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五章
也来说说辛丰年
(下)
徐家祯
与辛丰年先生谈音乐(左一是我老友夏君)
我从 1989 年前后开始到 2005 年初，曾经每月在家里举办过一百六十多 次“音乐沙龙”，其间只有中断过两年，偶而还有几个月因我出国开会或休假， 也有缺办的时候。参加者，除了固定的十多位成员外，还常有来客串的，包括 一些来南澳的访问学者，也时有闻讯而来的。记得二十一世纪初，阿德莱德来 了一位时任海门小学校长的年轻人，姓许，名星海，他是来我市考察澳洲小学 教育的。以前，许校长已经去美国考察过，回国后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小学教育 的书。这次来澳洲，当然也想写一本关于澳洲小学教育的著作。我们“音乐沙龙” 成员中，有一位小学老师，所以，就认识了许校长，而且知道许校长在南澳考 察期间，业余生活很单调，觉得有点厌气，于是有次就把许校长带来了我们的 “音乐沙龙”。以后，许校长就成了沙龙的常客，在访问期间，一次聚会都没有 缺过。我知道海门与南通都在长江北岸，与上海只有一江之隔，就问许校长知 道不知道南通有位姓严而不知其名、只知道笔名叫“辛丰年”的奇人?许校长说， 他不知道，但他们学校有家住南通的老师，可以去打听。不久，回音就来了， 说他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就知道辛丰年，等下次我有机会回国就可以设法安排去 见辛先生。不久，许校长结束了访问，回国去了。
2005 年 7 月，我有一次去中国开会的机会，于是，事先跟许校长联系好， 还特地去唱片店买了三张 CD ，准备送给辛丰年先生。可惜我那时买的是哪三 张 CD，现在却忘记了。我想，很可能是室内乐作品，因为我觉得辛先生这方 面的作品听得不多，这些 CD 或许能使他对这类音乐作品有更多了解。
那时，虽然南通、海门与上海只隔了一条长江，但因为没有桥梁相通， 要去一次还真不容易。坐班车来回一次大概要一天时间，所以，一定得在南通 或海门住一晚才行。幸亏许校长告诉我，那时他已安排好他们学校一批老师七 月底趁暑假之机，要来阿德莱德访问。出国前，老师们要到上海去准备行装， 他们学校有校车接送这批老师，我可以随校车来回，这样，就不用在南通或海 门过夜了。有这样的机会真是太巧了!
记得 7 月 8 日早上，我与也是音乐爱好者的好友夏君约好，九点前他就 来我家等海门小学的校车。因为上海交通太差，校车到九点半过后才开到我家， 来的是辆大巴士。司机说，他先把老师们送到淮海路放下，才来接我们的;晚 上，则打算把我们送回上海，再顺便把在上海逛了一天的老师们接回海门去。
在辛丰年先生客厅
上海交通情况实在糟糕，在街上穿行时，汽车真是车行如蚁，寸步难行。 记得穿过市区，走到吴淞口长江南岸的摆渡口，已经时近中午了。摆渡口上汽 车排着长龙，等候渡船摆渡。望江面上滚滚浊流、翻滚而下;江两岸烟囱林立， 烟雾弥漫，为已经十分杂乱的交通更增加了凌乱的气氛。我们的车等了好久才 总算渡过了长江。那时，在学校等候我们的许校长已经急得给司机打了好几次 电话了。
过了江，路面宽阔起来，交通也不再像南岸那么拥挤、堵塞了。大约又 开了半小时，就见一条笔直而开阔的大道，这就是海门市区了。不一会，又见 一片整齐的楼房被一圈高墙围着，我知道一定是海门的重点小学海门小学到了。 下了车，许校长就迫不及待地带我与夏君去参观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海门小学。 老实说，那时我离开中国已经二十多年，没想到在海门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地方，竟然能看到一所设备那么完备的小学，真的很使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可惜，时间已经不早，许校长在附近订的饭馆，已经多次去电推迟用饭时间了， 于是参观小学只能走马看花，匆匆走过而已。
