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邂逅（4）章熊先生激励我不断前行
第一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洛阳。
1983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在洛阳召开的全国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试教会议。赴会第一天，在湖北省教研室张良谟老师的带领下，去刘国正和张定远先生下榻的酒店客房拜见两位专家。在那里遇到了人教社特约编辑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章熊先生鼓励我说：“趁年轻，努力吧！”
第二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兰州。
1984年暑假，人教社在兰州召开试教工作会议。大会组织全体与会专家、学者、编辑和老师们参观刘家峡水电站，泛舟大坝上面的刘家峡水库，我刚好与章熊和张必琨两位先生在一条游船上，当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迎着和风细雨前行时，两位先生站在船头引吭高歌。大家都听到他们是在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五十年代流行歌曲。两位那充满激情的歌声，不仅感染了他们的同龄人，更让我们晚辈看到了他们是那么多才多艺！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章熊先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中文系、张必锟先生195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在校都是高材生和文艺骨干，毕业后在北京中学工作多年，不仅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非凡的教学艺术，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感恩语文教材改革实验，让我有机会零距离受教于前辈大师。我在大会发言后，章先生鼓励我：“你这两年做得不错！初中实验还有一年了，加油！”
第三次与章熊先生见面在青岛。
1985年暑假，人教社在青岛召开实验教材初中试教总结大会。我向大会提交了我们实验班学生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的成绩。武汉市中考6月28日结束，7月6日，我接到湖北省教研室要求我班学生参加7月7日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的通知，学生按时进入高考考场，省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和谭爱旭两位老师负责监考，试卷交华中师大高考语文阅卷老师阅卷评分。然后与湖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成绩进行了比较。实验班学生测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章熊先生看了之后，手舞足蹈，非常兴奋地在大会上 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套实验教材了。华中师大一附中李培永老师执教的实验班学生，在没有复习的情况下，参加高考语文测试，人均分比高考考生语文成绩还高一点。后来，他还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分析学生试卷后说：
“这些数字表明，这些学生的语文能力已经达到了今年高考学生的平均水平。如果扣除三、四、六这三题的相比数字，可以说他们已超过了平均水平。再从总分情况看，70分以上者三人，最高71分，60分以上者12人，50分以上者13人，其中59分5人，50分以下的一人，分布比较平均，可见这批学生中没有出类拔萃的“尖子”。那么，可不可以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其次，可以看出这些学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高考属于选拔考试，·它不同于结业考试，为了扩大区分度，每届试题中都要有一些难题，对一个初中生来说，答不出这些难题是正常的。然而就第五题的第五小题来看，这道题要求学生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根据上下文判断概念的特殊意义，是比较难的，这些学生的成绩却大大超过一般高中毕业生，可见他们受过较好的阅读训练。此外，从前面谈过的总分分布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学生的基本功情况。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和一些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同志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应该说，它是李培永同志训练的成果。”
章熊先生在青岛会后约我到北京去他家深谈。
我向章熊先生详细汇报了三年来教改实验的情况后，他充分肯定我总结的“三敢三爱”，即《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爱听·多听·会听》、《爱读·多读·会读》、《爱写·多写·会写》。并由此谈到叶圣陶和吕叔湘两位语文教育老前辈关于语文教学的“序”。
章先生说：
叶老不止一次地提出语文教学要寻找“序”，这一点语文教育界都知道，并且引发各种各样的思考。叶老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过，也引发我的思考。
“序”的根本在于教材编写。
第一，叶老的观念是相当超前的。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一篇篇“好文章”作为教学的依据，叶老把它打破了！观诸世界教材观念的发展，由“课（lesson）”而“单元（unit）”，由“课本（text book）”而“教材（teaching materials）”，这是教育理念的进步。在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坚冰刚刚化冻这些理念还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叶老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见解。
第二，这是立足点和视角的根本变化。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质兼美”作为选材的唯一标准。要贯彻叶老的思想，就要以学生为主体，就要研究学生的认知规律，就要以此为基础寻求新的线索，开辟新的途径。
谈到叶老所呼唤的“序”，就会联想到吕先生提出的“科学化”。两位老人意气相投，私交甚笃，两种提法此呼彼应。虽然所想未必完全一致，然而所表达的是相同的焦虑，是为语文教学效率不高而产生的焦虑，是对我们这些第一线工作者的期待。
