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清澈、蜿蜒的小河是否依然流淌？我们住过的营房现在什么人居住？我们修建的操场、我们开发的菜地、我们放映的礼堂、还有那留有我们字迹“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小木桥还在吗？多少次在梦里又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从新兵连乘车逆水而行十分钟，左转下路，过一个漂亮的小木桥，就是第二指挥部机关所在地了。这里地段比新兵连更宽阔，四面营房依山傍水，小河两岸郁郁葱葱，一年四季分明。难怪被人称为军中胜地“小上海”了。从“小上海”开车往下走约半小时，在大山与戈壁交界地带，几乎常年刮大风，大概就是所传的“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地方；如果逆水而上，气温则越来越低，一小时左右便可望见常年积雪的山峰，当地人称“冰达板”，与沟口明显两重天。
那天去新兵连接我们的是个入伍五年的东北兵，我们称他“王老兵”，但年龄不比我们大多少。是手把手教我们放电影的师父，颇有些师道尊严，从不多说一句废话，年轻人玩儿深沉，我们都有些怕他。部队这个大家庭，其实内部是论资排辈、级别分明的。多当一年兵就可以在新兵面前摆摆“老资格”，称新兵“新兵蛋子”、“新兵娃子”；新兵呢，背地里喊他们“老兵油子”。当兵的对那些提了干的又有些不放在眼里（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称他们“虾参谋”“烂干事”，“参谋不带长，放P不响”。
文化处郑志洁处长略带诙谐的给我们介绍工作性质：“文化工作么，迎来送往、布置会场、电影广播、打球照相，年终总结，大哭一场。”为什么大哭一场？因为我们的工作是琐碎的、不见功的服务工作，年终不会象基层或前线战士一样立功受奖、戴红花。
王老兵拿给我们一本有头无尾的黑白纪录片“战斗在大兴安岭”，让我们练习装片，而我们却被影片内容深深感动。讲的是铁道兵战士在素有“高寒禁区”之称的林海雪原筑路的事，浑厚的男声缓慢地解说“五月才开冻，六月又下雪，切豆腐用刀剁，切肉都要用钢锯”。。战士们睡在简易房的大地铺上，第二天一觉醒来，大头鞋冻在了地板上，画面上出现几个战士嘻嘻哈哈象小白兔拔萝卜一样七手八脚地与大头鞋奋斗。生存环境的艰苦几乎超出了人类承受能力的极限。为了共和国的铁路建设，我们的战士仍然乐观地生活战斗在那里。当地淳朴、善良的鄂伦春族同胞看着心疼，赶着他们自己驯养的“四不象”（没有牛马高大、象鹿比鹿肥壮的野生动物），主动地、自发地给部队送食物、送棉衣。看了那场面，你才能理解什么叫“鱼水情”，什么是“子弟兵”。
我和小桑住在广播室。小桑来自豫北西部山区，高矮胖瘦是我的翻版，多少年那些老首长分不清我们俩。别小看这俩傻呼呼的小新兵，整个机关大院儿的首长、战士们可都要听我们的。每天清晨我们的起床号角将他们唤醒，开始一天的工作。息灯号命他们休息，进入梦乡。在新兵连我们有司号员，我们女孩子可没那么大吹劲儿，我们放录有号角的唱片代替。至今仍深切怀念那军号声声：起床号，缓慢、低沉，象怕吓着睡梦中的战士；上班号，高亢、响亮，催人奋进；休息号，轻快、活泼，让你放松紧绷的神经；熄灯号则懒洋洋地送你入梦乡。
在“小上海“度过的岁月里，给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人要数我们处郑处长了。他个子不算高，但身板挺得笔直，看得出年青时是很帅的。他潇洒不羁，襟怀坦荡，不屈从于世事俗流。在他面前，没有人敢说假话，他犀利的目光能把你看穿。在整个指挥部处级干部中，他是资格最老的。他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来，是铁道兵战士最喜爱的歌曲“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曲作者，享誉军内外的著名作曲家。在和平年代、建设时期，他仍然保持一个军人的锐气，处处身先士卒。
处长希望我们快快成长，对我们要求严厉到苛刻。记得最清的一件事是，我和小桑第一次放电影，本来就有些紧张。放映前要打幻灯，处长临时决定让我读幻灯词。我说我连普通话还说不好，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处长严肃地说：“我现在不看你的效果，只要你的勇气。上！”退路是没有的，只好硬着头皮上，蛤蟆垫床腿，硬撑。第一张幻灯片内容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喇叭里反馈回来，回荡在苍茫的夜空。吓得战战兢兢，念得南腔北调，处长则露出欣慰的神情：“怕丢人吗？那就给我好好练！”诸如此类，“逼”我们纠正发音、“逼”我们练大字（那年代总是红绿标语贴满墙的）、“逼”我们学业务、“逼”我们去乌鲁木齐取影片，到外面闯世界。他常说：困难算什么？我们是革命者！我们怨过他、恨过他，但时隔三十年，最怀念的也就是这位老处长了。
王老兵教给我们的是放映技术，而处长传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无论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退缩的精神。“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这种精神使我一生受益无穷。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