中午吃饭，除了许校长和司机以外，还多了学校的音乐老师，下午还要 请她做引见人带我们去见辛丰年老先生呢!那顿午饭吃了什么菜大多已经忘记， 只有一道菜不但没有忘记，而且不能不提，那就是许校长特意为我们安排的河 豚鱼。河豚是“长江三鲜”之首(还有“二鲜”为刀鱼和鲥鱼)。中国有句俗话， 叫“拼死吃河豚”，就是说河豚是那么鲜美好吃，所以虽然明知有毒，有人却愿 拼着中毒的危险也要尝一尝。据说，日本人就很喜欢吃河豚，而且懂得怎么煮 法，可以去除毒素，但也时有中毒的传闻，所以在日本，河豚是禁吃的。我小 时就听父亲说过因为常有吃河豚中毒死亡的事件发生，所以，中国政府也将河 豚列为禁吃之列的。但他倒在国民政府统治年代吃过一次河豚，那是朋友特意 请了专门会做河豚的厨师来做的。吃前，我父亲还不敢告诉我母亲，怕她担心! 所以，我想，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可能吃到河豚的机会了。不想许校长有心， 倒事先安排饭馆给我们有个尝尝河豚滋味的机会。海门正在长江口上，河豚是 他们的特产。虽然我有点担心会不会中毒，但许校长保证说，这家饭店专做河 豚，而且夏天不是河豚最毒的季节，一定不会有问题。果然，走到饭店门口， 就见橱窗里的鱼缸中陈列着游动的河豚。我想既在做公开的广告，大概总不会 有问题吧。于是，就只能“拼死吃河豚”一回了。河豚是红烧的，我觉得鱼刺不 少，倒也不见得有多鲜美，大概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一次罢了。
吃完午饭已经下午两点，赶快上车去南通，见辛丰年 —— 这才是那天的 主要议程呢!
海门离南通不远，记得好像是紧连着的两个小城市，但开车子大概也要 半小时左右。路上经过南通名胜狼山，不高，山上树木葱郁，建了寺庙，也只 能在车上看看而已。音乐老师说，她也没有见过辛丰年，是她打听到辛丰年的两位老战友，说可以带路去见他的。于是，路上接了已经事先在路口等候着的 两位老战友，就由他们领路把车开到一个小区门口。
辛丰年事先当然知道我们会去拜访他，早就已经在家等着了。辛老先生 很瘦，精神却甚健;他的眼睛十分近视，这从他戴着一付度数很深的眼镜就能 知道。他家客厅不大，房子装修却很新，大概刚搬进去不久吧。我没看见厅里 有音响设备，也没有看见有一张 CD，可能他是在卧室或书房听音乐的吧。客 厅里陈设很简单，记得只有一张长沙发、两张小沙发，都是木制的。沙发前有 一张长方形的木茶几，茶几上压着一块玻璃板，板下是一条绿色方格的桌布。 但墙边上却有一架铮亮的立式黑钢琴，大概就是辛丰年学弹的那架吧。钢琴边 上一排玻璃门，通到一个原来是开放、现在已经封成另一间小房间的阳台。辛 丰年的书架大概就放在那里，因为谈话中他站起来去那间房取过书。那天我和 夏镛以及辛老先生分坐在沙发上谈话时，好像其他人就都只能站在周围听我们 谈话了，因为没有别的椅子可坐。七月初，天气很热，虽然南通近海，没有上 海那么闷热，但下午两、三点钟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好像辛老先生家并没有 空调，只记得客厅角落似乎有一架风扇。辛老先生怕冷，我们穿着汗衫还出汗， 他却在汗衫外面披着一件长袖的厚外套。
赠书给辛丰年先生
可惜，那天具体与辛丰年谈了什么已经全然忘记，但只记得辛先生十分 健谈。那天主要都是我与辛先生的对话，谈的好像几乎全是音乐，两三个小时高谈阔论，没有一分钟的冷场，其余人则站在边上，似乎是在听我们两人所作 的公开音乐对话似的。我们俩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记得辛老先生告诉我，他 那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近年来视力大大减退，但觉得想看的书太多，所以，现 在尽量找时间，想多看一点书，音乐反听得少了。我大概劝他还是多听音乐， 尤其多听室内乐，因为听音乐不用视力，而且也可以边听音乐边看书。但辛先 生说，他没有边听边看的习惯，要听音乐就得放下书本，专心致志，但这样就 会影响阅读，无法两全。
在送给辛先生的著作上签名
