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血浓于水，水重于酒
当然古代的醪糟酒(米酒）、濁酒比水重；水比蒸留酒的密度大，酒中酒精的分子式为C2H6O，结构简式为CH3CH2OH，是有机物，酒是以酒精为主的水溶液。水的分子式为H2O，结构简式为H一OH。酒和水哪个的重所指的是密度。二者常况下都是液体，水的密度为1g／mL，纯酒精密度为0.78g／mL，一般酒的为0.88g／mL左右。
血浓于水，古时候亲人走失，往往采用滴血认亲的方式。若有血缘关系，滴入的血就会冲破水的阻隔融合在一起。这是不科学的，但今天人们之间将所有的感情比做水，而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感情则为血。 血比水浓，故父母之情，世间无与伦比。
“血浓于水”的话题已捋捋清晰后谈谈”水重于酒”。“君子之交淡如水”，远胜“酒肉朋友是非多”。历史上君臣之间，关系持续长久的都是水一样坦坦荡荡，水一样清清白白的。人际之间参杂了过多的利益和利害关系是很难长久的。酒和水之间的关系很深。日本人之间饮酒有个流程，
古人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是《论语·为政》里的一句话。“周”是普遍的意思，“比”是偏党、勾结的意思。周就是淡淡相交，比就是酒肉朋比呗。
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孔子是想告诉我们君子和小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人际关系，亲与疏都是过犹不及。中国的毛林关系可诠释走得太近对双方都是伤害的君臣关系。从朱元璋杀老乡的事例看淡淡相交有多难。
被朱元璋杀掉的那个发小，就是揭他短的那个，本来他们很多年没有相见了，这一见面，这个不知好坏的发小，就说起了很多往事，尤其是小的时候，他们跟地主家放牛，朱元璋不但偷吃了人家家的牛，还把最后剩下的牛尾巴给塞到了山缝里。
还有朱元璋撒尿和泥，每次弄的都是又大又圆.....
朱元璋一听，脸就绿了。可是，这个发小不知死活，也不顾忌朱元璋的颜面，又滔滔不绝的说了很多，朱元璋只好一声令下，让手下的人推出去，把这个发小给杀了。
对当主席的毛人们都是众星拱月，俯首称臣，唯独彭不分大小场合只叫“老毛”而得显不随合，甚至背后讥笑对方，揭短不漱口牙齿象涂了一层绿漆等等。这就不是如水之交了。
历史上君子淡淡如薛仁贵与王茂生的故事很多。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辛弃疾对此感触极深在他自己的病中也在诗里也引用此话。
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
贤愚相去，
算其间能几。
差以毫厘缪千里。
细思量义利，
舜跖之分，
孳孳者，
等是鸡鸣而起。
味甘终易坏，
岁晚还知，
君子之交淡如水。
一饷聚飞蚊，
其响如雷，
深自觉，
昨非今是。
羡安乐窝中泰和汤，
更剧饮，
无过半醺而已。
在酒力欠佳的日子里，以茶代酒，以水代酒也能谈得拢的关系，绝非一般……
转藏分享：巴人三叠(下) ：万年漂泊写就巴人土家命运
蒙默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一民族巴族，巴人在先秦至少建立过四个大些的巴国，廪君之巴（白虎巴）、宗姬之巴（即庸巴）、巴夷賨国（板楯蛮）和枳巴，至于小的如鱼凫、巫咸等灵山十巫小国就有上十个了。几个大的方国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賨族和獽蜒族。李绍明则提出了广义的巴人和狭义的巴人这个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人诸国中最强大的白虎巴国巴王室，即“廪君种”。
白虎巴国是巴人王国延续的最后一个王国，巴人灭绝基本以这个巴王国的覆亡为标志。产生了诸多传说，今人比较熟悉的说法是巴人逃到三峡瞿塘峡南岸的黄金洞最后举族神秘失踪。
綦江僚人与亚洲五国同根
上世纪70年代，研究巴蜀文化的学者童恩正根据“巴王在黄金洞藏宝最后绝壁而亡”的历史传说，创作了小说和电影剧本《古峡迷雾》，叙述楚国攻巴取枳之战时，巴王败逃至瞿塘峡夔门南岸绝壁上的黄金洞后族灭失踪的传奇故事，引起强烈反响，充分说明了“巴人之谜”散发出的世界级魅力。
1958年时，白盐山白龙洞村民杨文平用粗绳和爪钩冒险一探千古传说中“巴人消失、巴王藏黄金”的黄金洞，据说“仅获得一柄柳叶形巴式青铜剑”而归。
