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让我们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习近平
2012年，习近平上台了。他当时面对的是：市场系统蓬勃发展壮大，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给中国政府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同时直接、间接地导致整个行政系统严重腐败，社会上严重的两极分化。他还同时面对：面向市场和社会的半官方媒体及民间自媒体的迅速发展，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非官方的舆论思潮，在社会中导致各种思想争议、理论纷争的同时，直接、间接地导致了政府行政宣传系统的软弱无力和官方媒体的半瘫痪状态。所有这些，都使现在由习近平来领导的这个行政系统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显然，他必然会做出的选择就是：“该往回收了。”
“该往回收了。”（大意）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1957年反右时，当一些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提出要搞多党制的“轮流坐庄”时，当许多人嘲讽共产党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时，毛泽东就在一份内部文件上批示“该往回收了”。无独有偶，当1960年前后爆发大饥荒，政府不得不对私人经济放松控制；然而在推行有市场经济因素的“三自一包”初步见效、农村经济出现复苏之后，毛泽东就问邓子恢：“现在情况好转了，是不是该往回收了？”（指取消“三自一包”）
总之一句话，当共产党领导的行政系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时，他们就会相对放松对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的管制；而当他们感到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尤其是感到迅速发展的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有可能对自己造成某种潜在威胁时，他们就会开始限制、打压私人经济和民间媒体。习近平上台后所推行的“国进民退”也好，“党媒姓党”也好，都是在行政系统财大气粗、并开始感受到某种潜在威胁时，所做出的必然选择；而这些和习近平本人对市场经济的好恶、对民间媒体的好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进一步说，邓小平当初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政权；习近平现在限制民营经济、管控民间媒体，也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政权。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习近平在1978年掌权，哪怕他内心极度讨厌私人经济，他也会先克制一下自己的好恶，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而邓小平如果是在2012年掌权，哪怕他本人并不讨厌民营经济，他也会先克制一下自己的好恶，而对民营经济、民间媒体采取往回收的策略。总之，“放”也好，“收”也好，一切都是当时和现在的形势使然，而和邓、习两人的个人品质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也只是关系到在“放”的时候是猛一下放开、还是逐步缓慢地放开；往回“收”的时候，是生硬地猛刹车造成很不舒服的硬着陆，还是温和地缓慢刹车导致相对舒服地软着陆而已。
说了一大堆话，我的意思其实就是，习近平上台后并非在开中国历史的倒车，他只是在驾驶着列车向着中国历史和共产党自身早已既定好的方向继续行驶罢了。
上述的判断对吗？有旁证吗？有的。实际上，若我们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来观察，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上面我们所说的行政系统对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时而收、时而放的现象。比如汉武帝时期把盐铁业收归国营，比如王安石执政时倡导的国营金融业等等；又比如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府先是鼓励佛教、但当佛教徒的大量增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下降时又对佛教进行查禁等等，都属于行政系统对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的时而放宽、时而限制和收敛的行为，这里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习近平上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高度集权的措施。毫无疑问，习近平通过建立许许多多工作小组、并由自己兼任组长的方式，把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从而使李克强成为建国以来最弱势的一届总理。再加上2018年修宪取消任期制，一些人就据此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权力狂，甚至是一个做着君临天下皇帝梦的黑帮老大。但如果我们冷静地从整个党史、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其实习近平的这种集权现象，在历史上曾反复性地一再出现，就像经济危机在西方反复性地一再出现一样。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一会儿集权、一会儿放权，一会儿再集权、一会儿再放权，然后又集权、又放权……两者交替出现，反反复复，早就司空见惯，区别只在于具体的集权、放权的方式方法不同，或者集权、放权的具体范围和程度不同。