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二三事
/游永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这样的心志是许多来到华夏大地的西方宣教士所共有的，这也是司徒雷登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曾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可以说，司徒雷登为中国的教育以至于中国的和平付出甚多，但更重要的是作为牧者，司徒雷登用他的一生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样式。他所追求的真理的大道，他所实践的自由的公义，以及为他所服事的人们能得到和平，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社会形态产生影响。
燕京大学和校训
1904年，作为美南长老会的宣教士，28岁的司徒雷登携妻子，远渡重洋，从美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中国杭州，开始了在中国的宣教生涯，也展开了他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基督教宣教史上浓墨重彩的画卷。
擅长学习各种中国方言的司徒雷登，在讲台前布道、与信徒交谈，很快融入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他的中文水平相当高，被视为“中国通”。1908年，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并担任南京教会事业发展委员会的主席，他积极提倡“基督教青年会不应受教会、教义和组织上的约束。可以公开讨论如何将基督教的教义，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问题上”。这种思想和宣教实践与他创办燕京大学和参加政治活动息息相关。1918年秋，司徒雷登奉华中布道团之命筹办一所教会大学。办校初期，他强调“基督教运动的前途，实赖教育”并采纳诚静怡博士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校务长。
1922年，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找到了合适的校址——燕园和勺园，两处景色优美的园子合为一体；司徒雷登又专门聘请了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京大学的校园。它正好坐落在清华园的西面，时常可以听到“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歌声飘荡。60多年后的北大学生用林黛玉的一句话作为回应：“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不过把句式变成了肯定句。这是两校之间的一点小乐趣。
燕京大学是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司徒雷登是一位虔诚而活跃、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他认为燕京大学“应该与宣扬基督教互为助长，相得益彰”，“燕大是整个宣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他提倡“思想自由化”，要“宣教士完全可以壮着胆子去宣传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他还认为：“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他还在校园里创办了“基督教团契”。司徒雷登校长在开办之时就为燕京大学制定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源于《圣经》中的两句话，一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这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美国第3任总统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校门正上方。另一句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司徒雷登将这两句糅合在一起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校训不仅融合了基督教的信仰、科学的方法和无畏的探索精神，而且折射出当时燕京大学先进的办学理念。这一校训还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曾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那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人们这样评价燕京大学：“虽然她只存在了短短的33年，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从不名一文的烂摊子，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综合性一流大学；虽然她只有9988名注册学生，但它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诸多顶尖人物和高水平人才，就连1979年邓小平访美访问团的三分之一成员都是出自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虽然她的名字已经消失殆尽，少有提及，但她的精神和历史将长存于世。”
这样说也许更趋于表象：北京大学将革命历史留在了红楼，却将名字融入了燕园。北京大学不仅继承了湖光塔影、亭台楼阁，还传承了对真理的渴望、自由的追求以及服务社会的理想。北大再无校训，却将燕大的校训铭刻在中国乃至世界大学教育史的丰碑上，所有这一切正是燕园的精髓和灵魂。燕京大学不再是停留在历史书卷中的记忆，而是发扬光大了。可以想象就在不久的时代，上帝之子的光必定会照亮东方，帮助人们从蒙昧中苏醒，虽然铁幕重重，可这光已经无人能阻挡。
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提出过对“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的另一层次的理解：在上帝的世界里，只有得到真理，才会获得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得到了自由，才能知晓真理。他的这一新认识，更让今天的我们有了更深刻地了解和体会。
从校长到囚徒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奠定了公义、公平和公正的思想基础，这不仅是他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实践。他同情学生运动，甚至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包括燕京大学的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政府积极抗日。当时司徒雷登从美国募捐回来，在校门口碰上学生们返校，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校长，怕被责备荒废学业。司徒雷登决定当天召开一个全校大会，会上他看着这些回来的学生，先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在上海下船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去南京示威请愿了，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大学的大部分学生都去了，是大部分都去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了心。