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老师并不姓董，他也不是中国人。他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是Caucasian，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在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被重点实验室的主任挖过来，全职在重点实验室工作。D老师著作等身，含多篇nature science, 引用上万，我们都很期待他的到来。
主任问我，“D老师最近要来学校洽谈入职的事情，他到了会和副校长见面，你能帮忙做一次翻译不？”我说行啊。主任的英文我听过，他早年公派留学加拿大，拿的博士学位。他英文口语语速极慢，在句末处会随机加入“哦啦啊咿呀”等语气词，颇具中国南方方言的韵味。我听得懂他的英文，但是听他那极慢的英文，我心中有种想抽人的冲动，想扼住他的咽喉使劲抖抖，把他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从喉咙里一次性都抖出来。
D老师先来了实验室，我们相谈甚欢。然后主任、D老师、我三人去了副校长办公室。这副校长就是上次我被正校长骂了后，安慰我的那位。他几乎所有时候都在微笑，我仔细回忆，居然回忆不起他不笑的时候。副校长固执而又自信地秀着他的英文，仿佛别人能不能听懂，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他磕磕巴巴地聊了一会儿，我不知道D老师听懂没有，反正我们俩听得面面相觑。不过笑容是跨语言的交流模式，从保持微笑的角度来说，副校长干的很棒。不管怎么样，聊完以后大家都很满意。然后副校长送我们出来。走在走廊里，我突然发现走路的队形有讲究。走在最前面的是副校长和D老师，他俩并排走在最前面，副校长应该是刻意的和D老师保持水平位置一致，他俩的身位各自靠近左右两边的墙，留出了走廊中间给我们走路。实验室主任走在走廊的中间偏副校长的一侧，他满脸陪笑背着手走着，却始终比第一梯队的副校长落后了一个身位。我想走上前去，实验室主任，轻轻的用手拉了我的衣服，意思是让我走在他身边。我突然发现，原来走路的身位是由社会地位来决定的，不能错的。
当时大学希望D老师赶紧签合同，但是D老师要求先看懂了合同再签字。于是主任安排了几个英文好的硕士生帮助D老师办手续。在和学校签合同之前，这几位硕士生已经把合同翻译成了英文。本来中文合同里的语言模棱两可的地方就不胜枚举。可想而知，这份英文的合同的语言也是模棱两可的。D老师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这句话里的may指的是什么意思，这里为什么用的是was 不是has been 等等，硕士生无法解答。我也解答不了，于是只能带他去人事处问。人事处负责他的引进的老师，一见到我们就满脸笑容地说：“董老师好”然后blah blah的问候着“董老师”。我刚开始一头雾水，不知道她在和谁说话，我们来的就俩人，我们没人姓董啊。不过看她说话的姿态，是在和D老师交流，我突然明白，她们按照D老师姓的首字母，已经把D老师的姓汉化成“董“了。如此汉化，实在过于简单粗暴，难道全世界的姓，用26个中文字就可以搞定？首字母是H的老外都姓“黄”，首字母是L的都姓“李”？
大家一起读起了合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是中文不是逻辑推理的语言，而英文讲究逻辑推理，所以很多在中文中可以意会的地方，在D老师这里就成了必须要先搞清楚的问题。我们讨论来讨论去，然后人事处的老师不耐烦了，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她说，“董老师，这合同，你先签了再说，没事的。别的后续事宜以后都好商量。”我翻译给D老师，他听了直接石化，这句话直接击破了他多年来形成的合同意识，他急了，“签都签了，还商量什么？” 我当时突然想到个坏点子，从赵丽蓉的“麻辣鸡丝”的小品想起的，我想说：“他们非要你签字，你就签个”董老师”在上面。” 我当然忍住了没说。
不管怎么说，D老师最后终于入职了，他的老婆也来了，分配在学校外事办工作。他入职后，给他分配了一间超大的办公室，进门处一张小办公室，坐着给他分配的女秘书，一排绿植隔断后面是他的超大办公桌，办公桌后面是老板椅，他舒服地藏在椅子里面。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办公室，他把办公室照相，让后分享给了他在美国的同事，好好的炫耀了一番。
然后他就张罗着买别墅了，买别墅这事D老师入职前一直在说，我们听者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他入职前说，他一定要住house，因为他从小到大住的都是住house。而且他说，他看到这个城市里确实有 house。他显然是不了解中国房地产的行情，当时本地好的地段的townhouse都是千万级别的价位了。他入职前我和他的交流中，发现没人告诉他本地house的价格。我掂量了掂量语气，给他说了，本地的house很贵，想给他心里打点铺垫。当然我也不敢说的太细，我怕把他吓跑了，不来了，我负担不起这个责任。其实中国的house和美国的house根本就是两码事，中国的house 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那是奢侈品，并不属于工薪阶层。我拜访过中国的house，好多家都雇佣了住家保姆，我还看到过townhouse里面每家每户都标配的电梯的，而且是酒店级别的电梯。美国的house哪有这么豪华的？美国哪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雇佣住家保姆的？
