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Capitalism
彼得·万哈姆 （Peter Vanham）：比利时著名商业作家，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办公室媒体负责人；经济专家、企业家、自由记者。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及其合作者彼得·万哈姆，首先通过梳理二战以来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指出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制度存在系统性缺陷：政府唯GDP论，对全球化的弊端管理不善；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或少数大企业手中，抑制了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加剧了不平等；“股东利益至上”式思维模式，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
立足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该模式下，地球与人类的福祉被置于中心地位，其他4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和国际社会，要在优化地球和人类福祉的同时，致力于实现各自的主要目标：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利润，追求长期价值创造；公民社会的主要目标是每个组织的宗旨或使命；政府主要追求的是公平的繁荣；国际社会则致力于实现和平。此外，作者还通过探访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德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优秀发展实践，针对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层面如何践行利益相关者模式提供了实用性指导。
前言
01 我所成长的世界
第一章 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75年
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石
西方世界的辉煌三十年
跌宕起伏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转折时刻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
体制的崩溃
第二章 库兹涅茨的诅咒：当今世界经济的问题
第一个库兹涅茨诅咒：“唯GDP论”
第二个库兹涅茨诅咒：不平等
第三个库兹涅茨诅咒：环境
第三章 亚洲的崛起
中国的经济特区
前进的代价
紧随中国而起的新兴市场
印度的增长
放眼全局
第四章 分裂的社会
德国的分裂与统一
中间派政治势力的削弱
社会动荡
从分裂的社会中吸取教训
02 进步和问题的驱动因素
第五章 全球化
早期萌芽与“香料之路”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19世纪至1914年）
第二波和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4.0
今天的全球化
第六章 技术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
工业革命以前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七章 人与地球
03 利益相关者模式
第八章 利益相关者概念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发展历史
当代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原则和信念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实践
第九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企业层面
第十章 利益相关者模式在国家、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层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西兰
国家政府的关键任务
新加坡作为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典范
新西兰与“唯GDP论”的破除
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
结语 通往利益相关者模式之路
致谢
版权页
在接到那通电话之前，我和同事一直在致力于研究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不平等问题。自二战结束至今已有75年时间，自世界经济论坛成立至今已有50年时间，我对于在此期间所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进行了深入思考，探究当前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的优势、弊端以及需要进行的权衡等，思索在未来50年或75年里我们需要对该体系做出何种改变才能确保它对后代而言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
但就因这通电话，这一长期议程被彻底颠覆了。我开始将研究焦点转移，转向我们所有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人所即将面临的直接危机。
位于电话那端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通常情况下，这类通话所探讨的都是一些常规事务，让我有机会了解那些既定倡议和计划的进展情况。但这次不同往常。这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我，是为了向我汇报那个冬季对中国造成猛烈冲击的一场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这种会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最初仅出现在武汉市内，但后来迅速蔓延，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据我们在北京的同事解释，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期间，北京大部分人口都回到位于全国各地的家乡庆祝春节。春节过后，各地人员返京加剧了病毒的蔓延，北京最终采取了封禁措施。
我的同事冷静地向我说明了一些客观情况，解释了封禁措施对于我们的员工以及机构的运营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如此，从他的声音中，我还是能感觉到他非常担心。他的家人，甚至是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他们都面临着被感染的危险，受到封禁措施的限制。当局采取了强力的防控措施。员工被迫无限期在家办公，想要走出家门都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旦有人出现疑似感染症状，就要立即接受病毒检测，同时会被隔离起来。然而，即便是采取了如此强力的防控措施，也无法保证这一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能够得到控制。疫情蔓延得如此之快，人们即使待在家里，也不免担心会感染病毒。与此同时，从医院传出的消息是，这种疾病来势汹汹，难以治愈，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在瑞士，早在2020年1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举办时，我们就已经对导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有所耳闻。在年会上，当来自亚洲的参会者以及那些主要业务活动在亚洲的参会者探讨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时，该疫情便成为一个话题点。但我一直寄希望于这场疫情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扩散的范围不会太广，就像当年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也被称为“非典”）疫情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一样得到控制，寄希望于它不会对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直到我接到那通电话。
这通电话改变了我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的理解。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我停止了这本书的创作工作，整个世界经济论坛都进入了危机模式。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要求所有员工在家办公，并且集中全部力量协助应对此次国际紧急事件。所幸我们的行动还不算太晚。一周后，疫情就蔓延至欧洲，迫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实施封禁；几周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陷入类似的境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或重病住院，上亿人失去了工作或收入，还有无数企业和政府或已经破产，或名存实亡。
我于2020年秋写下这篇序言。此时，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紧急状态已经基本消退，但新一波感染浪潮使世界再次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世界各国正谨慎地恢复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但经济复苏非常不均衡。中国是首批结束封禁、恢复商业运营的主要国家之一，甚至有望在2020年全年实现经济增长。与之相比，在世界经济论坛其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日内瓦、纽约、旧金山和东京，公共生活虽已部分恢复，但形势还非常不稳定。在世界各地，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和生计；数十亿美元被消耗，以维持人们的生活以及企业和政府的运转；原有的社会分歧有所加剧，同时又有新的分歧显现。