那天我们大概也交换了对最感兴趣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的看法吧。我记 得我谈了德伏夏克、肖斯塔科维奇，也谈了我对贝多芬那部他认为是“天书”的 “槌子键琴钢琴奏鸣曲”的看法。还告诉他，我对他十分喜欢的德彪西和戴留斯 倒并不怎么感兴趣，于是他就谈了他对这两位英法音乐家的看法，还极力推荐 我去听听德彪西的那首长笛、竖琴和钢琴三重奏。当然，我回澳后就把这首曲 子买来听了。
那次谈话，当然，也免不了谈了我们各自的著作。那时，我还没有什么 成文的音乐随笔可以让辛老先生过目，但也没有忘记事先带了两三本我已出版 的散文集送给辛丰年先生。辛丰年说，他最近热衷于看历史方面的书，也出版 了一本与他儿子严锋合著的谈历史、谈文学的小书，叫《和而不同》，可以送我，可惜，音乐方面的著作他手头已没有存书，无法送我了。于是，起身去隔 壁房间拿了两本《和而不同》来，在茶几上题了字，送我与夏君一人一本。
辛丰年先生赠送他的大作《和而不同》给我们
那天，我本来的打算是请辛丰年、他的老战友和许校长、那位音乐老师 和汽车司机一起去附近饭馆一起用晚饭，一则对他们安排我与辛丰年难得的见 面表示感谢，一则也可以有更多时间与辛丰年继续交谈。但是，不想辛老先生 坚决不肯出去用餐。他说近来身体不好，牙齿更坏，很少出门吃饭，于是我也 不敢再坚邀了。
告辞辛丰年先生出门，天色已暗。还是由辛先生的老战友们引路，我们 一行人找了一家饭馆吃饭。当然，许校长坚决不肯由我来请他们，于是只能再 叨光了一餐。席间，当然主要还是谈的辛丰年。就是那次从一位老战友嘴里， 我才知道“辛丰年”这个笔名原来来自于英文 symphony(交响乐)的译音。
晚饭后出了饭店，天色已经全黑。等司机把我和夏君送回上海，已经晚 上十点半了。那批在上海购物的海门小学老师已经等得望眼欲穿。我想，等她 们回到海门，一定要半夜以后了呢!
在与辛丰年告别时，我们互相都说:以后一定找机会再好好谈谈，但是 眼见这样的交通情况，我怎么可能再去第二次呢?不过，好在那时听说似乎已经在动工修建长江上连通上海与南通的大桥了，于是，我与夏君在车上就说， 等大桥建好，我们再一起坐班车去南通探望辛丰年。
但是，这样的想法和诺言后来都没有兑现，不过，我与辛丰年之间的联 系却还是常有的。记得我回沪不久，就收到辛丰年寄到上海我弟弟家的一张明 信片。信里说，我送他的散文集他都看过了，十分喜欢。最喜欢的是我母亲与 我合作的《山居杂忆》，还说这是近年来看到过的最好的回忆散文。我想，这 决不是客气话。
我回澳后记得也给辛丰年先生写过几次信。在信里我告诉他，要是他想 回信，可把信寄到我上海的弟弟家，不用直接寄澳洲。我想让他节省一点邮费 吧。后来他是否回过信，我就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我们通过好几次 email。辛丰年大概不会用电脑，即使会用，我想他那时视力已经很差，一定也 看不清电脑上的字了吧。所谓通 email，实际上是通过一位叫严晓星的年轻人转 的。我起初还以为严晓星是辛丰年的另一位儿子或亲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南通 一位年轻编辑，辛丰年晚年好几本书的出版都是由他促成的。很可惜，三年前， 我原先用来与辛丰年通邮件的那个电子邮址因被人盗用而被封闭了，所以我与 辛丰年交换的电邮也都无法打开，于是，信里讨论的是什么现在几乎一点都记 不起来了。
但有两件事我却是记得的。一件是我们见面那年的年底，辛老先生写信 告诉我，说他有两本谈音乐的随笔集就要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等出版后 一定会寄给我一本。2006 年 1 月底左右吧，我就收到了这两本著作:一本是 《乐迷闲话》(增订本)，一本则是《处处有音乐》。前者我早已买到过一本 三联书店出版的初版本;现在，又有了一本增加了差不多一半内容的增订本， 当然十分高兴。后者，则是新书，以前没有出版过。我一看书上印的出版日期， 竟然是 2006 年 1 月，而辛丰年在扉页上题赠的日期，却是 1 月 16 日 —— 看来 他一收到出版社寄给他的样书，就赶快寄来送给我了!