1996年，由中国、英国、爱尔兰三国组成的探险队再次成功地进入了黄金洞，但他们在洞中所见到的只是一堆白骨、散乱的木屑，以及洞壁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和绘画。
洞内物品是何年何人所留？因为进入的是探险人员，考古方面留下的几近空白，那洞壁上留下的“巴蜀图语”说的是什么？是否就是巴文？图画与巴文是否记载着巴人灭国之祸的秘密？此前进入的农民杨文平真的只发现了一把巴式剑么？他是不是藏起了一些巴王的宝藏？这个洞另有出口通向外面么？是否当年巴人通过暗道进入这里躲避强敌，而后又循暗道逸遁？如果另外没有出口，他们来到这绝壁千仞上的洞里干什么？在这个猿猴都不能到达的地方，又怎么生存？他们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出去？至今留下的仍是一串难解之谜。
后来人们在瞿塘峡南岸的奉节县水桶岭找到了黄金洞的另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两千多年以前巴人的进洞口。
秦灭巴后，巴人相对独立的 “民族国家史”结束了，多支部族分散迁徙，主体进入五溪流域成了后世的五溪蛮；后人考证这大五溪就是巴蜀的界河涪江、嘉陵江、汉水、乌江和清江流域。有的部族遁入大巴山、秦岭南麓密林深处；有的远徙东南到达福建一带，甚至远徙到达中南半岛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和印度，成为当地主体民族。
越南红河平原上的安阳国古称瓯洛国，秦灭蜀后，蜀开明王朝的一个王子带着一些武士逃到越南，后建立了安阳国。到秦始皇灭百越时亡国，秦末时又复国，并逐渐征服了红河平原建立起越南的第二个封建王朝新蜀朝，首帝称为蜀泮。新蜀朝后为南越王赵佗所灭。
另有专家宫玉海考证：另有一支巴人远徙重洋，到达南美洲，成为洪都拉斯的印第安人祖先。也有人认为巴人的直系后裔是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洛本卓的勒墨人，因为据考证现代社会没一个民族自称巴人的，只有从北方远地迁徙而来的勒墨人才自称巴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巴人后裔！
被称为武陵蛮的部分巴人移民，就是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先秦遗民吗？
其余部族迁回了巴人赖以发迹的清江峡谷，应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老话。巴人数千年以来的大迁徙，除了灭国后的移民路线，实质上是大规模逐盐而居的移民。在其武盐立国的过程中，最终将三峡文化中的大溪文化、巫臷文化、早期巴文化等特质，与各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质朴劲勇、诡谲神秘的巴文明，并在秦以后融合楚文化后，逐渐融入了统一的中华帝国民族大家庭，巴风楚韵从此根植于巴人后裔土家人的性灵中。
在巴国覆亡以后的史书中，也屡有巴人忽隐忽现的遗绪。巴灭归秦后，巴地有个著名的巴寡妇“清”，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这个“穷乡寡妇”，因控制了丹砂水银矿而暴富，秦始皇修建自己皇陵时，以水银灌注地下为百川大海，矿源多从巴寡妇那里来，以至于巴清最后富到了“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程度，家有仆人上千、家丁多达上万人，而她当时所在的枳（今涪陵），总人口才不过四五万人。秦始皇以举国之力修筑长城时，巴寡妇倾囊相助。在她死后，秦始皇专门下旨修筑“怀清台”以示褒扬。由此看来，巴人是远古最早懂得制盐控丹砂开矿的民族。
秦汉以后巴后裔武陵土人属于“巴郡、南郡蛮”，统一的民族国家覆亡后，巴人分化得很快，一部分与汉族融合，一部分与濮人（苗族祖先）融合，在魏晋时构成僚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由于反抗汉朝的统治而被强制迁移到湖北江夏，称为“沔中蛮”或“江夏蛮”，至公元6世纪时与号称盘瓠之后的蛮族混合。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专家王国祥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綦江僚人与亚洲印度、缅甸、老挝、泰国、越南等五国同根。最早可考的是二千多年前的秦初，巴人远支“綦江僚人”、开明王朝一支王族因秦灭蜀，避秦迁徙至越南，建立了安阳国，后在首领蜀泮的带领下，逐渐征服了红河平原，建立起越南历史上的第二个封建王朝新蜀朝。
