。人民尤其缺乏文化教育的底层不断的被欺骗、耍弄，时间久了经历多了，自然觉得选择相信国家和“上位者”才“傻”，也丧失了对有头有脸的“读书人”的信任。因此，即便某些议题上官方的宣讲真的是正确的，人们也不愿意相信了，也无心无力去分辨是非曲直了。
有时，他们相信阴谋论也是一种无奈，是绝望下的必然反应。例如面对现代化医疗机构动辄万元计的诊疗费用、一次大手术和两周ICU让半生积蓄荡尽的残酷现实，贫困而愚昧的弱势民众只能选择中医中药“姑且一试”。而面对“中国人吃肉导致亚马逊冒烟、加剧气候变暖”的指责，对统治阶层巧取豪夺敢怒不敢言、每天辛苦劳作后就指望着饱餐几顿的中国平民，可是有了发泄愤怒的出口，将谩骂要求中国承担减排责任的人士，当成捍卫吃肉权利的神圣行动（和文革中红卫兵自觉正义的批斗知识分子“卖国”异曲同工）。
对于很多长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在极度痛苦、惊恐、绝望中，会接受阴谋论、信仰宗教或邪教、相信一些常理推断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这样，面对死亡或极大痛苦时，恐惧感和绝望感才能减轻（甚至消失），心灵才得以慰藉。中国古代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义者舍生忘死，也和宗教的慰藉颇有关系。从古到今各种宗教“圣战者”，都是用类似方式蛊惑贫苦大众。装备简陋、毫无重型火力和制空权的塔利班，历经二十年击败全副武装、被美国大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同样是“信仰的力量”让一个个“塔利卜”如此坚韧、不怕失败和死亡。他们冷静时也知道有“七十二个处女”和美酒果肉的“天堂”大抵并不存在，但极端贫穷和绝望、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就姑且一信吧。
不仅许多饱受欺凌伤害的底层如此，秦皇汉武也不例外。秦始皇和汉武帝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但面对死亡的恐惧，仍然一度选择相信世上有“长生药”并为此不惜血本的搜寻。即便到了近现代，俾斯麦、毛泽东这样威风赫赫的人物死前也显示出其恐惧与虚弱（据说俾斯麦死前不断发出呓语；毛泽东临终遗言是“我很难受，叫医生来”）。当然，也有如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临死时想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和性命，而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不过，大多数人在痛苦与绝望（尤其面临死亡）时，除了已麻木者，普遍都会陷入迷信和偏狭中，成为阴谋论和种种谣言的笃信者，以使心灵拴在那虚幻的“救魂稻草”上。
还有一些国人，则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获得正常的通识教育、无法拥有基本科学素养，又生活在恶劣和痛苦的环境，所以对知识、逻辑、科学、理性充满着仇恨与排斥。这类人就以清末的义和团、文革中的红卫兵为典型代表。到了现代社会，这样的人无法像清末和文革那样在现实中兴风作浪、对坚持真理与常识者上演“全武行”，于是就在互联网上发表反智言论、推崇阴谋论，攻击诋毁宣扬科学、持守理性的正直之士。
而且，一些国人还在这些议题中寻找到了“逆反”的快感，例如谩骂支持转基因的科普人士、抵制“碳中和”的具体措施并攻击要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公知”、将拒绝强制接种疫苗当成反抗政府压迫的手段等。他们大多数时候很难也不敢直接攻击压迫和欺骗他们的国家机器、权贵阶层，但对敢于与他们“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则不吝疯狂侮辱谩骂。更讽刺的是，这些“逆反”者还经常将“科学”、“逻辑”、“常识”挂在口头，反而攻击坚持科学理性者“不尊重科学”、没有常识”，试图把水搅浑、模糊科学迷信、理性与虚幻，既无耻又可笑。当然，这些“抵制”和“逆反”，最终反噬和伤害最大的还是这些愚昧又可怜的人民大众。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相对于美国人文和理工知识精英均普遍鄙夷阴谋论、崇尚科学理性的价值选择，中国却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知识精英笃信阴谋论及各种谣言和诽谤，起码对这些阴谋论及谣言诽谤半信半疑、没有全部的、彻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国知识界普遍拥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极右翼宗教反智保守政权，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外，在各种国内外议题中，也时常可以暴露其知识的差劣、科学素养的低下。不仅自然科学知识不足，人文社科知识也极为有限、充满各种谬误。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极端务实、手段肮脏的里根政权的外交行为称为“理想主义外交”，还称赞类似的小布什政权及其对伊拉克的入侵（萨达姆政权肮脏但尚未达到需推翻的地步，按专制严酷程度沙特显然胜于伊拉克，按屠杀弱势派别民众那叙利亚和苏丹也更糟）。刘的其他各种知识错缪和价值观错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论中找到许多；“文坛新秀”作家蒋方舟，将大陆与台湾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简称服贸协定）》称为“服装贸易协定”，说明她完全不了解协议的内容和性质。除了这件事，她在各种访谈中的发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识的浅陋；著名异见人士、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在抵美不久后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怀抱，经常在推特等处转发对奥巴马、拜登及其他民主党人无根据的诽谤言论，以及涉及少数族裔/性少数/政治正确问题的各种谣言。