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2月13日），非营利新闻编辑室“信息正义”刊发了《红州惊人的犯罪率：三份报告揭示对美国治安的最大误解》（以下简称“红州文”）一文。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了许多读者的鼓励，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读者对这篇文章提出质疑。
鉴于“信息正义”的宗旨就是对误导性信息正本清源，故在此做个简单的反馈。
正如我们之前所言，美国治安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到整体社会结构和运作的方方面面，不可能以一两篇文章把什么都谈论到，更不可能把什么都说明白，而且这个问题的确也仍然还有很多未知领域需要持续地观察和研究。本文作为对读者意见的答复，涉及的内容自然很狭窄。“信息正义”会在《被误解的美国治安》系列中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继续对误导性信息的清理。
-- “信息正义”编辑部
一、“红州文”要点
该文主要是介绍了来自美国两家著名智库的三个研究报告。其中两个报告都出自“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一个出自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结论是：红州的谋杀率高于蓝州，而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红州无论是犯罪实际数字还是犯罪率增长都超过蓝州。
尽管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媒体在过去的几次选举中都将犯罪作为对手的一个主要问题来攻击，“第三条道路”从数据中得出的一个更准确的结论却是：共和党人在将高谋杀率归咎于他人方面做得很成功，但在真正减少高谋杀率上却做得更差。
美国进步中心的研究则侧重于这些年进步改革的检察官的作用。该研究证明了，近年来凶杀案增长是全国范围的事情，但检察官是进步派的城市的增长速度低于那些传统地方检察官的城市。
二、对读者意见的答复
对某些不可理喻的读者，自然没必要浪费时间。但一些貌似有逻辑，实则误导性极强的信息则有必要进行反驳。
质疑一：尽管红州谋杀率高，但谋杀率最高的大城市都是民主党人做市长的。
如果“红州文”只介绍了“第三条道路”的第一份报告（“红州文”第三部分，“红州无论是犯罪实际数字还是犯罪率增长都超过蓝州”），这种质疑也许值得更认真对待。
事实上，在“第三条道路”第二份报告尚未出炉之前，乔治·布什总统的前首席演讲稿撰写人马克·蒂森 (Marc Thiessen )去年10月就曾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里进行了同样的质疑。
蒂森在文章中引用了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拉斐尔·曼古尔（Rafael Mangual）对美国50个最大城市2020年谋杀率的数据分析，“蓝色城市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15.8起，而红色城市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9.4起”。看起来显而易见，蓝城的谋杀率更高，是不是？然而，蒂森说的并不是整个故事。
在这个看起来很明显的数字后面，至少有三个事实没有被讲出来：
第一，即使是民主党市长执政的红州城市，也因为美国共和党在枪支、学校和监狱方面的政策而不得不受到影响，这一切都在增加暴力事件。
第二，除了蒂森所说的大城市，在美国农村，也有着一个巨大的因阿片类药物流行所推动的犯罪浪潮。如果不去计算红色农村地区的谋杀率，那么你当然只会看到民主党人管理的地区的高谋杀率。
对任何数据的分析都要有意义。你用美国最大的50个城市来做谋杀率分析，那么如果有城市的谋杀率非常高，但够不上前50大城市，就可以被无视了？如此取用这样一组数据本身就有问题。
第三、在红州的蓝色城市还有着“美国特色”的独特问题。
一位红州蓝城的读者讲述了他的家乡的困境：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 in Indiana），有着相对较大的无家可归者人口。作为民主党管理的城市，该市有一些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前瞻性计划，以及经营庇护所的私人组织。但问题是，因为周围共和党管理的城市拒绝对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布卢明顿很自然地成为整个印第安纳州中南部无家可归者流向的中心。更有甚者，有的县直接运用警力把无家可归者运到布卢明顿。而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危机自然也随着贫穷群体的流入成为这个红州蓝城的问题。
如果每个城镇的管理者都能做正确的事，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么由这些人驱动的犯罪问题一定会大幅下降。但如果只有红色海洋里一叶蓝舟孤立无援地承载这些重担，蓝色孤城的安全前景可想而知。而当推卸责任的人再反过来指责它时，这就成为他们最恶毒的一个部分。
正如一位读者指出的：蒂森的文章抛弃自己不喜欢的事实，挑拣和歪曲其他的事实，它其实只是直截了当的宣传。
当然，每个人受自己的视野局限，很有可能缺乏对上述未被讲出全部事实的认知，但如果看了“红州文”的第二部分就应该知道，“第三条道路”的最新研究已经针对这种质疑做出了回答。“红州文”在成文之时，也考虑到蒂森此类言论或许比较有代表性，还特地将“第三条道路”的第二个报告挪到前面来讲，但遗憾的是，有的读者在误导性信息的泥淖里停留得太久，居然能够自动过滤了有针对性的证据，而继续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偏见。
让我们再将这个时间线说得更清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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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第三条道路”发表第一个报告，指出红州的谋杀问题比蓝州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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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马克·蒂森在《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中质疑，称根据美国最大的50个城市的数据，蓝色城市的谋杀率比红色城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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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第三条道路”发表第二个报告，指出红州的谋杀问题20多年来一直比蓝州严重，而且差距在不断加大。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最关键的是，“第三条道路”的第二个报告就是考虑到右翼会争辩说，红州的谋杀率更高是红州内的蓝色城市所致，特地给予红州一定的“数据优势”：删除了25个红州中19个最大城市所在郡的所有谋杀案（其余6个农村红州内不存在有大量谋杀案的大城市）。而投票拜登的州，就没有获得任何删除谋杀案的“数据优势”。即使经过这样不太公平的数据倾斜，剔除了红州最大城市的谋杀案，在这21年期间，投票川普的州的总体谋杀率仍然比投票拜登的州高出12%；并且，在这组数据涵盖的21年中，有18年都比12%还要高。
