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决定专业招生又是个馊主意
2005年3月1日
何必
教育部下发有关招生文件称，就业不好的专业减招或者停止招生（略。）
针对高考，教育部又开始了新的行动。有关教育，现在几乎成了全社会不良情绪发泄的最佳对象，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了什么委屈或不满，骂教育部是最安全而稳妥的宣泄方式，而教育部成为破鼓万人捶也在情理之中。随便到网上搜索一下，有关教育部无能、教育腐败、教育疯狂搜刮民脂民膏的新闻与议论成千上万不计其数，可见以往为人师表乃至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行当，如今已经沦落到了什么地步，教师的社会评价水平急遽下降，教育对社会安定与正义的作用日渐势微，逐渐蜕变成了所有人装卸愤怒的垃圾箱。
周济到任部长后，对于所谓教育产业化嗤之以鼻，对于行政权力的热衷自然阻挡了教育资源向社会的流动。虽然说，那些倡导教育产业化者里不乏居心叵测惟利是图之辈，但拒绝教育产业化却是以教育费用超过社会人均收入数倍的速度增长、并因此导致教育资源分布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引发民不聊生为基本背景的。
就这，教育部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死活也不会认可自己逐渐从人民大众心目中神圣地位退化到二奶小妾甚至婊子的客观现实，还是要把手伸得长长的，统管辖区里的方方面面。本来嘛，手里有权当然要及时行乐，要不然过期作废。
到现在，全国几千所高等院校自主招生基本上还属于纸上谈兵的状态，而高考考生加分和高校选取学生的分数线降低等，都要高高在上的教育部事无巨细来规定，把下边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具体学校的手捆得死死的，凡事都还是要很计划经济地由教育部说了算。当然啦，咱们中国就是一放就乱，这还没放呢，利用高考招生全国性腐败就已经大张旗鼓了，要是再放权到地方甚至学校，势必天下大乱国将不国了。尽管大学自治、学术自由、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取消全国统一高考，这是国际上现代大学教育的通行模式，但我们万万不可在这方面尊重国际惯例、或者是与国际接轨，否则一定崇洋媚外有卖国倾向，还是要针对奴性十足的中国国民素质所组成的国情。所以呀，行政许可法发布实施了快一年了，但在教育领域里还是要由最高教育行政当局规定到高考考生考分增加或减少的每一分，（而且这本身就是在考试外加分领域而具有着不公平竞争的嫌疑，不管这是否具备政治因素。）因此教育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行政许可领域享受治外法权的。谁也拦不住教育部制定招生计划本着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思想，将高等教育工作重点从规模扩张转移到深化改革、提高质量上来，每每将手长长地伸向华夏大地教育领域的各个角落。“阳光工程”下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侵吞国民财富，把教育变成一个张着血盆大口咬碎越来越多人安生日子的怪物。所谓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全程公开、信息透明、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与现实语境下，几乎与入室劫掠财产然后还要自欺欺人说这是为被害人谋利益殊途同归，越来越被公众所决难相信。
比如说吧，规定就业不好的专业减招或者停止招生，这又是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举。虽然说，教育没有产业化，但教育产出的商品（毕业生）还是要与市场对接，要符合市场的需要，这也是与时俱进尊重市场的必然选择。可不是嘛，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没人要的废物，就业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和问题，那可不就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失败嘛，那还不找着社会上骂声一片？当然要针对市场岗位需求而设置专业了；同时，假如毕业生就业成问题，以后怎么能继续让考生及其家长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上大学并借此一举摆脱日益严重的贫困呢？
可仔细一想，这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取得战略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基础理论的教育和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以及人员储备上。为此，很多国家都在基础教学科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那些国际知名的高等院校里，基础科学教育研究是政府财政补贴与财团资助的重点，有着非常雄厚的实力。那些跨国公司往往都在高等院校里投巨资扶持一些基础科研教学，并且由于其慈善性质而不具有商业价值，或者说对投资者来说只投入没产出，而真正的产出则表现为综合国力以及长期的功效上。别说高等院校，就连微软这样的纯种软件开发企业在其研究院里也要找来什么地球物理、儿童营养、古人类学等稀奇古怪专业的优秀人士做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为其竞争力形成宽厚的根基。
靠就业来决定专业设置，势必会出现冷门或偏门专业逐渐被淘汰。而市场只是短期配置资源的场所与机制，并不天然具备合乎人类前程的生成机理，也不必然符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客观条件。凯恩斯之后人们对于市场失灵现象及其实质的关注、以及当今包括最崇尚市场能力的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于类似社会福利、公共产品和赤字财政的热切依赖，都是对市场决定论地位的抑制。而那些所谓的冷门偏门专业，有些并非是人类可有可无的。
笔者在挪威时，曾经专门采访过研究易卜生的博士学位攻读者。这剧作家易卜生也算是个古董了，挪威为其设立了专门的奖学金，但可想而知的是，该专业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特别是在西方文科学生人数远远多于理科的情况下，要想依靠研究易卜生作为终生职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全世界所需要的易卜生研究者也不会熙熙攘攘。（事实上，很多取得该专业博士学位者并没有“学以致用”，而都是将此作为业余爱好，并由此以及全社会的文化资助而保持了这份传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就应该把这个专业减招或停止招生、把易卜生打入冷宫等什么时候世界上再度具备了有关他的热潮再从地下请出来？
如果研究恐龙、外层空间或者是微观粒子专业的毕业生遇到就业问题，那么是不是这类专业都要被歼灭、而将该专业的研究探寻权拱手让给外国人、致使中国永远在这方面失去话语权？这种势利而浮躁的制度选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短期效益和长期影响？
同时，从中国总体就业状况上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观，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局面的形成不单纯是教育方面的原因，而其解决也不是教育部门可以一手遮天独当一面的。就业难是个长期而严峻的社会问题。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只要是就业不好，那么专业就要减招或停止招生，那么在就业状况整体不尽人意的环境里，会有多少专业随时可能被瘦身消灭，又有多少人类文明会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思路下作古？如果甲骨文、中药、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学等专业就业不好就可能被彻底消失，未来还会留下什么呢？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下去，还要中国干什么呢？
还有，中国高等教育所惠及的人群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虽然我们兴高采烈（但在数字上并不是问心无愧）地宣称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9%，因而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都很清楚，高等教育已经并正在还将继续把越来越多的人挡在大学那道用学生家庭可怜收入堆得日益增高的大门之外，形成了新的贫富不均的发源地，在起点上就在制造着不公平和社会动荡的基因。而如果就业不好就减少乃至取消专业招生，那么对于将高等教育普及化绝无好处。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规模与国民教育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看上去，减招停招学生似乎是为了考生毕业后的切身利益着想，但实际上却一方面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反动，另一方面更是对中国社会现实责任的刻意回避与逃离。
这样说，并不是说目前高等院校里的专业设置没有问题，或者调整专业结构与规模干脆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根据就业状况的好与不好来决定招生与否，这并不是个科学而合理的政策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