越南的主体是越族、华族、壮族、苗族、瑶族等，按《越南通史》的说法，越族起源于北部的瓯洛族（即广西壮苗瑶的祖先），与丛林土族结合成为当今的主体—越族，根据青铜文化的考古，殴洛族应该是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的延续，即来源于新蜀巴人开明氏。远古巴人组成的土家—苗瑶民族走廊，一直贯穿到整个中南半岛，巴人后再迁至中南半岛的印、寮（老挝）、缅、泰四国。越族来源于瓯洛族，前身是从更北方的川东三峡一带迁徒而来的巴人，并极可能是新蜀开明王朝巴人鱼凫族，所以越南建立的第二个封建王朝国号“新蜀”。
到后世南宋战乱，“南平人”想到的还是往同宗“綦江僚人”所控制的红河平原大越那里迁徙。于是来自三峡区间的移民潮再一次大量涌向红河平原。在越南的国史《大越史记》记载越南人的来源中，也表明是从中国川东、三峡、黔南等地大量迁入。这与中国史载宋朝战乱，大量的“南平人”（綦江僚人的分支，远古巴人的后裔）外迁的情况十分吻合。
近年在四川綦江县福林乡、古南镇、赶水等地发现了当地居民称为“七孔子”的21处崖葬，这些据考证是人工开凿、距今1800年以上的长方形崖葬石洞，是古代僚人崖葬风俗的体现，墓外篆刻的图案和文字虽模糊，但墓穴内的水波纹、斜纹等仍清晰可辨，和在印度、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境内发现的崖葬惊人相似。
善战的巴人教授宋官军
汉代时的巴人所据核心区武陵地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它东临湖广盆地，西濒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北沿汉江，南沿乌江、沅江，围成一座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以高山为群岛”区域。汉高帝的“职方”大臣有足够识别力，看透了这里的自然地理，承认它的历史人文，精到地统一命名为“武陵”。巴人后裔因据此山川而被称为“武陵土人”，一再爆发对抗强大汉廷的战争，虽一再被残酷镇压，终未屈服：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郡土人“五溪蛮”酋长相单程起义，自为“渠帅”，据险抗击官军，于武溪（今泸溪和辰溪一带）全歼威武将军刘尚等万余人。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再攻下临沅（今常德）。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汉遣刚在越南取得大胜的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等，率兵四万余来攻讨，溯沅江而上。因滩险水急，舟不能前。又逢盛暑，士卒多病殁，被困在沅陵壶头山下。在不利的长期军事对峙中，马援为朝廷和政敌猜疑，最终郁郁死于热病，武陵土人助成其完成了生前“马革裹尸还”的愿望。监军宋均被迫改用招抚。相单程等因饥荒少粮，才被迫投降。
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武陵土人詹山，率众四千余人起义，拘执县令，屯聚深山。汉遣窦应明往攻，不能胜。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太守应奉往招抚詹山，义军这才散降。
三国时期，“五溪蛮”起义，吴奋威将军刘阳侯潘浚奉命统诸军往讨。兵至沅水中游，筑垒酉口侧，斩万余人，五溪遂平。
西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杜稻遣将王贡，联合五溪的苗、瑶族以舟师截断官军水道粮运，被荆州刺史陶侃击败；后因部将王贡叛变，杜稻被陶侃再次击败身死。
三国时，诸葛亮专门从巴人地区征召了一支古代的特种部队“三千连弩士”，长期驻扎在汉中，那连弩，也不是被神化了的诸葛丞相发明的，而是巴人氏族的致命武器。巴人连弩士成了诸葛亮大军的王牌威师，射杀曹魏名将张郃就是他们干的绝活。弩奇士的神话因此流传了很多年。
到宋代，当蜀境一些少数民族起兵反叛，而官军屡战不胜时，朝廷首先就想起“歌舞以凌、殷人大溃”的巴人，将他们冠以“忠义胜军”的称号招募来，果然一战平定蜀乱。北宋政和年间，蜀中茂州发生叛乱，驻守成都的将帅周焘一筹莫展，大诗人苏东坡的侄儿苏元志去献策，说“只要招募巴人子弟去作战，不用多，只消几千人，就必胜无疑！”周焘采纳了这个建议。果然，很快反叛者就投降了。宋徽宗听说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下旨让巴人教授那些不会作战的官军们，叮嘱“直到教会为止！”