即拿习近平上台后在政治局常委中推行的定于“一尊”的高度集权来说，在它前面就有长期的胡锦涛在政治局常委中推行的定于“九尊”的高度放权；而在李克强的超弱总理地位之前，就有温家宝的超强总理地位。当然，这些类似的例子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曾上演过，例如大家都熟悉的诸葛亮的事必亲躬，还有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后的高度集权也和习近平相似；又如一些朝代中尝试建立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之间互有封驳否决权的体制就和胡锦涛的九龙治水体制相似，等等。实际上，在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比如在中央一会强调“党政分开”、一会强调“党领导一切”；在地方一会儿人大主任和党委书记由两个人担任、一会由同一个人担任，在本质上也都属于这种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的性质。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样，也知道过度集权的弊端、也知道过度分权的毛病，只是他们一直没有发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总之，一会儿集权，一会儿放权，主要并不是因为一会儿出现一个贪权的暴孽的执政者，一会儿出现一个民主的温和的执政者，虽然我不否认某个执政者的个人性格会对其采取何种方式执政有一定的短期的次要影响。
当然，习近平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大力反腐，但我们知道，类似的反腐事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更是反复上演。最著名的，例如朱元璋的大力反腐。当然有许多人认为，习近平的反腐仅仅是借口，他是在利用反腐来清除异己。我不太赞成这种说法。但即使退一万步讲，习近平真的是在利用反腐来排除政治上的异己分子，那么，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屡见不鲜的。中国有一句老话“一朝天子一朝臣”，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去说，单说一下大家都公认的两个“君子”级别的人物。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是大家公认的君子。但两个君子的政见截然相反。结果呢？王安石上台执政时，就统统罢免了司马光派的官员；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时，也同样罢免了几乎所有王安石派的官员。我们稍做考察，就会发现类似的“党争”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即拿当代来说，毛泽东任用“四人帮”、邓小平清除“三种人”、江泽民起用上海群，胡锦涛培植“团派”等等，其实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在当代的回响。当然习近平也不会例外。总之，“任人唯亲”是古老的郡县制下的必然产物，而和毛、邓、江、胡、习的道德水准以及个人胸怀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也只是关系到对被赶下台的“异己”是杀、是关、还是让其靠边站的问题。
对于习近平的反腐还有另一种解读，即认为他是在利用反腐来抓住底下所有官员们的小辫子，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让大家听话。其实，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了解中共这个庞大组织的自身的运作原理。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并不是类似西方政党那样的一个松散的理念型组织，也不是类似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等的那样一个超世俗的宗教组织。中共在本质上是一个纪律严密的行政组织，或者说是一个实行郡县体制的行政系统。在这个郡县体制的行政组织中，有着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或者说有着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最基本的规则，那就是服从领导、听从指挥。打个比方，这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裁判一样。裁判的权威绝不允许挑战，即使他的判罚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你也必须服从，否则你就会被罚出场外。也就是说，在足球场上，裁判员并不是靠着掌握所有运动员的某条“小辫子”来让运动员听话的。同样，在以习近平为最高领导的这个郡县制的行政组织中，上级根本就用不着靠掌握底下官员们的小辫子来让他们听话。如果有哪个下级不听话，上级马上就把他撤职调离，即使你清正廉洁也一样。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一个松散的理念型组织，误以为在这个组织中应该“服从真理”。他们往往困惑不解：为什么习近平做了那么多明显的错事，大家怎么还服从他拥护他呢？怎么不找另一个人取而代之呢？他们不知道：在足球比赛中，场上的运动员是无法撤换裁判的；而且“妄议”裁判也是不行的。甚至，即使你是还未参赛的替补队员，如果冒犯了裁判的权威，你也要被罚到观众席上去。
