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社会主义经济不懂就要认真学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成了一个包括他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人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在此期间，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谈话和批注，形成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在这篇重要的文献中，毛泽东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深入思考，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有预见地提出了学习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49年3月，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革命胜利后，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三个月后，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重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他不仅自己带头学，还建议中央和全党干部学。
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1月9日，毛泽东特地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强调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著作的重要性，并要求“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0页。】。
在毛泽东阅读的经济学著作中，他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它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的重要著作，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祖宗”。它先后在1954年初版、1955年第二版、1958年第三版、1959年修订第三版。它的每个版本，人民出版社都有中译本。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读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中译本。
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期间，看到《宣教动态》第139期刊载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一文，当即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各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次日，毛泽东又在会上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要求大家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明确要求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第一、二、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几本书”，并强调指出：“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8—542页。】
1959年7月，毛泽东在拟定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时，头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并点名要求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不久后，毛泽东决定成立读书小组，逐章逐节地学习和讨论，一方面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另一方面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发挥示范作用。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要求“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组，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9页。】。随后，全党上下纷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掀起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根据毛泽东相关谈话和批注而形成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想，从而成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的观点，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既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又或是苏联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下结累的有利于少数人先富的几百年来的经验，而社会主义经济学只能在学习前苏联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好的，有利于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的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全体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前进。
毛泽东希望通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增强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性的把握，避免和克服盲目性，从而在提升全党经济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正如邓力群所评价：《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教训，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尽管毛泽东的探索还存在不成熟的地方，但其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比如，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地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再将社会主义社会分解为若干阶段。列宁曾经将共产主义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进行明确划分。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此外，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建设总方针，制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
毛泽东在探索中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形成了“走自己的路”这个意识。毛泽东倡导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读书，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他在《讲话》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参加读书的胡绳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对待苏联的经验是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所以毛泽东常常说，苏联这点是对的，这点不大对，这点是错误的。”【胡绳：《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有关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总之，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既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认识，也彰显了在读书中思考自己道路的方法论。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后将永远无望。”【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页。】以此来体会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及其思考方法，对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搞社会主义经济不懂就要认真学习，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从实践中及时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保持好的经验，及时改正错误的做法。不断摸索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断学习外国的好的经济建设的技术和经验，不断地改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缺点，以有利于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立足于自力更生为主接受外援而不受外国控制的原则下，以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准则，在《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下，结累资金以工业建设为主，搞好国家集体和国防建设，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以每五年制订一计划，制订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按计划逐项逐渐实现目标，以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国家实力超英赶美。至一九七九年经几个五年计划后基本达到了目的。
周恩来总理1975年1月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上庄严宣布：
我国财政 收支平衡 既无外债 又无内债 物价稳定。
1975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代表当时的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周恩来还铿将有力的向全世界宣布：
“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