这样一来，我总共有了辛丰年的六本著作:我自己买的《辛丰年音乐笔 记》、《乐迷闲话》(三联出的初版)和《不朽的人与乐》，以及辛丰年赠与 的《乐迷闲话》(增订本)、《处处有音乐》和《和而不同》。我想，辛丰年 的作品我大概已经很齐全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就是 07 年左右吧，我在我们大学每周五 中午举行的一次“午间音乐会”(Lunchtime Concert)上听到我大学音乐系主任演奏的贝多芬第 31 钢琴奏鸣曲，很有启发。回家就找出这首乐曲我认为比较满 意的三个版本的演奏，录在一张 CD 上，寄给辛丰年，与他共享。后来，我还 把我的感想写成一篇题为《贝多芬最私密的自白》的随笔，发表在上海《音乐 爱好者》上，大概也把该文的复印本寄给过辛丰年先生一份吧。那时，我常在 《音乐爱好者》杂志上发表音乐随笔，好像每篇文章发表以后我都寄给辛先生 一个副本，请他指教。
自从 2005 年 7 月我与辛丰年见面之后，我每次回沪都会想一想应该不应 该再抽时间去看一次辛丰年，特别是后来听说长江上通南通的大桥已经建好了，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打听出来到何处去坐班车可以从上海直接到达南通，更 不知道班车要开多久才能到达南通，也不知道通车之后是否当天就能上海南通 跑个来回了。更使我下不了决心去南通的原因是那次同去的夏君后来再也没有 机会跟我一起去上海，而原来在海门小学当校长的许星海，则听说已经高升当 了江苏省某处的教育局长不在海门上班了。于是就这样一年复一年地过去，而 再次探访辛丰年的想法，却始终只是停留在脑际而已。
两、三年前吧，我又回了一次上海，得知为辛丰年转信的严晓星先生也 正巧要从南通去上海办事，我们就约好一起在徐家汇吃顿午饭。虽然严晓星为 我与辛先生转了很多封信，但这却是我们的首次见面。在饭桌上，当然大家谈 到了辛丰年。严晓星说:辛丰年最近身体情况每况愈下，他也很少见到辛老先 生了，因为听说老先生每天睡觉的时间很多，往往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起床。他 还说，辛老先生还提起过我，所以，建议我可以给辛丰年打个电话。
但是我想，既然老先生精力已经那么差了，还是不要打扰他为好。更何 况，我最希望做的事是，常能有机会与辛丰年屈膝而坐，天南地北、古今中外 地闲谈:谈社会，谈历史，谈文学，当然也谈音乐。更理想的是，能常与老先 生一起听音乐，谈感受，那才有意思，才能得教益。光通个电话问个好，又有 什么意思呢!
现在，辛丰年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了，我的理想再也无法实现。05 年 7 月 的那次会见，竟是我与辛丰年面见的唯一机会。想到此处，我倒的确很希望能 够真心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还有极乐世界。那么，说不定有一天我也 上了天，我与辛丰年就能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好好坐下来畅听音乐、畅谈音 乐了。说不定，我们还会结伴一起挨个拜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 斯、德伏夏克...... 呢!
辛丰年先生在翻看我送他的著作
夏君与我跟辛丰年先生畅谈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