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现在依然打左灯向右转
2009年2月25日
何必
2月19日，从广州“见证中国三十年”纪录片论坛传来消息……（略。）
瞧瞧，各地委府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上还是如此铺张浪费，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当会事儿吧。
这种评选，又是个腐败的机会不是？
“导向正确”，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导向正确？符合中南海的口径？如果与官方不符就不是导向正确？新闻媒体的导向应该如何？宣传部门的导向应该如何？
甘肃这么个偏远省份，能够获此奖项，当然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了。
问题是，看那些奖项的设置，本身就是撒胡椒面儿的路数，只要参加就能获奖。
然后呢，就可以拿着这种完全人为操纵的垃圾货色来自吹自擂啦。
当然，改革开放还是很可以说三道四一番的。
来看看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评头论足吧。
（何必注，略。）
陈子明给我发来相关的内容。
（何必注，略。）
陈子明也发来他自己就改革开放所发表的言论。
（何必注，略。）
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
陈子明
（何必注，略。）
从目录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个文集。其中，袁剑的相关论述我早就引用过，其他的，我会在今后陆续引用。
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现在人们在思索这个巨大而紧迫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先生产后生活，重积累轻消费，是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与原则，在政策制定与社会治理方面，这都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开放后，这种思路被不知不觉地沿袭下来，到现在也还是无处不在。
也正是这样的货色，更是使得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过程中，以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狼子野心，在制度与习惯上具有了正当性。于是乎，腐败也在先生产后生活、轻消费重积累的习惯里，大放异彩啦。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民族公共性的一次绝佳的展示机会。
如果说，希腊人从雅典广场的公共话语当中形成了公共性的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公共性发生的机理与际遇。实用理性当中，以邻为壑，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的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处事原则，让公共性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而改革开放，就是清晰地展现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变迁的过程。
共产党根本无法摈除中国社会的官家传统，毛泽东是个伟人，这应该毋庸置疑。但是毛泽东在此的尝试统统以一败涂地告终，而他死的时候还在继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写照。以至于他的继任者在甫一上台之后，最着急忙荒做的事就是赶紧宣布停止并且摒弃文革。
邓小平对毛泽东原则的反叛，表现为对官僚体系的复归。毛泽东曾经尝试过打破这个体系对自己统治的桎梏与约束，可却遭遇到了耐人寻味的败绩。作为毛泽东行动的见证人的邓小平则从中记取的教训，对官僚体系网开一面，对其胡作非为视若无睹甚至默许纵容。也正因此，才有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此后一年的广场屠戮。反官倒是当时广场行动的主因之一。
这意味着，在中国，所谓的公共性，完全被权力所把持与玩弄。
连新左派领军人物的汪晖在谈及公共知识分子时候，也大惑不解地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还有私家知识分子？
汪晖是对中国后现代性谈论比较多的人。他曾经涉及过中国文化与公共性的话题。但是，作为赞成公有制以及相对集权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认识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乎？
也正因此，我才长年累月地叫嚣，中国的公共性问题一直是个很匪夷所思的事儿。在中国，除了臭名远扬的公共场所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公共，任何前缀于公共的字眼儿，都是扯蛋。不信，可以列举，比如公共治理、公共财政、公共选择、公共道德、公共话语、公共建筑、公共汽车……这个名单列出来，会让人感觉，凡是涉及到公共的，都被权力所沾染。而这个权力，名义上是公权力，实际上却是地地道道的官家个人所有。
这也是我对耶鲁陈志武或许刚刚学会的国富民穷的说法不以为然的原因所在。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国家与民族，而只有官方与民间。在财富分布上，也就只有官富民穷罢了。
改革开放，只不过凸显并加剧了这一进程，让此前并不彰显的官民对立问题浮出水面，并且愈演愈烈。
而官家为了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当然也就会有胡哥那些个“改革开放成就不容否定”、“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之类的的说辞。
李延明发来段若飞对胡哥在改革开放评价上的捧臭脚的文字，认为这是对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主张的回应，对左右派各打五十大板，既不要宪政民主，又不能退回到文革。
其实，还是那个老套路，打左灯向右转，形左实右，阳儒阴法。
没辙啊。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