他当年在山东的抗争非常值得称赞，后来与一些美国民主党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断转发甚至直接发表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还有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侮辱性言论，显然与其作为知名维权者的身份不相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左倾）、从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主要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乔治·奥威尔，包装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中国自由派学者荣剑对话美国知华派学者黎安友时，谈到特朗普的褒贬，不顾基本是非而声称“基于美国政党政治，难以（对特朗普）形成客观公正的立场”、“（贬低特朗普经济成就的说法）太党派化了”，还对特朗普执政集团的“狗哨政治”伎俩懵然不知，对其玩弄诈术营造的“政绩”啧啧赞叹。而与他对话的黎安友则价值观正派、识见明晰，两厢对比，荣剑知识不足和价值观错位更明显。作为中美高层学者对话的中方代表，荣剑足以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态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连“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都严重匮乏，更难以指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多少见识。这固然和他们长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学和通识教育的中国，又经历文革等教育缺失阶段有关，但到了21世纪他们还如此无知、不思进取，就非常不配作为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了。
而中美乃至全世界阴谋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科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匮乏，尤其逻辑思维培育的不足。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能取得其他任何动物都难以企及的成就，构建了灿烂的文明，正是在于人普遍拥有相对抽象、长远、深刻的思维能力，而非仅仅看到某个肤浅的表层现象。这就像人不仅懂得一加一等于二，还在“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数学基石上构建起繁密庞杂的数学大厦。虽然在最近一百多年尤其二战后，普惠性的基础教育在世界铺开，但质量良莠不齐，世界上大多数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对常识通识的掌握仍然十分不足。而中国和美国分别由于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政权有意阻挠或淡化通识教育、科学教育、逻辑思维的培育，导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没有起码的公民素养，不能正确认识事物、无法有效判断是非，殊堪痛心。
想要拒斥阴谋论的播散，让人们成为信奉科学理性的现代公民，需要多管齐下。在教育领域，科学教育与通识教育必不可少。其实，我们在科学与通识教育中，并不需要多么人为人工的构建科学与理性的思维，而是要人们在显而易见的客观存在中寻找其蕴含的本质与规律。这就像从“一加一等于二”建构起的数学大厦、“牛顿三大定律”为基石的复杂物理学，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而出，反而是对人日常所见所知的总结与归纳，当然还有总结归纳后的提炼升华。科学与通识教育的普及，并不能让所有公民都拥有科学知识与逻辑思维，但起码应让包括掌握重要权力与话语权的精英在内大多数人拥有相应的知识与能力，而非像如今这样让反智者大量跻身于世界第一强国的执权柄者、世界第二强国的知识精英之中。
在教育中，应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识，循循善诱的开启民智，而非填鸭和强迫，这样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接受科学知识，发自内心的信奉理性主义。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对许多内容正确的教育宣传非常抵触，往往在于宣教者使用粗暴的方式强迫人们接受。这当然容易导致逆反。如果强行灌输、要人们将科学理性当成“神明”一般不加思考的信奉，那这种“科学理性信仰”也只是另一种内容形式的、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迷信罢了。而且，当一个人并不真正明白事情的所以然，也就很难去正确的、恰如其分的对待和运用它，更不可能真诚热心的对其支持或反对。如前所述，科学理性蕴于一切客观事物和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为编造，我们要做的只是将之从具象中析出和升华，而非过犹不及的拔高和美化，也不应将科学理论变成教条化的“科学八股”。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教育宣导中对阴谋论和各种谣言的批判，要立足事实、生动形象、接地气，让人们心悦诚服。这样，人们也能够纯熟运用科学知识，以理性思维恰当的对待各种事物。
