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宴请乞丐究竟能得到什么？
2004年1月20日
何必
武汉市政府表示，大年三十，将为沿街乞讨人员提供一顿丰盛可口的年夜饭。……（略）
看了这则消息，感觉那些流浪街头的乞讨人员终于可以有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可以吃，也算是可以快快乐乐度过年关了。可再仔细想想，却感觉好像有些什么欠缺之处。
首先，给在武汉的沿街乞讨人员提供一顿丰盛可口的年夜饭的决定，是武汉市市长距离大年三十还差三天时在接头发现乞讨人员露宿在城市街头后做出的。那么，如果该市长由于政务或其他安排没有在这一天出视巡游，会不会有此发现呢？应该说，武汉也与全国的情形一样，城市沿街乞讨人员的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2003年在广东由于没有携带身份证件而被收容后被殴打致死、并导致颁行长期的收容遣送法规被废止、代之以对于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救助办法出台而闻名全国的导火索式的人物孙志刚就是武汉人，孙志刚事件后，在武汉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武汉市政府对此并非不知情。那么，武汉市里的乞讨人员是不是非得要市长视察并偶然发觉这些人露宿街头才能被当作事实？这种偶然由于其随机性质而根本不具备制度化色彩，并且由于市政府一把手的“温馨”与体贴弱势群体而才有了如今这顿丰盛晚餐，假设一把手没有如此视察与发现可能也就不会有如此亲民举动，那么直接的问题就是，政府其他工作人员是否有这种意愿与操作空间？仅仅是靠一把手来运作某种特定节日期间的亲民举措这样做是不是带有了很强的人治色彩？
其次，读者也会发问，为什么那些沿街乞讨者会对政府巡查人员如临大敌避尤不及？“由于种种原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各地（北京、上海、苏州、长沙、成都等）近来纷纷出台的限制乞讨人员在城市里某些区域行乞、甚至如果违反规定将遭受拘留处罚的措施看，乞讨人员与城市治安管理体制已经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调和方法有时不得不借助于强制性手段，而作为明显弱势一方的乞讨群体几乎没有任何置疑的话语空间和实际的抗争能力。在这种大背景下，见到巡查人员赶紧逃之夭夭也就在所难免了。那么，在这种矛盾未能得到实质性缓解的情况下，武汉靠市长一声令下派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到街头上搜寻乞讨者并给予其年夜饭的做法，也就太不自然了。
还有，这种被大张旗鼓宣传的政府慰籍的亲民举措当中，令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这些乞讨人员在大年三是酒足饭饱之后，怎么办呢？吃了一顿饭，再回到街头乞讨，到底对于现状的改善有何助益？既然那么多人躲避政府的善意，那么大概这些躲避者还要继续露宿生涯，吃这么一顿饭意义何在？这于加强武汉市的社会安定又有什么帮助？一顿看上去丰盛的晚餐过后是继续的颠沛流离，那么这种丰盛也许改作不那么丰盛但却更加实惠而弥久可能更让人耐受些。
再有，不得不提到，政府出面出钱请街头乞讨者吃年夜饭，花的并不是这些政府官员个人的钱，而是武汉市法人、自然人对于武汉市存在与维系所贡献的钱，这种钱的花费当然应该出之有名查之有具核之有理，仅仅是市长一次偶然出行发现了某些人群生存状况而大发慈悲擅动民款，其做法当然值得深思与置疑。因为如此一来，按照逻辑与现实推论下去，乞讨人员露宿街头需要帮助，那么那些没有讨回工钱的农民工是否需要帮助？那些城市下岗人员是否需要帮助？那些实在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现实中一毕业就失业）处于边缘化位置上的人群是否需要帮助？那些城市中老弱病残们虽然有相关政策关照但由于地方财政能力所限而无力自保者是否需要帮助？……按照武汉现行做法，这些人群如果被市长深入社区巡查发现了，是不是也得由政府买单吃顿年夜饭呢？再推而广之，社会上任何有困难的群体一旦被政府哪怕是偶然地发现，都会被政府用公共财物款待，这是否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进一步想，如果政府把施政精力放到这种偶发的现象与事件上，势必会影响政府的整体工作目标、质量和效率。那么，假设这种为乞讨人员设置丰盛年夜饭的做法得到肯定，则会成为新增加的行政成本中的组成部分，给本来不堪重负的地方财政增添新的负担，使该地方受到全方位的波及。
如此想来，武汉市这种市长突发奇想给乞讨人员买单的做法，实在有些不妥。与其让乞讨人员吃顿年夜饭，不如让他们受到日常合理的关注。
如此，既然武汉市大年三十夜款待沿街乞讨人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是在对于政府、市民和受款待者都是利弊较为明显的状态下，那么武汉市的这种做法除了作秀、以及给倡导者带来些个人可以为某些方面歌功颂德的政绩外，也看不出有其他用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