入职后，我们问他：“你有多少的预算来买house？”没想到D老师已经憧憬好了，他说，“我不是有300万的安家费吗？我准备都拿来买house。”我们一听觉得不对，300万能买到house吗？肯定可以的，但是那估计是离学校开车走高速一个小时的地方了。实验室主任想了想，说，“找个本地的学生，带他去附近看house，哪儿贵去哪儿，多看几个地方，让他知难而退。”
然后D老师问，“我那300万的安家费为什么还没有到账。”学院秘书立刻给他办这事，发现情况不妙，这300万是由省里和学校共同负担，并不是一次性发放，是每年发放一百万，分三年付清，而且每年必须提交申请，批准后才能发放，而且申请是有截止日期的，最气人的是：当年的截止日期已经过了，也就是说当年的100万要等到下一年才能拿到了，而且这300万要第四年才能拿齐。D老师愤怒了，他几次交涉无果后，终于咆哮了，他闹了几次，从学院闹到大学校长那里，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对话，我听了好几次。
D老师：“合同里面不说了给我300万吗？为什么不给我？”
学校：“没说不给你啊。这300万你一定能拿到，但是要等等。”
D老师：“合同里没说要等啊？”
学校：“合同里不可能把所有细则都写进去的。再说合同里也没有说一次性付清啊。”
D老师：“都说要给我300万了，为什么还要申请？如果申请通不过，怎么办？“
学校：“放心，肯定通过的，就是个手续问题。“
D老师：“既然是个手续问题，能不能学校马上给我300万？手续你们自己完成去。“
学校：“我们也有我们的财务制度，不能这样做的。”
D老师：“第一个100万，你们为什么不在截止日期前给我申请，这是你们的错吧？”
学校：“这个锅我们不背。当时我们多次叫你赶紧在合同上签字，你却非要看懂了合同才签字，翻译来翻译去的，耽误了入职时间。其实我们又不会骗你，你应该更多信任我们。We are family.”
闹了几回后，D老师也就渐渐消停了。人总是需要住的，他也垂头丧气的住进了学校给他安排的公寓，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其实住公寓也挺不错的。”我为老头迅速地适应了中国而感到高兴。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合同中的一个通病，我叫它 (un)intentional under-informativeness，就是单位有意无意的把一些重要信息，隐藏了起来。我在国内见过很多，比如说的年薪30万，结果去了才发现，只能拿到70%，剩下的30%要等到第三年考核合格以后才发放。从单位的角度，他觉得没有骗你。但是从个人的角度，肯定是觉得被耍了，被欺骗了。
然后D老师开始做科研了，他立刻发现，文献下载很不方便。他的电脑装上了vpn后可以上googlescholar了，但是他继续提出还有很多文献不能下载，然后他又咆哮了。因为他来之前在中国排名第三的大学访学过（中国排名第三的大学挺多的），那个学校购买的文献库比这所理工科985大的多，他在那所大学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文献下载问题。他咆哮道，“来之前，你们说这两所大学是on the same level！on the same level！！”我想，“天地良心，这话还真不是完全胡说，这两所大学确实都是985。”但是这话确实又似是而非，因为985大学之间差别很大的。北大清华是985，西北农林也是985，你能说北大清华和西北农林are on the same level？D老师开始很不满意，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其实googlescholar也挺好用的。”我再次为他迅速地适应了中国而感到高兴。
有一天，他的秘书辞职不干了。她说，“每天各种各样的杂事太多，去新校区跑一次报销就要花一整天。自己在外边公司也找到了涉外文秘的职位，没这累，工资还翻倍。” D老师也各种抱怨说，每次带他去购物就是去最贵的百货公司，一块表几十万的地方，“I am not rich.” 我想应该是秘书把他当有钱人了，其实他的收入也就50万人民币，和国内的大款没法比的。实验室主任告诉我，在给他讲待遇时，他听到发表文章有现金奖励时，眼睛里立刻放出了光芒。我觉得实验室主任的情商很高，观察很仔细。试问，国外的教授，发文章是本职工作，谁发文章拿到过额外的奖励？D老师被中国大学的土豪震住了。
D老师很快发现学校特别喜欢邀请他去参加各种人才工作会议，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懂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样的全职来工作的老外专家很少，所以需要他去充门面，展示我们学校的国际范。几次过后，D老师烦透了，我们都可以想像，坐在一个会议厅里面，和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人，听着完全不懂的语言，还要规规矩矩地坐几个小时，谁也受不了啊。于是他又忍无可忍地咆哮了，结果这事闹到了副校长那里，副校长深表同情，说：人家听也听不懂，以后就算了吧。这才把D老师解放出来。
D老师最后还是留了下来，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放在了中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现在刚刚退休了。他的业余爱好是写诗，他的老婆的业余爱好是欣赏他写的诗。祝福他们的晚年生活幸福。
预告：下一集《海归博士被骗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