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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比林顿对俄罗斯1917——1918年革命运动有一句精彩的描述:
“(俄国革命)有着某种音乐性质。梅尔西安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是,‘一切都是观点’(lout est optique),套用到俄国革命上,则是‘一切都是音乐’(tout est musique)。”
但其实俄国在18世纪前并没有音乐传统。
现代西方文明深植于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早期,基督教延续犹太教传统,遵从《旧约》十诫中不可拜偶像的戒律,禁止绘画、雕刻在礼仪中使用。犹太人恐惧视觉艺术,但古希腊人是视觉的大师,有些热爱视觉艺术的天性。随着罗马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后,受到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圣像画和雕刻渐渐在教会流行。然而,世界动荡,战乱不已。7世纪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开始对罗马人征战,进军拜占庭、入侵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波斯人被击退后,阿拉伯人又来了,开启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的历时千年的对抗。进入中世纪,往昔庞大的拜占庭帝国丧失了2/3的领土。726年,教皇奥利三世宣布:正是因为圣像崇拜,激怒上帝对拜占庭行惩罚。他禁止了圣像画的使用,并把教堂的绘画和雕塑全部损毁。这就是历史上的毁禁圣像运动。东正教堂也因此禁止乐器演奏。虽然在一百多余年后,东正教又开始绘画圣像画崇拜,但最终没有能够像西欧那样创造出丰富辉煌的基督教绘画、雕塑和音乐艺术。但在西欧,6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宣布:文章对识字者之作用,与绘画对文盲之作用,同功并用。这一举措意义深远。绘画的高度发达与神学、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相互促进。并且,格利高里还亲自制定了基督教礼仪音乐,这就是著名的格里高利圣咏。从此,西欧的音乐也开始不断发展。这些对西欧文明都是具有决定作用的。
中世纪的俄国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音乐的国度。它的民间职业音乐人被称为斯可莫洛基,地位低下,只能在街头演奏,同时还要表演杂耍以赚钱糊口。俄罗斯的东正教牧师不仅禁止教堂演奏音乐,还禁止宫廷里的音乐演出。直到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后音乐作为西欧文明的一部分才被引入俄罗斯。不过,彼得本人对音乐毫无兴趣。他只是效仿西欧军队,为俄罗斯军队引入了少量的号兵和鼓手,真正大力培养上流社会的音乐素养的是安娜女皇。从安娜之后,俄国产生出一大批懂得欣赏西欧高雅音乐的贵族阶层,甚至富裕的贵族拥有农奴乐队。所以,当时俄国出现了一些会拉小提琴或演奏其他西洋乐器的农奴。这样到19世纪俄国开始有了一些与西欧音乐家水平相当的优秀音乐家,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格林卡,他成为俄罗斯古典音乐之父,也是民族音乐之父。而俄罗斯的贵族都极其重视古典音乐的教育,有着优良的音乐修养。1859年,鲁宾斯坦兄弟创办了俄罗斯音乐协会,并分别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设音乐学院,从此俄罗斯形成了西欧音乐的学院派;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本土音乐的推广者巴拉基列夫在圣彼得堡开设了两所音乐学校,并组建了交响乐团。从此,建立了俄国的基于西欧音乐但追求俄罗斯民族性的音乐传统。
而俄罗斯的音乐发展与思想哲学的发展也是同步的,并都受到西欧文明的影响,在之后俄国社会的混乱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艺术始终参与并成为改变政治的巨大力量。
不过,这些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音乐在俄罗斯的思想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只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人喜欢音乐和伏特加,它们对于俄罗斯人都重要,太重要了。
对于俄国人的革命来说,一切都是音乐和伏特加。他或者是伏特加后的音乐,或者是音乐后的伏特加,但更多的时候是音乐和伏特加,当然,还有永远不能缺少诗歌,音乐就是诗歌,而在俄罗斯,伏特加也是诗歌。还有严寒的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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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在决定要回归苏联时,曾表达过他渴望莫斯科的冬天。