至明时，巴人后裔仍显示出骁勇善战的特性。明嘉靖年间，因官军的无能，应皇帝征召，湘鄂西各路土家土司率本部土家兵慷慨奔赴东南沿海，其中容美（今鹤峰）土司王田九霄与其年过八旬的老父田世爵出兵万余人，一举击败倭寇，明世宗亲自为诸土司颁赐“东南第一战功”匾额。这也是史上少见的对倭寇的爽快胜利。
明末善骑射精诗词的巴渝女杰秦良玉，在20岁时以比武招亲的方式嫁给了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的石柱宣抚使马千乘，30多岁丧夫后承袭石柱宣抚使，后因军功升为总兵，是中国唯一正史登录、并正式列入国家将军编制的巾帼英雄。崇祯皇帝曾手赋诗四首赠赞秦良玉，并封诰命夫人、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军功远胜传说中的从军木兰和杨门女将。从46岁起到55岁之龄，她曾万里请缨驰骋辽东、在北京三次勤王，抗击清兵入关，战功卓著。她以石柱县（石柱在利川之西，两县搭界）的巴人后裔土家子弟兵，组成勇猛强悍的数千“白杆兵”，在辽东、宁远、山海关一带抵抗清兵入侵，也曾任独当一面镇守山海关的主将，与明末名将袁崇焕、卢象升打造的数万“关宁铁骑”一时齐名。
天启元年（1621年）白杆兵和酉阳土司配合明军，渡浑河与清兵血战。是役虽因寡不敌众，秦良玉的大哥邦屏阵亡，未能取胜，但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杀敌数千，重创清兵，被誉为“辽左用兵来第一血战”。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曾经评说此战：“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清兵绕道喜峰口，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次年又向东攻占永平、滦州、迁安三城，形势极为险峻。崇祯皇帝匆忙下诏征调天下兵马勤王，并谕大臣们拿出自己的钱来充作军饷，还将北京文武百官的马匹充作军需。秦良玉闻讯，火速“出家财济饷”，两次率白杆兵兼程北上。当时各地先后赶来的十余万官军，均屯驻在蓟门近畿一带，互相观望，畏缩不前。独秦良玉所部率先奋勇出击，在友军配合下，奋力收复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对北京的威胁。
在张献忠建立大西朝屠川和清兵铁骑入关时，她以68岁高龄一直带着“白杆兵”以石柱为基地守持家乡，独立抵抗着强大的外敌，直到她75岁去世时，她力所能及的势力范围，免遭荼毒于纵横巴蜀大地的大西军和清兵铁骑之手。
再晚有鸦片战争时期（道光年间），年过七旬的清三江协副将陈连升（恩施鹤峰县邬阳关人）与其子陈长鹏率600余官兵追随民族英雄林则徐、关天培，守虎门沙角炮台誓死抗英，1841年1月7日父子一同殉国。
明代悬棺与土家人基因联系达99％
三峡地区历史上先后出现过6次大规模移民潮，最早可追溯到夏末商初。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川东鄂西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朝曾五次移民入川。
《山海经》载：“（夏）耕……乃降于巫山。”这是指中原地区的夏耕部族，在与其他部落的战争失败后，从千里迢迢的中原来到巫山即今天的三峡地区。而此前最近的移民潮是历史上两次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到近年三峡工程迁建、蓄水，原来居住在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涪陵等巴人核心区的居民100多万人，因为环境容量的问题，大部分被外迁，分散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这是三峡地区第六次大移民。似乎是上天注定了巴人及其后裔们万年漂泊的命运。
自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汉人大量迁入混居后，“土家”开始成为族的称谓出现。今天，570万土家人分布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重庆等地，他们自称“毕兹卡”，意思是“本地人”，以区别于后迁入混居的汉人，以强调他们原住民的主人身份。