公共传媒机构/主流媒体应负起更大责任，作为反击阴谋论、传播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基地与传声筒。其实，最近十几年来，起码发达国家的传媒一直在发挥这样的作用，将“辟谣”和“事实核查”作为仅次于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重要程度予以重视，在气候变化、疫苗、涉“政治正确”争议等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此，这些传媒机构/主流媒体也被阴谋论者打成“深层政府”/进步派工具的一部分，予以谩骂诋毁，鼓吹人们不要相信主流媒体的“谣言”，甚至故意站在主流媒体的观点的相反一面，行如文革中之“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一般的反智荒谬行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主流媒体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很难说服那些被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洗脑的人。但传媒界还是要尽到责任，多进行对话沟通，最大限度弘扬科学理性、对抗危害人类命运的阴谋论传播。除了主流媒体，各种名人学者也应该通过自媒体壮大科学理性的声音，让真相的来源更加多元，更能取信于人。
而无论是人文社科界还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反阴谋论、持守科学理性的中坚力量。如前所述，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做到了，但中国知识分子却不仅没能成为反阴谋论和弘扬科学理性的旗手，反而是散播阴谋论、抵制科学理性的帮凶。他们不仅没能启蒙大众追寻科学理性，却成了各色迷信邪说的拥趸。美国的知识分子要加油，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要转变。
此外，除了那些有明确立场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大量沉默的、拒绝对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中医问题、无神论与宗教问题及相关阴谋论表明态度的学者名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是由于政治环境、舆论压力、学识水平、个人及所属势力利益等许多因素，他们选择沉默似乎情有可原。但如果从这些议题的重要程度看，这些沉默者显然成为传播阴谋论、制造谣言、扭曲事实者的帮凶，所谓“乡愿”也。很多时候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且往往意味着对谬误与邪恶的纵容、对真相与正义的冷漠。这些人没有直接撒谎和传播阴谋论，但是其沉默助长了“大盗”们的谎言，这些“乡愿”和“大盗”心照不宣的合谋，对于国计民生乃至人类存亡是极大的危害。
对于拒绝沉默的呼吁，中国自由派早有相关回应。他们在遇到不便表态或内心倾向于错误立场者一边的情况时，普遍以“反对‘逼人表态’的‘文革行径’”等理由为沉默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类比。面对极权噤若寒蝉、面对真相不敢诉说，才和他们这种沉默属于相同类型行为。在正常的国家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集体表态以促进政治、推改现实，已成为常态。2018年，正当特朗普将任命法官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包括卡瓦诺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上千师生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集体发表声明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诺在法官生涯中经常做出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判决。这样的联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参与与监督行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集体站错队”，现在变成“不站队”或者“选择性站队”，但仍未进化到“积极站对队”。当然，很多人会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没有绝对标准”来批判这种要求站队的行为。价值判断可以多元，但事实判断只有一个正确。而在正确的事实判断基础上，价值判断的正义与邪恶也很容易分辨和选择。即便不在价值观差异问题上站队，在涉及重大的是非问题上，应该站在哪边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要击败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流言、树立科学理性的价值与权威，知识分子必须在自省自纠后积极的站出来，启蒙人民，共同解决各种与科学有关的议题，促进生产发展、保护人民安全、维持地球康健。虽然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价值错位、知识浅薄，但想矫正和弥补其实不难，哪怕简单的把法国（启蒙运动及之后）、美国（二战后）、俄国（近代化及之后）知识分子的价值主张和知识积累一下子都“拿来”填鸭式接受，以及对百年前中国诸进步主义学派批判继承，也比现在强一百倍。再简单一点，对当今欧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思想，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充分了解认识后认可接受，牙牙学语，就已经算他们“涅槃重生”了。
立法则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论自由”在发达民主国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言入罪”也的确是许多专制国家打压异见者的常用伎俩。但言论自由显然应该有边界，不能成为播散谣言和诽谤言论的挡箭牌。目前除美国外，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范。在美国，规范言论的呼声也十分强大，只不过暂时不敌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国会的共和党保守派。