他是唯一一个当年在十月革命后离开新政权,但在西方经历了15年的漂泊,获得了巨大名声之后又回到了苏联。由于普罗科菲耶夫在东西方之间选择了苏联社会主义,并且在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歌颂苏联社会主义的音乐,尤其是在斯大林的60岁生日为斯大林祝寿而写下一首相当成功的赞歌《兹德拉维察》(Zdravitsa,本意为干杯,也翻译为《向斯大林致敬》、《斯大林万岁》),因此,对于普罗科菲耶夫的评论持续的分裂。他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的评论界忽视。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但从来没有获得过像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那样的声望。
《兹德拉维察》由七首献给斯大林的民间诗歌组成,使用了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鞑靼语、马里语、古的斯坦语和莫尔多瓦语等多种语言。颂歌的音乐先以描述俄罗斯辽阔的自然风光开始,然后插入人声合唱:“从未有过如此翠绿的土地,也从未有过如此的快乐,……”“亲爱的,你会明白他的温暖跨越了丘陵和山脉。”这是一位老妇人在唱摇篮曲时所表达的渴望。颂歌的结束是对伟大领袖的光辉的呼喊:“您的思想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您是我们头脑和血液的火焰,斯大林,斯大林!”
在斯大林时代,《兹德拉维察》取得了极大成功,广为流传。普罗科菲耶夫的小儿子画家奥列格曾回忆当时播放的情景:“音乐的声音很大,无比嘹亮,这声音穿越已经没有人的科夫斯基大街。当时我们就住在这条街上,是在冬天,风雪交加,这声音就在又窄又黑的沥青马路上流淌。整条街上空无一人,这首人民大合唱的歌曲就这样,以非同一般的和谐,轰轰烈烈的响彻着整条大街。”然而,在斯大林的时代,并不是每首斯大林的颂歌都会得到肯定。比如,普罗科菲耶夫一生最亲密的朋友音乐家尼古拉·米亚科夫斯基也写过一首歌颂斯大林的康塔塔《克林姆林宫之夜》。在米亚科夫斯基的康塔塔中,一位老妇人直接走进了斯大林的书房,她站在门口,大声对斯大林说:“您应该休息一下,从您的桌子起来。”歌曲在1947年11月15日首映后就遭到批判,被当局禁止了。而几乎所有的斯大林的颂歌在斯大林时代之后都被禁弃了,但《兹德拉维察》经历了苏联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却奇异的留了下来。那个时期,赫鲁晓夫极力将斯大林宣传成无恶不赦的魔鬼,并从苏维埃社会中抹去,巨大的纪念碑被摧毁,城市改名,斯大林几乎一夜间从慈爱的父亲、社会主义的领袖、神变成了法西斯、恶魔。《兹德拉维察》仅在新的版本中将斯大林的名字换成了党。是否真的可能从俄罗斯的文化历史中删除斯大林的名字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作家维克多·格罗霍夫说:“斯大林时代还不是历史。”当然还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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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创作很早,他留下的最早的一首钢琴曲写于5岁,是他妈妈帮他记录的。但据说他3岁时就开始哼哼着作曲了,可惜那时的作品,他的母亲没有记录。
在谈普罗科菲耶夫时,我们应该谈谈电影音乐了。在普罗科菲耶夫的时代,有声电影刚刚诞生。
世界最早的有声电影是美国的《爵士乐歌手》。1927年10月6日,纽约的观众在观看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乐歌手》时,突然听到主角开口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还什么也没听到呢。”这让习惯于默片的观众大为惊讶。这当然不是电影里的人物第一次说话,而是,观众第一次听见了。这句话标志着一个新时代来临了。爱迪生耗费了两年精力,才研制成功有声电影机。不过,完全意义上的有声片是一年后的《纽约之光》。但之后默片还是以艺术的名义顽固的坚持了一段时间,时间不短,但也不长。1936年,卓别林出品了他的最后一部无声片《摩登时代》,标志着无声片的时代的终结。收音机、有声电影是最早标志人类话语的回归,文字的衰落。听和说,比读和写更加方便省事,更爽。这也是现代科学引导人们前进的方向——省事,而且,所以,更爽的生活。
苏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是1931年的《生路》。据说,这是苏联电影工作者独立开发的。列宁非常重视电影的社会功能,它是一种有力的为“人们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工具。之后的苏联,政治便对电影建立了严格的控制。