我们继续说反腐。毋庸讳言，习近平是敢想敢干的，他反腐是为人民、为国家，他的初心我想大概率也是真的，就像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兴之主想大力整顿吏治的愿望也是真的一样。他上台时，共产党的极度腐败，尤其是在基层，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他的反腐得到了全国上下的支持。但坦率地说，和毛泽东一样，也和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兴君主”一样，习近平所使用的反腐手段，如加强纪检监察机构、派出中央巡视组、鼓励实名举报、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反腐名额的比例，等等，都属于郡县行政体制会本能地采取的手段，且这些手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能找到大量相似的范例。但我认为，正如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兴之主全部失败了一样，习近平的反腐成果，恐怕大概率也会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中国式的腐败，和其他各国的腐败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是由郡县制本身带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郡县制的手段，去反对由郡县制本身所产生的腐败，而不从根本上来改革郡县制，那么这种反腐终究会失败；腐败早晚会死灰复燃，于是一切又重来。
另外，习近平上台后，对舆论媒体进行大力整顿，强调“党媒姓党”“不得妄议中央”，又强调要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要搞理论创新、思想创新，等等。我们假设他的初心是好的，动机也不能说有太大的问题，但我想，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他推行的政策，在郡县制覆盖下的现实生活中，却导致了层层加码。原本是说”党媒姓党”，层层加码后就变成了民间的自媒体也要姓党了；原本是要求各级干部不得“妄议中央”，加码后变成全社会都不得“议论”中央；再加码后变成了“莫谈国事”，最后是互联网上过度的网络删帖、网络封号；最终结果是敏感禁忌词层出不穷，代用语、谐音语、密码语、图片语满天飞。官方媒体上更是开始了过度的歌功颂德，不由得让人想起文革时的一片文化沙漠、理论沙漠，哪里还能搞什么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呢？哪里还有一点点“自信”的影子呢？依旧拿足球比赛作例子，本来是运动员不得妄议裁判，加码后变成了观众也不得妄议裁判，再加码后变成了观众不得发出任何声音——在庞大的郡县制下导致这样的结果，我相信习近平自己也决没有想到吧；就像1958年中央号召大炼钢铁，毛泽东决没有想到基层干部会上门到社员家里去搜罗铁器一样。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这里我们不去讨论究竟是把巨量的外汇用于购买某些信誉较好的国际债券更好些，还是投资搞“一带一路”更好些。我这里只想指出，“一带一路”在本质上和当年毛泽东援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是一个性质的事情；更进一步说，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和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朝贡体制”也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总之，搞这些“国际项目”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赚钱，还不如说是为了国家形象、为了帮助贫穷的国家、甚至为了和天下人“共同富裕”更贴切一些。一句话，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我们也能清楚地感受到2000年秦制历史的底色。
实际上，不仅在上述的由高层所决定的“国进民退”“集权、放权”“高压反腐” “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字狱”等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2000年秦制的历史投影，而且在基层官员们的或者“层层加码”、或者“躺平”不作为，或者“疲于奔命”、或者转身“拿老百姓撒气”等等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2000年秦制的投影。甚至习近平在2010年代的出现，也和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的中期都有“中兴之主”的出现，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习近平所采取的中兴的手段，如上所述，也背着沉重的历史枷锁。一句话，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考察，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共产党的出现和他们的所作所为、习近平的出现和他的所作所为，都昭示着一种中国历史的必然，都显示着一种内在的2000年秦制的历史逻辑，而并非是当下中国命运的偶然。前些天美国某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被共产党绑架了的习近平》。其实该作者说的并不准确，他应该说“被几千年历史所绑架的习近平”、或“被几千年历史所绑架的共产党”才相对准确一点。如果要更准确一点，我宁可这样说——被2000年的郡县行政体制所绑架的共产党和习近平。
总之，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主要错事，习近平所出现的一切主要失误，都主要是由秦始皇所创建的郡县行政体制的缺陷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和它的各届最高领导人们自身，也是秦制的受害者。中国在野的知识精英们的关注点不应该是责怪共产党如何自私自利、习近平如何一错再错，我们应该责怪的是2000年的秦制，我们的关注点应放在如何改革延续了2000年的秦制上。否则的话，即使共产党垮台了，即使习近平下野了，如果我们不改变秦制，则中国依旧会在历史的循环中经历磨难而无法自拔。估计在野的多数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一定会说，我们就是要改变秦制呀，我们就是要搞宪政民主呀！但，宪政民主这条路真能走得通吗？我们下次再来详细讨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