相对于美国知识精英主张管控言论，倒是有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损害“言论自由”的行为，鼓吹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些国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体制下对言论自由的规范，与专制极权、权力垄断、媒体受控下对言论自由的封锁压制。诚然，具体哪些言论为谣言与诽谤，哪些属于正常的评论与监督，并非每例言论都那么容易区分。但这并不代表真的难以区别（相反大多数案例是很容易区别的），更不代表为了害怕偶尔有损正常的言论自由，就不对言论加以限制。就像自从有了法律、法庭，就总会有冤假错案，但不应该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废止、把所有法庭都关闭。只要在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发达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规范言论，一定是利远大于弊的。
结语
“一加一等于二”，多么无可置疑的结论。而“牛顿三大定律”，则是物理版的、略复杂的“一加一等于二”。而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无神论与宗教问题……也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变体，因为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大厦之上，与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推演过程使用的是相同的逻辑。可总是有人或出于愚昧，或出于私利，或出于逆反，或出于破坏，或出于偏狭……拒绝承认这些与“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晰、与“牛顿三大定律”一样坚实的事实与结论。
人类从蒙昧野蛮的远古和古代，到相对文明开化的近现代，所依凭的进步之阶，无外乎“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中国长期是无神论（或者说淡化鬼神）的世俗主义国度，在20世纪开幕不久更是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积极进取。只是，经历抗战与内战的涂炭，毛时代的极权与反智，改革开放至今的功利与浮躁，不仅让“德先生”远离中国，“赛先生”也在华夏命运多舛。虽然当今的中国仍然崇尚科学，但是更多是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而非指导人合理对待万事万物、知人论世的精神信条。
就像中国一些名校的理工学者、理工科学生，即便精通专业知识尤其长于数理运算，但未必有真正的科学素养（更遑论科学精神）。他们对科学往往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更差一些的“知其然”都未必），许多中国当代“科学家”其实更像是“技术员（此处无意贬低技术员这一身份，仅仅是为说明中国当代科学家缺乏作为科学家应有的品质、素养）”。这从一些高知精英在略超出专业范围的言论荒诞不经、被邪教分子或江湖骗子轻易欺骗，就能窥之一二。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则普遍是“多愁善感”的“文青”，常常沉浸于非实用的文艺生活（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感性大于理性，志未必大但才普遍疏，缺乏例如量化认识、对比分析、统筹兼顾的能力。中国的人文社科界，“人文”早已在数十年中毁掉大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社科”几乎是零。或者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也与自然科学一样，变成短视和实用的工具，而不是襟怀家国俯仰天下、将知识孕于道德滋润中、将专业立于责任基础上的真正“人文社科”。
而自然科学领域亦是如此。我强调科学与理性，显然不是主张人变成没有情感、只有成败功利的物化机器。相反，科学理性必须用来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学也不应该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圣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错”中，“无人格的学识”、“无人性的科学”，都是对科学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挞。而启蒙先贤梁启超在目睹各种新式兵器纷纷投入“杀人竞赛”的惨烈的欧战后，也感叹惟科学主义的悲剧。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科学，相反我们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寻和掌握科学，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如本来作为军方战争用途的计算机的研发，在和平年代为民用电脑的出现与普及起到开拓作用；针对崎岖山河酿成的山洪水灾，通过精密测算和大胆建设实现“高峡出平湖”，让滚滚江流化作电能照亮千家万户；面对当代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发展革新，我们也要遏制其对隐私的侵害、对极权的助力，着力令其发挥便利沟通的作用。若要将技术之患害转为科学之增益，显然需要制度的构建、法律的约束、教育的导向，以及每个人尤其知识分子保有良知与道义。
