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捞钱黄金期与高薪养廉
2004年8月26日
何必
近年来，被捉的“公仆”越来越多，“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也越来越大……（略。）
说句题外话。本来，各地晚报都是针对当地市民生活服务类型的报纸，但这份刚刚在北京冒头不久报纸却雄心勃勃，要在原本生活类报纸前加个法制的头衔，让最初目标受众锁定在大众餐桌上的休闲娱乐趣闻性质陡然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甚至惊心动魄的读物。想想看，这种情况也并不费解。如今，在电视节目中最走红的当属各式各样的法制类节目，成为全世界电视界里的一个奇观，把那些认为电视只具备新闻和娱乐属性的说辞抛到九霄云外，观众中普遍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状况，昭示着如今人们宣泄渠道的单一与寡怜，通过最原始而有些普法性质的“正义战胜邪恶”来满足自身的社会情感诉求，并从中寻找到自身的移情与投射。中央电视台老牌法制节目《今日说法》经久不衰，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广受追捧，《经济与法》这种在经济频道将自身定位边缘化（经济与法的接合部）却猛烈上升，各地法制（治）类节目都占据当地排行榜和收视率前头，也吸引了不少资源纷纷加入其中，并给其他类型的媒体以启迪。只要社会上没有形成有理说理而且只要有理合法就一定能获得满意结局的氛围，那么这种状况就会继续下去，而这种继续是带有危险的性质的。北京交通台节目主持人曾经说过，他们在节目中教车主如何防盗，但做的过程中却发现很难区分听众到底是学会了防盗还是学会了盗窃；媒体报道，有些嫌疑人也是法制节目的固定观众，主要是从中学习反侦察与反审讯技巧。但北京《法制晚报》的红火亮相，还是带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头，说不定，前缀为“法制”的早报、晨报、午报、晚报、茶报、餐报、厕报等都会前呼后应登台亮相。
回过头来说开篇之作。该报还是别出心裁地给贪官捞钱列出了五大黄金期：企事业单位改制时；干部提拔、调动之机；家庭婚丧嫁娶时机；下基层视察、出国考察时；土地或工程项目分配期，并分别找到了相关的例证。
接着，该报对于贪官捞钱的这些“黄金时期”，采访了司法部司法所研究员。后者认为，我国目前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摸索过程中，有些不法之徒便利用某些漏洞大肆贪污受贿。他分析，目前，我们的干部选拔还不够公平，不够透明，参与的人比较少，导致一些人利用干部提拔调动之机贪污受贿。“本来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由人民参与选举，但现状是许多干部不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被上级选拔出来，向领导负责。杜绝这种现象就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做到干部选拔的公开、透明。”他建议，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管理，严格制定各种程序，比如在审批土地、银行贷款上不能少一道程序，保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另一方面可以尝试“高薪养廉”，给干部很高的工资，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要轻易地去犯错误，而失去自己的职位。
从开篇新闻中大概可以了解，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经过精心炮制的，而这位司法部的研究员也不过是认可五大时期分类以形成既定事实、“并请建议”的道具之一。
可不管怎么看，该研究员的分析、建议、看法也都像是在给上级做工作报告，避实就虚。
媒体早有报道，目前我国农村选举状况非常令人担忧，还不用说比什么发达国家，就算是比弹丸之地的柬埔寨也有着巨大的差距，柬埔寨人民对于选举的热情、信心和参与程度比起国内来要强得多。
