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127）跪惯了，站不起来了
闲来无事，打开电视机浏览一下，居然找不到一部可以看下去的电视剧。突然看到《康熙微服私访记》跳出来了，遥控器轻轻一点，那熟悉的画面和片头曲，立即想起了二十多年前追剧的情景。
且不说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事，仅凭剧中康熙、佛印、三德子三个人物的精湛表演就足以让大家每天必看了。
也不说饰演康熙的著名演员张国立那“皇上”的气场、那一举一动、那一言一行，就让人觉得真是一个“皇上”，谁知道百多年前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呢？
那配角“太监”三德子，更让人记忆深刻。那就是只要皇上站起来，他绝不能安坐不动，马上跟随起立了，而且一定是那样微微地低着头，嘴里说着“嗻”，自称“奴才”。据说这是皇宫内的规矩。
三德子，是《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虚构角色，在剧中太监三德子可以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为人聪明机智、善解人意，是康熙的贴心太监，用当今的话说应该叫生活“秘书”吧。他跟随康熙出生入死，为康熙出谋划策，甚至背黑锅，但他同时又古灵精怪，有点自私，鬼点子特别多，是个非常出彩的角色。
我以为，三德子最经典的表演是“跪惯了，站不起来了”，就是那样微微地低着头，嘴里说着“嗻”的样子。
有人说，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太监文化”，我不懂什么是“太监文化”，不敢妄议。但我教了一辈子中学语文，而且兼班主任，我知道“跪惯了，站不起来了”，也是人的一种习惯，俗话说“习惯成自然”嘛！
叶圣陶老先生说，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叶老又说，教材不过是一个拐杖，引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好习惯。
我是这样用教材引着学生养成学习语文好习惯的。
1982年9月，我奉母校袁福老校长之命，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的、长达六年的“全国重点中学语文分编型教材改革实验”。实验教材《阅读》和《写作》的教学内容，较之几十年不变的课本《语文》，不仅量大，而且要求进行单元教学，且严格规定实验班的周课时教学时间与普通班一样，不得随意增加课时。
参加实验的学生是随机分配的，他们在小学长期养成的学习习惯是上课坐得端端正正、双手必须放在桌上，且右手压在左手上，听老师讲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言堂”；而实验教材要求实行讨论式教学的“群言堂”，要学生随时开口说话、动手“圈点勾画”，养成“每事问”和“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
于是，我从实验开始的第一堂课，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改变以前的学习方法，学会“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要求他们背诵陶行知学生的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规定学生学习每一篇课文至少要提出三个问题。经过初中三年的长期训练，实验班学生养成了习惯之后，对任何一篇课文，不论作者是谁，都敢问。不论有没有人、有多少人来听课，他们都敢即席提问，随时抢答。语文教学课堂真正成了一个“群言堂”。学生养成了勤学好问的好习惯，提高了思维能力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说和写的能力。
实践告诉我们，不论是好习惯或坏习惯的养成，都是长时间训练或熏陶形成的，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最近几天，看到石家庄“解封之后”，有些市民不敢出门了，学校通知学生到校上课，家长担心孩子群聚被感染，拒送学生去学校。一时网上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疫情恐惧症”变成了“认知障碍症”，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以为就是“跪惯了，站不起来了”，习惯使然。
自三年前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人们谈“疫”色变，武汉当时采取“封城”，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抗疫”，终于取得成功。但疫情很快漫延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国科学家、医生集中精力研究对策，但是“病毒”也非常狡猾，三年来不断“变异”，最后成了“奥密克戎”。科学家们终于发现它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被它感染不致死，如同一般感冒。于是，就有了“解封”。
三年疫情，死了那么多人，让人恐惧，本在情理之中。趋利避害，人之本能。一般人，谁不怕死？对老百姓而言，这不是什么“认知障碍”。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也是“肉食者谋之”、长期宣传和执行的应对疫情政策和方式造成的后果，即已经“习惯”了，就像三德子跪惯了，站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