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议的新指导方针可能会令那些担心金融监管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变得过于宽松的人感到振奋，并令从业者对系统性风险心生敬畏，但同时也意味着监管将更为严格，合规成本将更为高昂。受到影响的机构将可能包括保险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公司，以及加密货币等新兴行业。
在区域性银行危机逐渐平息之后，美国监管机构建议加强用于审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工具，其中包括改变特朗普时代的监管指导方针，即特朗普政府不会将非银机构标记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
4月21日周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五宣布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一项提案，该提案将修改非银行金融机构重要性的指定方式。
耶伦表示：
2019年发布的现有监管指导方针在确定非银机构地位的过程中设置了不适当的障碍。这些额外的步骤不符合《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法律要求。这些指导方针不仅没有用，也不可行，有些甚至是基于对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代价的错误看法。
她表示，对非银机构的监管指导方针的修改可能需要六年时间才能完成：
一个快速到不切实际的时间表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令金融体系面临的新风险。
有分析认为，耶伦的这番表态标志着在拜登政府领导下联邦监管机构对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审查程度发生了市场期待已久的转变。
拟议的新指导方针可能会令那些担心金融监管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变得过于宽松的人感到振奋，并令从业者对系统性风险心生敬畏，但同时也意味着监管将更为严格，合规成本将更为高昂。
受到影响的机构将可能包括保险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公司，以及加密货币等新兴行业。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在一份情况说明书中列出了修改指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该委员会将根据可用的公开和监管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相关公司将收到通知，并有机会提交相关信息；第二阶段将涉及对那些将接受额外审查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更深入的评估，并将考虑直接从公司收集信息。
耶伦说，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还提出了一个新的金融稳定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框架。新指南将详细说明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将如何挑选出个别非银行金融机构接受美联储的监管，这将涉及更严格的审查。
耶伦重申她对美国金融业的信心：即银行体系依然稳健，资本和流动性状况良好。不过，她也告诫说，该行业最近的动荡表明紧急干预的权力至关重要，并同意新提议：
同样重要的是监督和监管制度，它可以帮助防止金融混乱的发生和蔓延。
在3月初的美国区域性银行危机爆发之后，拜登政府指责特朗普政府时期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松绑政策是促成这场危机的重要因素。
3月底，白宫呼吁金融监管机构加强对资产规模介于1000亿至2500亿美元之间的中等规模银行的监管。白宫在声明中明确将责任指向了上一届政府，表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共和党放松对银行业监管，而当下需要收紧监管力度。如果白宫的想法成为现实，这将意味着2018年针对中小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松绑将被推翻。
非银行金融机构（non-bank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非银行金融机构指经一行两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一般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典当行、担保公司、小额信贷公司等。这类机构放贷灵活、手续便捷，符合中小企业资金快速融资的要求。 [2] 信托投资机构：专门（或主要）办理金融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它是一种团体受托的组织形式。信托机构的产生是由个人受托发展为团体受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愈来愈细，经济上的交往愈来愈多，人事与商务关系愈来愈复杂，人们为了有效地经营和处理自己力不能及的财产及经济事务，就需要专门的信托机构为之服务。信托机构的重要种类有：信托投资公司、信托银行、信托商、银行信托部等。
发展历史
产生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随着金融资产多元化、金融业务专业化而产生的。早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多同商业银行有着密切的联系。1681年，在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保险公司。1818年,美国产生了信托投资机构。 发展
到1980年底，美国信托财产总计达5712亿美元。1849年，德国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农村信用社。20世纪初，证券业务和租赁业务迅速发展，产生了一大批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步形成独立的体系。例如证券业，美国有7000多家证券公司，18家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活动不断涌现，非银行金融机构起了主要作用，它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业务的多元化、目标化和证券化，使得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日益综合化，银行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划分越来越不明显，非银行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分类也日趋融合。它们之间业务交叉进行，只是比重有所差别。 [5] 现状
改革方向
现存问题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现行的金融规制仍然存在着“跛行”态势,一方面,过于重视金融机构的进入规制,为金融机构设置了严格的市场进入门坎；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受国家信用保护,金融行业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市场竞争不足。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较差,无法通过正常渠道退出市场,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规制部门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存在问题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危机出现时,往往不知所措,只能层层上报,逐级请示,最后延误了退出的时机。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制手段和措施,规制部门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加以干预。在“维稳”的一元目标下,采取封闭处理的方式,不计成本的将大量社会资源投入到非银行金融机构拯救中,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样做的结果导致社会公众的心理恐慌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信任。 [7] 究其原因,中国的金融规制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过程。其中正式制度供给不足和非正式制度变迁缓慢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由于利益集团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所以在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表现为复杂的利益交织和利益冲突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必然要经历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出现危机导致破产也会是正常现象。金融规制部门不能被动应对,而应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主动出击。因此,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对于当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改革应以稳定金融市场秩序,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为目的。以透明、及时、依法和审慎为原则。同时,要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成本收益为衡量标准。首先,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体制。要改革现有规制部门机构设置模式,建立以“一行三会”为主体,其他权责机关为辅的规制组织机构模式,重点发挥人民银行在退出规制中的核心作用,加强规制部门间协调,建立完善的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信息交流和共享。其次,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体系。按照事前规制、事中规制和事后规制的标准,建立包括风险预警体系、风险救助体系和应急处理机制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规制体系。再次,完善有关非银行金融机构退出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负责人的追查力度。最后,要加强规制环境的治理和完善。从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角度出发,努力营造和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8] 整改建议
首先，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安排，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尽管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但很长时间内缺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信托公司出现风险控制弱化、资本金不足、违规经营及亏损严重等问题；财务公司出现行政干预过多、贷款集中度过高等问题。这些都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因而，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其次，适时推出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货币紧缩环境下的金融创新，政府有必要适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创造快速发展的机会。比如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再次，政府应积极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向中小企业倾斜。与银行体系一样，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也会偏好大企业、大项目。为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通过财政资金实行担保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关系，完善各种类型的贷款担保机构，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此外，为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良性循环，政府应积极搭建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等其他机构的融资平台，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财政资金支持，实现非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多元化和稳定化，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9] 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