截至目前，随着最初的危机逐渐退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开始意识到，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带来的影响与我们已经识别出的现有全球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想法将我带回2020年2月接到那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之前，我正在与人探讨的问题。我们之前所做的许多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符合现实。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这些分析。我将在本书中呈现自己对于以下问题的观察：不平等的加剧、经济增长的放缓、生产力增长的乏力、债务水平的不可持续、气候变化的加速、社会问题的深化，以及在应对世界上最具紧迫性的挑战时全球合作的缺乏。我希望你们同样能够认识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这些观察的有效性丝毫未减。
不过，在“新冠纪元前”与“新冠纪元后”之间的过渡时期，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改变。我注意到，民众、商业领袖和政府都更好地认识到，要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需要共同努力的。有一个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那就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后疫情时代。相比气候变化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渐进式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突如其来且横扫一切之势，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由自利目标和短期利益驱动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不平衡的、脆弱的，会增加社会、环境和公共卫生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表明的，一旦危机来袭，公共体系就将被置于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
在这本书中，我将论证，我们当前这个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逃避税收和监管、环境危害的外部化等自利动机驱动的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持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旨在关切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社会、经济体和国际社会。具体而言，我们应该从过去50年西方世界盛行的“股东资本主义”体制和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经济发展体制，转向“利益相关者”体制。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紧接着，我展示了如何构建这样一种经济发展体制，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做。
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概括性地梳理了1945年以来西方世界和亚洲的经济发展史，探讨了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比如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也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给后代留下了巨额债务。该部分还探究了政治极化日益严重等社会趋势与我们当前的经济体制和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七章）深入挖掘了我们当前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背后可能的驱动因素，审视了技术创新、全球化和贸易扮演的角色，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问题。第三部分（第八章至第十章）探讨了我们的全球经济体制可能发生的转变，给出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定义，并展示了在具体实践层面该模式对于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整本书中，无论是呈现我们正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并且探讨这些问题可能的原因及结果时，还是提出我认为有助于打造未来更美好世界的解决方案时，我都尽力做到公正、客观。但我必须要补充的一点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展示的都仅仅是个人观点，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影响。我在本书第一章中谈到自己在儿童时期、学生时期以及初入职场时的一些成长经历。我希望这些描述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我的世界观。我坚信，无论是对于一个社会还是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最优的成果都来源于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或是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无论你是谁，我都希望这本书能够对你有所启发，促使你积极投身这一体制的构建。通过合力打造一个以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平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我们可以转变新冠肺炎疫情的后续影响。尽管这场疫情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口死亡，对人们的生命与生计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也许它能够帮助我们通往一个更具韧性的世界。我希望，后疫情时代之于我们的后辈，正如同二战后的那段时期之于我父母那一代人——那是一个团结的时代，人人都以刚经历的那段历史为戒，牢牢抓住当下和未来的时机，构建一个所有人都能共享繁荣的世界。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内层面，我们致力于重建社会契约——比如，欧洲致力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美国致力于打造“伟大社会”。在国际层面，我们创建了一个多边体制，旨在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还构建一个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机构在内的国际金融体系。
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够借后疫情时代的复苏之势，在国家层面实施利益相关者模式，同时在国际层面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制。
感谢你抽出时间阅读本书！
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几乎从未像今天这般富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时局相对和平，经济水平称得上绝对富裕。与先辈们相比，多数现代人的寿命更长，且身体健康水平普遍提升。我们的子女可以接受学校教育，甚至普遍能够接受大学教育。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其他高科技设备的发明，使我们可以与整个世界相连。哪怕只往前追溯一两代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如今许多人所享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丰富的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全球贸易给我们带来的奢侈享受，于他们而言都还是梦想。
118在大约开始于两个半世纪以前的工业革命中，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持续而稳定增长，急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历史进程。这种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在短短200多年的时间里席卷全球，遍及世界各地、数以十亿计的人口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这一进程，最终形成了当前错综复杂又密切联系的“地球村”。然而，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经济社会模式。一方面，这种模式创造出之前无法想象的知识和财富，也改善了千百万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这种模式在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产生的问题几乎与其创造的财富一样多。它曾经有过黑暗的历史，在其诞生初期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殖民时代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传统社会和传统生活方式，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民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模式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并未有丝毫减弱，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人类的长久生存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最适合从全球视角分析这种模式的成就和困境，并给出出路和建议的，可能非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莫属。始创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联合政府、企业和其他各类社会领袖的力量，引导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社会分裂、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施瓦布及其合作者彼得·万哈姆在2021年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一书中，回顾了这一模式在二战以后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发展，考察了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大量的实际案例和专家访谈，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和环境问题，提出了以利益相关者模式代替以往以个人为中心的“唯GDP”模式。