虽然,苏联第一个为电影配乐的是比普罗科菲耶夫更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并且,后来电影音乐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有着重要意义,普罗科菲耶夫也曾写过非常成功的电影音乐,虽然不多,但是和俄罗斯的历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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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对歌剧有浓厚的兴趣,还在十岁时,他就谱写了一部歌剧《妖怪》。进入音乐学院时,他已经创作了三部歌剧,一部童话剧啦。不过,1932年,当他被邀请为电影《基杰中尉》配乐时,普罗科菲耶夫却断然拒绝了。1932年,普罗科菲耶夫还在巴黎。当时在苏联国内,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却已经于1929年和1931年分别为《新巴比伦》和《孤独》配乐。日后,他成为苏联最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不过,普罗科菲耶夫看过剧本后,被这个故事吸引,立即改变主意,接受邀请。同时,他意识到涉足电影是他的一个机会,可以显示他吸引苏联观众的能力。那时,他正在准备要回归苏联。初次涉猎,普罗科菲耶夫就取得巨大成功。这部电影配乐成为最著名的电影音乐经典,也被归为普罗科菲耶夫最有成就的作品之一,甚至与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列。它的旋律被广泛引用改变,其中的曲目“浪漫”和“三驾马车”最为流行,以至于很多人听过它们的旋律,但都不知道这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原创。
今天可能很少有人看过《基杰中尉》,然而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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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年代。一天夜晚,沙皇正在睡觉,却被朝臣的嬉戏吵醒。愤怒的沙皇要求找出打扰他睡觉的人,否则要把主管大臣终身流放。然后,怒气冲冲的沙皇检查官员名单时,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叫“基杰中尉”的官员,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这个名字让他喜欢,于是他要求把这位将军官介绍给他。可是,这个“基杰中尉”是一名职员在编制军事职责名册时的一个可怕的笔误,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人。宫廷官员不敢承认实情,情急之中他们干脆报告沙皇正是这个可恶基杰中尉夜间打扰了沙皇。沙皇一听非常生气,下令把基杰鞭打屁股,然后送往西伯利亚。
可是,后来真正的罪魁祸首被发现了,沙皇又赦免了基杰,并恢复他的官位。大臣们于是只好继续他们的虚构。基杰还和加加里娜公主结了婚,沙皇授予他大量的土地和金钱,并将他提升为将军、总司令。这些年沙皇一直想见见这个基杰,可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见不到这位他喜爱的基杰。最终,保罗生气了,要求基杰立即出现在他面前,可这时朝廷的官员告诉他“基杰将军”突然不幸去世了。随后,沙皇为基杰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享受最高的军事荣誉。不过,吝啬的沙皇在葬礼后要求收回基杰的财产。这些财产早被朝臣们私分了。于是,沙皇被告知基杰已经把钱花在了“高尚的”生活上了。这时沙皇才如梦方醒,他愤怒谴责基杰是小偷,并在死后将他从将军降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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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为《基杰中尉》的配乐大获成功。5年,他又一次涉足电影。这次是和大名鼎鼎的导演爱森斯坦合作。当然,此时的普罗科菲耶夫也已经是苏联音乐界的老大。所以,两人的合作可谓风云际会,大神级的强强联手。那么,生产出一部惊世之作自不在话下。不过,爱森斯坦与普罗科菲耶夫的合作也并非容易,可谓一把辛酸泪了。
爱森斯坦与普罗科菲耶夫有一些深刻的相似之处。两人虽然都是艺术家,但都属于冷静理性的分析者,而两人又都是积极的乐观主义的行动者,永远充满能量,专心投身工作之中。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当年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赞美者和积极的建设者,而各自又在专业领域内取得伟大成就,因此,后来西方的评论往往把两个人都归为性格的天真。也就是说,是天才的傻子。