今天土家人常在巴人祖山武落钟离山举行祭拜活动。近年在长阳武落钟离山以东的清江河谷台地上，出土了一万多件巴文物，使得刘向在《世本》中的有关巴人祖居地的记载，得到了客观的佐证，这里是巴人的核心区。缺乏文字记载的峡江巴人历史，正随着实证考古的深入而逐渐显露。
近年三峡工程移民迁建，发掘出大量的巴人遗址与器物，其中造型独特的柳叶巴剑数量很多，这是巴人勇猛尚武与男子人人带剑的部族习俗体现。在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陈列着一柄令全球专家关注的青铜剑。2002年9月，这把剑出土于涪陵小田溪，重庆市考古队在地下30米深处一个战国巴王墓葬里发现了它。它长不过70厘米，剑脊厚重，形似柳叶，其柔韧性居然可以大幅度弯曲而又自动复原，其锋利足以轻易破肉见血。当时在现场的重庆师大教授鲜于煌惊呼：“这可算是真正的中华第一剑了！”
考古还新发现巴人遗址和墓地百余处，巴文化以从商周到战国的完整序列呈现在世人面前，将过去通过战国晚期墓葬所知的巴文化推进到春秋时代。巫山县双堰塘遗址、忠县哨棚嘴等遗址群、云阳县李家坝遗址、开县余家坝遗址，文化内涵丰富，表明这里曾为商至汉初时期巴人的中心活动地带。
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巴人在三峡地区各条长江支流上建立了相当多的聚居点，并留下众多的战士墓葬。巫山大宁河谷曾是巴人早期的活动中心地带，这一带也存在多处井盐文明遗存。云阳和开县的澎溪河一线已发掘出200多座巴族战士的墓，涪陵小田溪曾出土了中国第一套共14枚的战国编钟，印证了史书上关于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的说法。
最近陕西商洛地区考古专家在探寻商洛900多个人工开凿神秘洞窟起源时，又有了解读“巴人失踪之谜”的惊人发现。商洛山发现的系列神秘洞窟均面山临水，故进洞须越过湍急的河流。洞室呈长方形，四壁平整，人工开凿痕迹清晰。考古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巴人部族迁入秦岭大巴山地区避祸之所，这里，也许就是巴人某支的最后归宿。甚至有人提出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是否典出于此”的说法—学者宫玉海经研究大量古籍，认为陶渊明根据传说写的《桃花源记》，写的就是巴人“避秦”。
土家与巴人在族源上有无关系？潘光旦1955年发表《湘西北“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最先提出这一命题。①一说认为湘鄂川黔四省接壤处的土家地区既有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发现，土家族无疑为这些古人类的后裔；②一说认为唐代乌蛮的一支自黔西移入湘西，从而形成今日的土家族。③前苏联学者伊茨《东亚南部民族史》认为乌蛮源于爨人，爨人源于滇人，滇人源于巴人，而巴人则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溪人。④近年来流行一种多源说。但主张多源说的也有以巴人为土家的主要来源，或以其他民族为土家的主源这两种说法。
从1995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庄孔韶、潘守勇等专家组成的三峡研究小组对三峡和清江流域一带的土家族人的血液和悬崖峭壁上的骨骸进行了基因对比实验，试图从中分析古代巴人和今天土家族的关系。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从峭壁上的悬棺里取出骨骸检验DNA的活动。专家们从巫西、巫山、奉节三个地方的悬棺上取出骨头和牙齿，从中提取DNA。这一带的悬棺处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后来又从更早的商代的悬棺中取出37粒骨骸进行测定。研究小组还在三峡、宜昌、长阳等10个土家族居住区选择了十几个不同的家系进行活体抽血，然后分别提取DNA，将两项DNA结果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战国西汉时期的古巴人与土家人的基因联系已经不是特别紧密，只有70%的概率。这说明巴覆国后多民族混血的结果。而明代悬棺里提取出来的基因与今天的土家人基因的联系可达99％以上，有的可以直接找到今天他的家系，说明血缘属直系稳定。潘守勇教授对媒体透露：如果能激活DNA，按今天的技术完全可以克隆出古代的巴人。这个意义重大！
巴人消亡的核心秘密，正在因实证考古的发现，逐渐显露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