如果燕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去请愿，那就说明了我几十年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时，燕京大学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西面不到两公里就是日本人的大本营，日军士兵不时地从燕京大学周围的路上走过。战争开始后几天内就有2000多人涌入学校，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而当时的国立大学和其他官办学校已经被关闭。由于燕京大学具有美国和英国教会背景，尽管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议活动，日本侵略者也把燕京大学视为他们前进中最主要障碍之一，千方百计逼迫学校关门。但是燕京大学没有屈服，奋起抗争。日本的侵略行径在燕园里引起波动，司徒雷登回到学校，他在校园的校旗、国旗旁升起了第三面星条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日军侵略者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及国际财产，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燕京大学不会逃离包围着它的威胁，它要在北平继续办下去。
司徒雷登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尽一切可能帮助保护师生，是广大师生的精神支柱，他用自己全部精力庇护这些中国未来的栋梁。他组织教师学生，自我保护，严禁任何告密行为，一经核实有告密的人严惩不贷。对于日军的栽赃破坏，则严正反击，挫败了日军屡次进入校园的企图。对于燕大师生的爱国抗日行动，则全力支持，保护了各方爱国人士。司徒雷登对校园里所有人公开表示：“愿意投身战斗，到前线作战的支持，愿意知识救国，留在校园学习的欢迎；愿意到重庆，还是延安的，听凭个人追求，缺乏经济能力，提供经济资助。”就这样，一大批出自燕园的抗日志士活跃在抗日斗争的各个地方，司徒雷登也因此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迫学校接受管理，遣散学生，美丽的燕园沦入日军之手，被用作伤病医院。第二天司徒雷登和一批师生相继被日军逮捕，他拒绝与日军当局合作，被押送到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的乐道集中营。
集中营里还关押了一些国内外的知名人物，以基督教宣教人员为主，其中有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宣教士埃里克利德尔（《火之战车》的主人公）、美国继任驻华大使恒安石、蒋介石顾问雷镇元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等人。
日军的残暴是有目共睹的，当他们抓捕到这批有重大影响力的人时，首先是威逼利诱，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又是惨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日军每天逼迫他们干重体力劳动，却只给极其少量的食物，声称是为了防止逃跑。这些被捕的人大都与司徒雷登一样有传教士和基督教会背景，所以很容易就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扶持，但是长期干重活，又食不果腹，很快许多人病倒了。
此时，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心中的上帝，他们共同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的怜悯和保守。为了坚定信心，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开始禁食祷告，一方面是真诚地祈求，另一方面把省下的食物让给妇女儿童、老人病人。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祈祷，不久，集中营的情况传递到了外界，引起了各国的抗议，并拒绝与日军交换战俘，日军不得已被迫保证了集中营的食物供应。集中营里的囚徒再一次向日军提出举行公开敬拜的要求，他们不但为此向上帝祷告，也为日本人祷告。在被允许后，敬拜上帝的活动就再没有停止过，集中营里每天都会传扬赞美的歌声。他们还组织团契、开设查经班、主日学，为集中营的孩子补习课程，直到他们被解救。
1945年8月17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被解救出来，他在集中营监狱中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当司徒雷登抗战胜利后回到燕大，有人问他有没有被日本人鞭打，他回答：“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鞭笞。”
当时的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盛极必衰，因为在风云诡吊的政治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在中华民族为近代以来首次的最终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最无奈的境地。
别了，司徒雷登
真正使司徒雷登在中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气知之甚广，且他的道德品格、基督教博爱平等的思想让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出任驻华大使已是推崇有加，众望所归。两党都有他的学生，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京大学的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几天后又专程宴请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70岁生日之际，燕京大学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寿宴。当时在北平的名流几乎悉数到场，国共双方均派出了高级代表出席盛会，并送来祝寿礼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来锦旗，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也参加了宴会并对司徒雷登的品德人格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赞扬。司徒雷登之所以备受尊敬，且根植于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中，这固然源于他对中国的爱和奉献，也与他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观和世界主义情怀不可分割。在司徒雷登看来，宣教士、教会和教会学校不应该单纯地教授人们信仰宗教、背诵教义、遵守教规，而是应该教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在教义的指导下解决复杂的人生问题及提供社会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