爱森斯坦一开创电影蒙太奇手法而享誉世界。最早,他在无声影片《罢工》中将工人的革命队伍中潜入的资本家的奸细与猫头鹰、虎头狗等镜头串联起来,将屠杀工人的场面与屠宰场杀牛的镜头拼接,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即引起轰动,为苏联赢得了第一个电影国际奖项。而在同一时间稍后完成的《战舰波将金号》更是成为电影史的里程碑。但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开始,爱森斯坦的自由创作的短暂时光就永久的终结了。之后,他的命运远比普罗科菲耶夫艰辛。作品不断被批判,爱森斯坦因此要不断的检讨,反省,然后,满怀热情重新工作,然后,再次接受批判。拍完《战舰波将金号》之后,爱森斯坦准备拍摄一部记录苏联农业翻天覆地变化的影片《总路线》,但这时他被临时委任赶拍一部纪念十月革命的影片《十月》在1927年11月7日上映。于是,爱森斯坦带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疯狂的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但却没有意识到在他拍摄的过程中,苏共中央发生了重大事件。1926年10月,联共中央全会撤销了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是一个信号。到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这时已经明白无误,托洛茨基倒台了。然而,爱森斯坦却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影片里托洛茨基仍然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革命的英雄。托洛茨基出生于乌克兰赫尔松的一个有着300俄亩土地的富农犹太人家庭,他的确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列宁的接班人。十月革命时,斯大林还个小青年,尚未进入核心领导层,当时只负责印刷传单。掌权初期,斯大林曾明确的表示过,“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但是,后来斯大林根据当时国际形势,放弃了列宁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念,而提出俄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开展和平建设的思想,但托洛茨基是一个狂热的暴力革命主张者,他坚持不断革命论,最终与斯大林发生激烈冲突,并以革命元老的身份和党内的巨大影响力危及到了斯大林的统治地位。于是,1927年11月,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受到清肃。他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随后也被抹去。然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竟然是爱森斯坦,这也真是阴差阳错。他拼命赶拍制作的革命献礼却被禁演了。如果影片被禁演让他痛苦,那么取而代之的影片《圣彼得堡的末日》则让他愤怒。《圣彼得堡的末日》的导演是他的同事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的一只狗名字正叫普多夫金,而当我们知道了普多金夫也养了一只狗,名字叫爱森斯坦时,也就知道,这当然不是巧合了。
恩怨起源于蒙太奇的发明权。蒙太奇的先驱是苏联导演库列肖夫。早在1919年,库列肖夫在电影学院的先锋派实验工作室中,通过实验证明,将同一镜头与不同镜头组接,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含义。爱森斯坦1925年将它运用在《战舰波将金号》上,而1926年,导演普多夫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拍摄的同名电影,同样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普多夫金认为爱森斯坦剽窃了他的想法。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以各自买了一条狗,将它取对方的名字而了事。《十月》受到挫折后,爱森斯坦又回到《总路线》的拍摄,这时苏联农业改革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准备工作已经不适合了。爱森斯坦毫无怨言重新开始。但是影片上映后,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到1935年苏联电影业15周年庆祝大会上,爱森斯坦受到批判。他痛定思痛又重新投入到新片《白静草原》的拍摄中。可是,苏联电影局认为,爱森斯坦把农业集体化中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父子争斗。在被《真理报》点名后,拍摄被叫停,胶片被销毁,爱森斯坦受到停职反省的处分,不能再拍电影了。直到半年以后,他才被批准恢复工作。而这时的爱森斯坦仍然毫无怨言,又振作精神开始拍摄爱国主义主题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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