在红州获得如此的“数据优势”的情况下，还来拿高谋杀率的城市说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如果这样的城市在红州，这部分数据就已经被去掉了。如果是在蓝州，那么这个高谋杀率就对蓝州的数字做贡献了，更没必要再说三道四了吧。
再者，做数据比较，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可比性。“第三条道路”的报告中将前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所在的旧金山与佛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比，因为杰克逊维尔的人口与旧金山相当。然后又将旧金山与现任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所在的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比，因为两者在同一个州，“大环境”非常相近。比较的结果是：共和党人任市长的杰克逊维尔在2020年发生的谋杀案比人口相当的民主党人任市长的旧金山多128起；也是共和党人任市长的贝克斯菲尔德的谋杀率是旧金山的两倍。
另外，“第三条道路”第二份报告采用了从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数据。之所以选择CDC数据而不是FBI数据，是因为CDC数据不仅是最新的，而且不依赖于郡和州的自愿报告。所有州都必须向CDC报告死亡数据，但他们只是被“鼓励”向FBI报告犯罪数据。所以，美国司法部也承认CDC数据更准确。就这一点而言，该报告比那些用FBI数据做的研究，在数据质量方面就已经略胜一筹。
质疑二：美国实施的是分权制，警察和治安的主要职责在郡或市政府，其资金来源于地产税。州政府只负责跨郡、市界的犯罪问题。所以犯罪率、谋杀率问题，责任不在州政府。
要说以郡或市为单位来比较谋杀率比以州为单位更合理，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和逻辑，以资金来源作为理由并不令人信服。一个郡或市的内部资金分配也并不是均匀的，是不是要更加细分呢？分到怎样的程度才算合理？如果是大城市，如果分得够细，也许最后高犯罪率就集中到黑人社区了。这是不是也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怎样的单位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背后牵涉到的是：谋杀率/犯罪率升或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答案吗？如果不知道，如何可以说责任在谁？
美国犯罪率自上世纪60年代持续上升，又从90年代后开始持续下降，直到2020年的疫情才打破了这个下降的趋势。现在，随着疫情的缓解，犯罪率再次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虽然只是一点端倪，但具普遍性，这就有意义。
自上世纪90年代始，对高犯罪率承担最大罪名的各大城市分别采取了各种措施。随着犯罪率的不断下降，政界、警方、市政府都宣称自己的措施奏效了。可是，犯罪率的上升和下降几乎一直是一个全国的“一致行动”，无论当地政府是否采取过什么措施。回头看去，人们才意识到，那些所谓非常奏效的措施似乎无法“居功”。
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学界、政界都无法对犯罪率上升或下降的根本原因达成共识。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犯罪率/谋杀率的问题，责任仅在郡或市政府呢？
三、美国治安问题需要治标也治本
“红州文”中介绍的美国进步中心的研究证明了进步检察官采取的一系列共同政策，包括减少对现金保释的依赖、减少（或不）将未成年少年作为成年人起诉、将更多非暴力罪犯从监狱转移到治疗计划，不鼓励起诉无家可归者与生活质量相关的违规行为（如随地大小便），并起诉更多警察的不当行为，的确对治安有治标的效果。
但如何才能够做到对美国的治安问题治标又治本，这是一个百万美金的问题。要真正认识和解决治安问题，也许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态度的端正，而不是更多的数据和研究。
比如，吸毒与失业是孪生兄弟，无论是黑人社区还是白人社区。美国铁锈带白人社区的毒品泛滥就是因为大量失业才发生的。不解决就业问题就很难真正解决吸毒问题。而吸毒与犯罪又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当作就业问题不存在而去谈吸毒或犯罪，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吗？
沃什伯恩大学（Washburn University）刑事司法和法律副教授艾琳·格兰特博士（Erin Grant）在谈到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时就指出，这其实是生活品质的问题，物质上，精神上都有关系。而且她认为在我们真正对严重不平衡的财产分配动刀之前，犯罪率不可能大幅下降。
德克萨斯大学大河谷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Rio Grande Valley）刑事司法教授戈登·克鲁斯博士（Gordon Crews）也说，疫情期间人们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境，至今没有恢复。这导致许多人的压力和绝望大幅增加，这显然加剧了一个人生活中的其他问题。
“信息正义”的一个成员很喜欢的一位美国作家，尼古拉斯·达维多夫（Nicholas Dawidoff）2022年底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文，更是以《贫穷就是暴力》为标题直击核心（上图）。该文副标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黑人在某些美国社区被枪杀？”文章说，虽然种族歧视和枪支泛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最关键的是黑人社区大量失业后的贫穷，而且，这是一种世代贫穷，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贫穷。在那样的社区长大的人并不是没有同理心的人，也不是反社会的人。但对他们来说，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所以，贫穷就是暴力。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关于困扰着许多美国人的犯罪问题，其实已经有太多真知灼见。然而，这些可贵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偏见和误导的信息泡沫中。（帮助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跟清理误导性信息一样，都是“信息正义”想做的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倾听？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对这个巨大的问题投入规模与之匹配的巨大资源，以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目的？
参考资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10/19/murder-rates-red-states-myth/
https://wallethub.com/edu/cities-homicide-rate/94070#expert=Gordon_A._Crews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12/new-haven-connecticut-gun-violence/67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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