1947年，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他以促成中国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表示：“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司徒雷登生不逢时，中共不可能听他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政策，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和平协议而做出让步。”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司徒雷登却仍然留在南京以观变化，显然他是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特派曾经燕大的学生黄华，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毛泽东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伟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欣然盼晤。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他通过黄华和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传递了建立新关系和他本人可否去北平的信息，得到答复：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欢迎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前往北平。但是他就北平之行“可否与中共建立联系避免新中国彻底倒向苏联”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司徒雷登只能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等了一百多天，最终不得不离开了中国。
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后，美国国务院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就在毛泽东发表此文的两个月前，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平，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将他称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全变了呢？答案很明显，他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背骂名，代人受过。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文章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它真正批评批判的对象是美国政府。毛泽东对他有这样的认识：“司徒雷登个人毕竟对中国是有感情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许多事实表明，中共对司徒雷登给予了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到北京访问的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谈话时，不仅对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及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还对他寄予了最重要的希望——从国与国之间的长远利益考虑，毛泽东表示：“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希望美国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同样有所回报，而这一切的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
司徒雷登最为遗憾的是没能坚持自己的心志，前往北平，回到燕园，他自责为“太注重使命和职责”，一贯以诚信和公义为标准的司徒雷登，作为代罪羔羊，终于只能眼睁睁看着“中美关系的大门被重重的关闭”而望洋兴叹。后来，毛泽东1970年接见斯诺时，请这位老朋友向美国传递互开大门的信息。而当年正是司徒雷登亲自安排了黄华陪同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斯诺访问的延安。司徒雷登和毛泽东都不会喜欢“关门”的结果，特别是对诗歌研究颇深、遣词造句高手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是否就用了最喜欢和最擅长的双关语，现在已无从探究，但是从他会见基辛格和尼克松时的谈话，以及后来常被提及的邓小平“美国友好论”，却让人可能产生稍许遐想。向来以炼字精辟且精确的毛泽东没有用告别、送别、离别，甚至骂别，而唯独用了“别了”，至少有惋惜、叹息，甚至不舍的字面含义，但是博大精深的中文里“别了”至少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不要”。那么《别了，司徒雷登》，仅这几个字标题的内在含义，就不由得使人浮想联翩了。
司徒雷登的遗愿是将骨灰埋葬在中国，最好是燕园。但是由于几个马列老太的坚决反对，致使这个愿望没有能够最终实现；直到2003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和他的父母家人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曾经基督耶稣也不为自己的族人所接受，能在这一点上真正地效法耶稣，应该是司徒雷登这一生最好的结局。
最后，用司徒雷登自己的一段话（《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作为本文的结尾，因为他的话到今天依然可以品味到其中的真实性、哲理性和预见性。
“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必然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这不仅是因为我出生在这里，也因为我在这里长期生活，和无数的中国人成了朋友。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的美国男孩，后来又作为传教士和中国文化学习者、福音教派神学教授而担任大学校务长，这些经历是我人生中特殊的荣幸。1946年，由于局势的特殊，我被‘扔’到南京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度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日子。1949年我最终黯然离开中国回到美国。
在中国我经历了不少政权----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的早期国民国政府；孙中山去世后军阀混战贪官横行的民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民族统一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半壁江山不可一世却短命的日伪政权；二战胜利后却饱受内战创伤的中国，还有刚刚执掌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经历了这么多现代历史的变迁，目睹了一个古老又崭新的文明所承受的成长的伤痛。中国努力去适应这个新世纪的世界，将来的某一天他必将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回望过去的80年，我心中那个清晰而又神圣的上帝指引着我的人生之路，我意识到我人生中的许多重大决定是在外部的束缚和内心的勉强中做出的。一次次地，有一种力量，似乎不是来自我的内心，但却迫使我走向自己并没有追求也没有预料到的人生体验和旅程。无论如何，能够在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关系中起到一些作用，我已经心怀感激了。尽管这种关系现在破裂了，但是我坚信将来在日渐兴起的世界民主模式和世界大家庭中，中美之间将会重新建立一种牢固且丰富多彩的关系。”
作者简介
游永上，出生于上海。1983-1987年，中文系本科。现居美国德州。1989年于中国决志。1990年于休斯顿中国教会受洗。作者个人见证刊于《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第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