这些洞见对于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乔尔·莫基尔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源在于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萌发了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并催生了保护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制度，因此，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竞争天性被导向了创造和积累财富，而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依靠对暴力和权力的垄断去巧取豪夺。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认为，这种以个人自利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达到对整个社会而言最优的结果，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每个人出于自利的本性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最终的结果却是最大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种巧妙的制度安排明显优于原始的自然经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奴隶经济或封建经济以及以苏东国家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也正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东体制行将崩溃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称这种制度为“历史的终结”。
但是，此后30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极度崇尚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的制度不仅没有“终结”历史，反而自身有可能被这种模式所导致的不平等和环境问题所终结。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以个人自利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产生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对人类社会持续而平等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正是施瓦布提出利益相关者模式的背景，也是其力图要解决的难题。
施瓦布将以自利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问题概括为三个“库兹涅茨诅咒”，即“唯GDP论”、不平等和环境问题。个人以财富的积累一竞高下，但是收入和财富并不等同于个人和社会福祉。在“以贫富论英雄”的社会氛围中，以牺牲个人时间、健康和环境质量为代价去谋得更多的收入，可能无助于个人福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帮助创立和推行GDP这一指标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本人非常清楚其局限性。GDP本质上是一种“战时”指标，适于衡量战争期间可以使用的各种资源，而现在却成了个人、地区或国家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难免有些本末倒置。无论如何，创造的财富总归只是工具和手段，如何正当地使用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福利水平才是根本目的。
由于个人天赋与继承的财富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自由市场经济天然具有扩大个人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倾向，由此造成严重的不平等。根据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说，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穷人有消费欲望但没有消费能力，而富人有消费能力但缺乏足够的消费欲望，由此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还导致社会分裂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相互借助于各种渠道为分得更大份额的蛋糕而争斗，进而引发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危害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市场机制自发的“涓滴效应”并不足以使掌握更多收入和财富的阶层与低收入者分享共同创造的财富，这些富人和大型企业反而凭借巨额财富积累的垄断性的市场势力攫取更多的收入和利润，从而使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加剧。由此引发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社会危机促使政府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强有力的调节作用，通过反垄断政策，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收入差距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程度。
全球化使收入不平等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借助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缩小了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拥有更多天赋和资源的个人提供了更为丰厚的收益机会，从而使得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内部的收入差距都有所增加。另外，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产业，使商品的生产与利润的获得跨越了国境，一国之内富人向穷人转移收入的“涓滴效应”更难以实现。一些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企业通过税收转移，减少了对本国政府的税收贡献，也降低了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产生了大量平台经济，容易产生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规模效应，从而形成新的垄断形式。到目前为止，各国还没有形成成熟和统一的监管方式和反垄断政策，以抑制新技术的发展对收入平等造成的危害。
另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在于以自利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容易导致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其中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最具挑战性。正如7月20日我国河南等地的暴雨导致的城市瘫痪，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对经济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任何一个国家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都不超过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气候问题。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强制各国实施统一的减排政策，全球范围内的节能减排只能通过各国协商一致来解决。尽管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并且危害到整个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目前的增长模式仍无法动员起足够的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以自利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已经积重难返，而施瓦布所倡导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或许是可能的替代者。个人不应仅追求财富或消费的最大化，企业也不应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政府、企业、员工、社区和环境的利益都应被考虑在内，并且至少在协商环节保障其参与讨论、表达观点和利益的权利。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以免其权力和力量完全压倒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对于利益相关者模式而言，最为困难的是目标和利益更为多元化，如何建立有效的协商和决策机制，对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予以量化和加权？相比之下，“唯GDP论”虽然有诸多弊端，但是目标单一且容易度量，民众可以问责于政府，股东可以问责于企业，可以发挥强大的引导和制衡作用。施瓦布在本书中提出了利益相关者模式的量化指标，这可以视为破除“唯GDP论”的初步尝试。尽管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但是这种探索意义深远。
近40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施瓦布致力于解决的“唯GDP论”、不平等和环境问题也切中我国发展中的时弊。个人以自利为要义，企业以利润为核心，这种现象也正是各类发展难题的根源之一。通过公开和深入的讨论，保障利益相关者参与政府与企业的决策过程，对于利益相关者模式形成广泛的共识，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的问题并促进未来更为持续和包容的发展，必定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