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外包给中国会怎么样？
2007年8月22日
何必
中国不但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数量众多的IT人才，且中国IT人才的英语水平也正迅速提高，同时，中国政府鼓励国内软件企业积极开拓外包业务……（略。）
这也是印度人未雨绸缪的一种宣示吧。
作为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者是由于长期的历史的积淀，或者是现如今瞬息万变的时代进程，都让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人们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似乎来得更清晰些。上个世纪后期，印度人就对自身的状况忧心忡忡，甚至以“民族危机”来描述。在第54届印度哲学大会上，主席K•S•穆尔迪直言不讳地发出了印度面临民族危机的声音，并且具体解释说，“品德、目标、信仰、意志的危机”导致了印度的瘫痪。
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能够幸运地拥有这份民族自觉。品德，呵呵；目标，呵呵；信仰，呵呵；意志，呵呵……危机？凡此种种，哪个现如今的中国会幸免于难？
也正因此，印度在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方面有着比中国看上去要陈腐得多但却非常耐人寻味的措施。印度在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力度，确实让我们中国人汗颜。在中国举国上下卖国求荣，各级贪官污吏疯狂贱卖国有资产的当口，印度却为外国投资设置了重重障碍，对发达国家如此，对发展中国家亦然。去年8月22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何必注，略。）
而中国呢？为了解决政治体制这个尾大不掉的旷世难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想出了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接轨的方式，让洋鬼子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突出的，就是加入世贸组织。要知道，中国入世所签署的九个重要文件当中，只有一个是针对企业的，其他八个都是针对政府的，在比如关税、权力干预市场、国民待遇等诸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而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削弱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就如同没有一个人愿意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一样。中国委府之所以会出此下策，就是因为官僚体系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依靠国内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对局势有任何改善之功效。
中国的入世谈判过程，不可谓不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而中国所作出的让步，比起近百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来，也算是当仁不让了。所以，海内外对于中国入世与全世界签订城下之盟的条款称之为新卖国21条，也并不为过。
比如，到现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只有最发达的十几个国家开放了自己的金融领域，而中国作为在世界经济中初来乍到者，却在美国等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义无反顾地在中国金融领域门户大开，使得国际资本可以长驱直入，致使中国资本帐户的半推半就也就是个幌子，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命脉早就拱手相让。
面对新兴经济体的轰然起立，全世界都给于了特别的关注。而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同时又都是从贫穷落后状态里绝地反击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度，中国和印度受到的瞩目自然会更多。不过，国际在比较后发现，印度占据着实力上的优势。去年7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发展模式》的文章认为，印度经济奇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值得称道的是印度创造这些奇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何必注，略。）
这种分析和结论，现如今已经越来越为全世界所共识。中国依靠丧心病狂的资源、劳动力、环境、生态等投入，换取官员的仕途升迁所需要的统计数据帐目上的字据，以及连真金白银都不是的美国央行随便印刷的绿油油的美元，将最好的产品、服务以及所附带的福利和附加值通通奉献给全世界，而将中国国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污染和假冒伪劣之苦，这种本末倒置，大概也决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和印度角逐结果的自不待言。
具体到开篇涉及的外包领域，中国的外包业务刚刚起步，而印度却在其中感到有些不耐烦。去年8月8日快讯，（何必注，略。）
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在外包业务领域，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的垃圾场。通过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供应（别忘了与此对应的是住宅土地供应的严重短缺及其所必然导致的房价发疯似的上涨）、减免税收、提供超国民待遇等丧权辱国的方式，喜不自胜地夺取连印度都不愿意做的外包低端业务。在中国成为全世界加工厂并由此而在签证制度作为国际间户籍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中国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为全世界打工，通过透支自己祖国资源的方式让洋鬼子乐不思蜀之后，中国的服务业紧随着制造业，再一次演绎了将中国沦为人类飞地，汇集印度抛弃的垃圾业务，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无烟工业（色情业也不过如此）的不归坦途。
可笑而可悲的是，即使如此，中国还是个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去年8月14日快讯，（何必注，略。）