说我们的干部选拔还“不够公平”、“不够透明”，参与的人“比较少”，这类模糊化根本没有任何实证依据的结论也就是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之中有着异常广阔的话语空间。“不够公平”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是公平？公平是否有个界限？从学理上说，公平本身就是个心理现象，更多的是个人的自我感觉，那么如何裁定其中的够与不够？如果公平是可以度量的，那么其定量标准如何？是否也像国际上来不来就弄个什么警戒线那样，让中国目前在比如基尼系数、失业率等方面全面超过警戒线而被国内各方避而不谈？“不够透明”亦然还是在模糊化之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作为专业研究人员自己还不之其然，媒体传播后当然更无所谓所以然；而参与的人“比较少”，还是缺乏数据支撑。拿笔者来说，长到这么大，唯一一次参加选举就是在大学里选区人大代表时在那张神圣的选票上把我宿舍下铺那个总是抱着收音机半夜听靡靡之音的哥儿们名字填了上去，此后就再也没有前往助兴，我周围这种人遍地都是，在新闻单位里拿到选票后迭成花样或者直接当成记录电话内容的纸片，想必在北京这种事情绝非偶然。
至于说“本来是人民公仆”，这种话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说，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对待。在本人的新闻生涯里，还知道别装腔作势，说点子民众的话。如今人民公仆一个个翻身落马。以前民间还说如今的干部排成一行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挨个毙可能有冤枉的，现在这种话已经变成了什么？几经调整，把干部家属、朋友、邻居等都加了进去，如今演变成了干部的邻居挨个毙可能有冤枉的，而非但干部本人，就连其家属、朋友已经无人可幸免。公仆是个什么概念？如果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么在理论上的公仆也早就在社会生活里离经叛道成了出土文物仅仅是供人缅怀瞻仰的份了。
然后还是高薪养廉这套陈芝麻烂谷子。这种说法荒唐得连常识都不顾。在权力根本不受制约，超乎法律与人性之上，（想想成都那个年仅三岁被锁在屋子里哭喊最后饿死的小女孩李思怡事件中那些人民公仆的所作所为吧！）我身边就有刚刚进入新闻圈的初出茅庐者不知深浅地提出“权大还是法大”这种伪问题作为选题遭到一片冷嘲热讽映衬着令人辛酸的现实。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是老生常谈，那么在如今的生活条件下，高薪到什么程度才能养廉？从人的本性上说，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扩张冲动里必不可少的构成，如果环境允许，对财富的追求就是没有边际的。卢万里案件中光是“来源不明财产”（这种依据“来源不明”就定罪的法理依据也在疑罪从无的意义上存在着问题）就有2640万元，那么是不是说，像卢万里这么个厅局级干部的收入水平要以数千万计才能养廉？曾经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宝森案发后被发现其转移财产以20多亿元人民币计，那么省军级干部收入水平至少要达到亿元规格才能满足其贪欲？
现实情况是，官员掌握着行政审批权，而商人好说歹说使尽招数拿到类似土地开发、生产许可等资格后就能产生利润，这种利润让官员看到自己权力的产物，从而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看着曾经曲意逢迎努力讨好自己的商人用自己手中批出去的资格致富而耿耿于怀，于是汲取教训在日后的审批工作中百般刁难，以谋求自身权力的变现。
权钱交易逐渐形成了市场价格，也在供求平衡当中服从着边际效应，亦即要达到官员与商人利益的均衡状态。其中，权力是稀缺资源，而商人却是可以前赴后继的，也就是说，商人供应是可以无限的。只要还有商人认为有利可图并接受权力提出的日趋苛刻的条件，那么这种均衡就会一直向权力方面倾斜，直到最后一个商人忍受不了权力的盘剥而导致交易破败为止。那时才会由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出现而使权力扩张势头有所收敛，而这种收敛本身依然是动态的，如果有环境、游戏人数方面的变化，还会打破这种均衡局面，使收敛重新沦为可悲的扩散。
由是，《法制晚报》煞费苦心弄出了“贪官捞钱五大黄金期”，并请来了司法部什么研究员来印证，并也许在报社授意下提出什么“高薪养廉”的政策建议，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创新的地方。如果什么人有意，再搞出个10大乃至20大黄金期也是不足为奇的，而这高薪养廉，在权力制约形同虚设的状况里，也真是有些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