章先生是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阅读》的特邀编辑，这套教材的编写贯彻了叶老和吕老的语文教学理念。整套教材，纵向有序列，横向有层次。
章先生从1984年开始参加全国高考语文命题工作，不仅对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进行探索，而且推出“现代文阅读”测试题。
他说： 1984年我接手高考命题，就推出了“现代文阅读”栏目。一时全国哗然，“超纲”的攻击声四起。
后来，章先生在一篇谈高考命题“现代文阅读”时，写道：
不过现在习惯了，而且较那时有所发展，从获取信息性阅读扩展到文学性阅读（由于文学性阅读的多解性，如何命题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我要谈的是一件不为外人所知的事请。人们都以为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不是，我不能贪天之功，应该还历史的真相，把功劳还给朱德熙先生。
大家都知道那年试题的文本取自摩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其实细心的人从这本书里却永远找不到相应的章节，那是朱德熙先生从全书中挑选了一些段落组合而成的，天衣无缝。更有甚者，译文里每一个句子都经过朱德熙先生亲手厘定。我至今记忆犹新，真正领略了什么是学者风范！当年朱先生、我、潘兆明（我的前任）三个人坐在朱先生家的客厅里，朱先生找来了原本和译本，膝上放了Webster大辞典；原文与译文一句一句比对，有觉得不够妥帖的，由朱先生斟酌、确定。不仅如此，最后的定稿也是朱先生亲手抄写，由我带到命题组的。正因为如此，以朱先生的威望，这个石破天惊的项目才得以顺利通过，否则以我当时的地位，恐怕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结构模式，从1984年章先生接受命题工作至今未变，“现代文阅读”一直是必考的一项。这也是章先生对语文教育教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临分别时，章先生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再坚持三年完成高中实验任务。还赠送一本他翻译的美国教材《提高写作技能》，一本他写的《语言和思维的训练》。又送我一枚他亲手篆刻的“培永藏书”印章。
还记得，我调到海南以后，大约1992年吧，教育部决定进行高考改革试点，海南、云南、湖南三省由国家高考命题组另出一套试卷，简称“三南试卷”。远在海南的中学校长和毕业班的老师们不知所措。我们农垦中学的赖校长带着我直奔北京章先生家。
章先生在谈“三南试卷”时，特别强调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原则，用当时邓小平说的话，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到学校后，要求高三的老师夯实基础，降低备考复习测试题难度。果然奏效。
感谢章先生不吝赐教！
感谢章先生一直激励我不断前行！
【附录一】章熊和张定远先生为李培永编写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象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入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决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象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1985年1月15
【附录二】一九八六年，“小市长王江”就读高中语文实验班，她又与她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当年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作文题：以《树木·森林·气候》为题,从现实生活中选择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全文不少于600字，副标题自定，写在横线上。
她的高考作文《树木 · 森林 · 气候》
——谈“他们都是钱学森”
最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回答香港记者关于中国人才严重外流问题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都是钱学森，钱学森是会回来的。”这短短一席话，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许多报刊、杂志争相评论，一时间人才外流问题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
对钱学森说的这句话人们褒贬不一，更有甚者，一些人对那些“外流人才”破口大骂，总之是贬多于褒。
的确，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人才，正象要使气侯变得更好，需要大片的森林一样，我们的祖国需要大批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四化建设。是的，修瑞娟回来了，刘晨晖回来了，还有一些留学生也回来了。但这只是一棵棵的树木，还未形成森林。“一棵树木不能改变气候，只有森林才能改变气侯。”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大声疾呼：“回来吧，人才!”然而似乎是呼声强烈而应声渺茫。不但一些人才没有回来，反而又有一些人才向外流走。著名指挥家郑小英痛心地说：“我亲手培养的五个‘卡门’．已经走了四个。”于是，一些人愤怒了，纷纷斥责那些“外流人才”是“崇洋媚外，是“败类”，更多的人对此是忧心仲忡。然而，此时我想问的是，这些同志在斥责，在忧虑时是否曾这样想过：“形成一片森林又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温度湿度适宜，树木就迅速生长起来，形成茂密的森林”。再看看现实又为那些人才回国准备了怎样的“温度”和“湿度”呢?难怪一些人才委屈地说：“我们不是不想回国，谁不爱自己的家乡，谁不爱自己的亲人?
但是，我们回国后也许会放弃自己的专业，因为国内暂时缺乏这样“先进的设备和条件”。再说有些回国了的留学生又受到什么待遇呢，前不久《文摘周报》上登载了一个留学生回国后，由于领导不学无术，竟搞得他专业不对口，“英雄无用武之地”。试想这样对待留学生，人才还愿意回来吗?
我相信钱学森的话，“他们都是钱学森，钱学森是会回来的!”
大家一定还记得，钱学森回来时，是因为党和国家关心他，支持他，千方百计为他创造条件，才使他—“中国导弹之父”有了大展宏图的可能。
现在，只要我们全党、全社会都来为当代的“钱学森”创造和提供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钱学森是会回来的”。因为有了适当的“温度”和“湿度”， “树木就迅速生长起来，形成茂密的森林”，而“大片森林的出现，会使气后变得更好。”那么，中国实现现代化便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