你相信吗？中国居然要用自己的明星城市去比拼印度的班加罗尔！以前，咱只听说过，苏州要誓作东方威尼斯，上海要做东方纽约，哈尔滨出现过东方果戈里大街，北京有过第五大道之类的，还没听说过中国要有个班加罗尔。如此下去，北京将成为北方的雅加达，天津将成为东方的阿比让，银川也不用耗费那么多的黄河水建什么塞上江南、干脆直截了当成为东方的德克里克不就完了嘛。咱见过崇洋媚外的，可这么没羞没臊的，还实在少见吧。
咱也别说什么中国高考扩招了许久，却培养出来一堆废物，闹得中国班加罗尔连合格外包垃圾业务可以忍辱负重专门供洋鬼子污言秽语发泄怒火的人才都没有；也别说什么委府其实根本就不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强取豪夺的；更别说各地自相残杀是可以诀别的，中国嘛，无奇不有不是？
黄亚生曾经专门讨论过，为什么印度在外包业务上能够独领风骚而中国却不行。印度着眼于外包业务，而中国则崇尚招商引资。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外包业务只是在产品终端的合作，而招商引资则是将企业股权出让，合约的标的与指向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中国企业之所以要招商引资，从国有企业来说，那是自吹自擂的形象工程，更是负责人和管理者侵吞国有资产进行变现的途径；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则是借此改善中国金融对其歧视和封杀景况的出路，为了能够获得运营资金，不得不卖身投靠；而中国比比皆是的地方保护，制约的都是中国自己的企业（不管所有制），可对外资来说却网开一面，这就形成了，内资企业在中国无法跨地区运作，而外资却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奇观，因此，招商引资还具有着突破地方保护的功能，而中国人要通过洋鬼子来打破自己人打造区域隔绝，这不能不说是很如入无言以对的吧。
这就是说，外包业务要求的是企业生存环境质量非常好，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市场主体人人平等；而招商引资则是对不公平的市场地位的一种破坏性的补偿方式。虽然企业借此可以暂时摆脱资金困境，但是从长远来说，却埋下了民族产业凋敝的致命祸患。
不过，这也是给了中国人当头一棒，教训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咱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靠着什么两会或者党代会就搞定的。国际游戏规则究竟该如何把握，我们民族的人格分裂该怎么避免在洋鬼子面前被扒去内衣赤身裸体丢人现眼。
中国自从1949年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后，实现了从民族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倒退和复辟，专制色彩愈演愈烈，逐渐强大而无孔不入的政权，还在继续扩展着权力自身的空间，使得收到排挤的其他社会主体龟缩到越来越狭窄的角落之中。去年6月8日快讯，（何必注，略。）
其中，企业如此，国有企业演变为官僚体系之中的玩偶，股份制、民营、个体乃至外资企业则无一例外都必须向权力顶礼膜拜并行贿，否则会被以形形色色的理由剥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条件。
最为悲惨的，则属于那些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和个人。在中国的制度格局当中，非政府组织是受到严格资格审查和严密监视的，各种社会力量通通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而无法活动，在社会组织产生之处的登记制度，就摒除了绝大部分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使之胎死宫内根本得不到公之于众的机会。
通看现在的全世界，强政府（在中国则是委府——很多人对我创造并且频繁使用的这个词汇的含义不易把握，其实还是中国社科院唐钧兄灵光，在别人当面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时，替我解释说，就是党委和政府嘛。其实，中国自上而下，哪儿不都是这种珠联璧合惹得祸害？）弱民间，应该以中国为最（朝鲜那种非常状态国家姑且不论），强大的统治力量挤压得社会无处容身，并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所有制，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推卸责任地演变为社会所有制，而相应的社会制度供给又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别的不说，我自己到现在，从来没有碰到过哪怕花拳绣腿般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等，一文不名），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官方庇护下抛弃出来，扔到毫无遮风避雨功能的社会之中，任其生老病死自相残杀，这种社会逐渐失去了自我繁衍休养生息纠错调整的内在机能，沦为死路一条。
如此情况下，更不用说一向被全世界艳羡的中国式的家庭，逐渐蜕变为单纯的配种站和合伙降低生活成本搭帮吃饭、住房、用车、行尸走肉的“拼”一族等群体胡作非为的代名词。家庭结构的缩减，更为制度所强迫（看看建设部有关小户型的9070政策、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吧），更是以赋予家庭不堪重负的扶贫济困责任却根本不予相应补偿或者政策提振，使得家庭制度也摇摇欲坠，家庭的安全感和稳定性收到了空前的挑战和贬斥。原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却以“市场化”理由理直气壮地甩给了家庭，从制度上对家庭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个人嘛，看看权利社会是个什么德行样，就知道了。这方面，我已经说得很多，于此不赘。总而言之，什么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什么权力社会到权利社会，什么专制时代到宪政时代，什么管理型到服务型，什么以钱为纲到公平公正，做梦去吧。
就在中国还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来自印度的垃圾外包业务，并为找不到适合工作人员而手忙脚乱之际，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去年7月7日快讯，（何必注，略。）
这可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祸不单行。
说不定过两天，中国就会出现什么中国的河内、中国的岘港、中国的胡志明市而让咱们欢天喜地；甚至，再冒出个中国的金边、中国的仰光、中国的平壤也尚未可知。崇洋媚外嘛，管它是哪儿呢，只要不是中国就行。
就这样，即使全世界都外包给了中国，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
2007年8月23日于西班牙马洛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