回到开篇提到的争议。那位记者朋友认为的社会需要多种声音、政治要有多元制衡，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言论应有边界，政治更需底线。不仅对于例如鼓吹如种族灭绝之类反人类言论要禁制，还要遏制各种假新闻、谣言与阴谋论的播散。立场可以有不同，但都应基于事实，而不能信口开河编织谎言。而对于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则需要更多约束和限制。尤其作为主流政治派别，即便不是极为推崇科学，但起码不能反科学，不能在攸关国家安危、人民生命、世界命运的问题上采取反智反理性立场，那将导致无数的人无谓的死去、世界被拉入深渊。
从特朗普、彭斯、蓬佩奥等行政领袖，到麦康奈尔、卢比奥、科鲁兹等国会要人，再到托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国右翼至极右翼保守势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种问题）、环境污染与治理、气候变化议题等诸多涉及科学和专业性问题上的反智立场和举动，已经造成许多人因之患病、受灾和死亡，并将继续造成极大的灾祸。作为全球最强大最先进国家的政要，其科学素养和对待疾病和灾害的态度，在21世纪的政治人物中只有声称有“托梦秘方”治疗艾滋病的冈比亚前总统贾梅可堪相比。他们确实代表了某些美国人的利益，但是是狭隘的无德的利益。他们的存在没有促使不同价值观的美国人互相对照反思，却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之所以没有（或者说暂时没有）被这些既愚蠢又败坏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毁掉，恰恰在于政界、科学界、文教界进步人士对这些恶劣且疯狂行径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酿成极大损害。这样的政治人物和势力，一百年前就不该再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但如今却成为美国执政者/掌握法柄者，这是世界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灾殃。（我在这文中提及很多次阴谋论者是右翼，并不是说只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阴谋论，左翼也有许多反智主义者，1960-1970年代的美国左翼运动就包含很强的反智成分（当年左翼分子不仅反越战、反资本主义、反体制，同样也在蔑视和解构科学理性构建的权威。更根本上说，当年各国的左翼运动大多数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与否与意识形态的左右关系不大，而与是否为建制派有重大相关。一般来说，在最近数十年，建制派都偏向科学理性，反建制者反智主义者较多）
而中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至今一些特殊时期，反智与伪科学大行其道。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不顾经济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局限，鼓吹“土法炼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导致工农业崩溃、大饥荒、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文革时将各项现代科学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加批判，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白专/特务/反革命”帽子残酷批斗，国家科学建设和现代化进程除个别领域和个别项目外几乎完全停滞，清末民国至共和国建国初年原有的科技成果也被破坏；1980-1990年代以“气功热”为代表的“人体特异功能”热潮，众多老干部甚至一些科学界人士（最典型即钱学森）都卷入其中，严重影响国民生产生活和冲击社会秩序，多少人被蒙骗而失财误治、家破人亡；从毛至今一些领导人对传统医学不加检验和扬弃的接受推广，也影响了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人民的知情权与健康权；“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时期国人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及各种具体表现，更是反智与迷信的巅峰。最近两年中国实行高强度且长期的封城隔离措施以图防治新冠病毒，同样是既反科学又不人道的错缪行为，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人民也遭受了极大痛苦，如不改弦更张而是继续高强度管控，必定会以彻底失败告终。
建国数十年来，从国家领导人到社会上层精英再到平民大众，多次的、长期的陷入非理性的癫狂，为达到一些不切实际或难以一蹴而就的目标，无视客观规律、不顾复杂现实，用政治运动等非常规方式推进政策，往往事十功一、虎头蛇尾，甚至鸡飞蛋打、得不偿失，国家和人民屡次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这种“非科学”行为累计造成的损失，起码从生命价值和社会进步角度衡量，已经超越了“非民主”在这几十年里导致的损害。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吸取教训吗？难道应该容忍这种反科学、反理性、反人道、反正义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存在和掌权吗？
“一加一等于二”，与作为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及万事万物间的联系，都需要我们认识、承认、运用，而非无道理的质疑、无依据的否定、无责任的舍弃。我们要从抽象到具象、从理论到实际，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及与之蕴含的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加以运用，以造福人类，让祖国和世界人民都得到幸福与安宁。
王庆民
2022年7月25日
共和历230年热月蒿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