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登陆加拿大20余年了！回想起当年误打误撞走出国门，特别是在大使馆面试时，那戏剧性的一幕，不禁哑然失笑。
随遇而安、缺乏闯劲的我，一直没有出国的念头。读书、工作、结婚、生子，人生的航船一直在西安这个单一的航道上、不疾不徐、平静地前行着。女儿慢慢长大了，到了进幼儿园的年龄。但工作单位依然死水一潭，没有一丝涟漪，令人窒息。出去透透气吧：南下深圳（93年）、应聘外企（94年）、观光美国（95年随政府团）。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96年，妻参加两个月文物展、从英国回来后，我们俩不约而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是否应该出国试试水呢？
去发小家了解情况。发小的经历、性格原本与我很相似，但在他颇具前瞻性太太的影响下，近年来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对我一通扫盲：出国的途径过去通常是留学或劳务，现在刚兴起一种更直接的方式---“移民”。这个词过去似乎听到过，但离我遥远，不解其意。他们看我仍是似懂非懂的，拿出一沓资料，说：“我们已经申请加拿大移民了，这是有关文件的复印件，拿回去研究研究。”既然有哥们在前面探路，那就跟吧。于是开始行动。移民公司的标准收费是五千美元，这在当时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数目。经朋友引荐，找到一家小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在家办公，要价三千美元。收取了500元人民币的报名费后，她帮我分析情况，建议以环境工程师的身份申请，但需要先做工程师认证。认证的结果令人失望：没有通过，原因是我的学位是理学学士、理学硕士。只能以化学家的身份申请了。移民申请以分数考量，职业分占很大的比重，满分10分。计算机专业10分，工程师5分，化学家只有1分! 我借口希望渺茫，从移民公司撤回了申请。看着手头准备多日的一堆文件，心有不甘。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一封挂号信，寄去了北京的加拿大使馆。此刻，时间的指针指向96年底。
申请寄出后，没有了音讯。半年后，终于收到大使馆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打开一看，吃了一惊：怎么申请资料又被退回来了！细读注解，方知详情：所付申请费是按照原规定缴纳的，新规定调高了收费标准。我鼻子都气歪了：新旧收费标准只差10元人民币，至于把全部材料和申请费都退回来啊！去邮局交涉数次，一个星期后才拿到退款。经此折腾，心中期望的火焰已被浇灭大半。后又听说加拿大驻北京使馆积压的移民申请卷宗太多，排队需要几年的时间；加之单位提拔的机会、在外创业的机会先后显现，移民出国之事早被丢到了爪哇国！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从北京出差回来。一进家门，看到一封挂号信，是大使馆来的面试通知！脑袋嗡的一声：月底面试，只有10天时间，如何准备呀？英语听、说的短板肯定是无法克服了。找出朋友出国前留下的一套面试模拟题，简单地做了回答。念几遍，顺顺嘴，只能如此了。
面试时间是下午3点，不到2点就到了。前面还有几拨等待面试的人，渐次往里进，大约20分钟一组。看着从里面不时出来的、西服革履的年轻人，或兴高采烈、或垂头丧气，心里越发紧张起来。面试的移民官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女性，满脸横肉，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看就不是善茬。果然，她上来就不按常理出牌。一边看着我的材料，一边问：你哥哥是会计？答：是。问：哪个行业？答：制造业。问：何种制造业？答：制镜。她突然抬起头，盯着我高声说：“你的英语不行，我们无法交流，需要翻译”，说着，起身出去了。我脑门上的汗 ，刷地出来了：面试主要考核的就是英语，才简单的三句话，就叫翻译了，还考核个鬼呀！翻译来了，面试继续进行。她递过来一张白纸，叫我画出公司的水处理工艺。将画完的方框流程图递过去，她瞟了一眼就将其撕碎，扔进废纸篓，喝令重画。又画一遍，并给流程的每一步附上详细的文字说明。又一次被撕烂、扔掉。她打开电脑，调出一张图，将显示屏转向我，指着屏幕上的图，对我说：“画的不对，再画。流程中应该有类似的水罐”。我冷笑地回答：“这个不锈钢罐最多是5吨的，我们公司一天生产60万吨水，蓄水池是几万吨的地下水库，哪有这玩意。不画了，画了你也看不懂！”反正没戏了，我轻松起来，坐直身子、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蔑视地看着她。她也冷眼盯着我。妻在一旁着急地直拽我的衣角，我不为所动。僵持了约莫一分钟，她叹了口气：“算了，下一步吧”。这一步是阅读理解，给一篇短文阅读，然后提问。此环节还基本顺利。接下来她问我，到了加拿大通过什么途径找工作，答：报纸招聘广告。问：还有呢？。答：朋友介绍。又问：还有呢？我想了想，懒洋洋地回答：“没有了”。妻眼见我已准备放弃，忙出来打圆场。递上魁北克文明博物馆馆长的名片，她正在与此人联系，有关西安文物在魁北克展览的事宜。眼见时间差不多了，心想离开前，有些话必须当面讲出来，以舒解心中之闷气。于是等妻与她聊完，我接过话来，一字一句缓缓地说：“你们需要的移民，就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工作经验，一落地就能为你们国家创造财富的人，我”，指指自己的鼻子，“就是你们需要的理想人选”。我一边用中文说着，一边停下来等翻译，译给移民官听。“今天你这样对待我，显然不公正”，“不公正”三个字话音刚落，还未翻译，移民官腾地站起来，高声说：“怎么不公正了？我对你的面试，完全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进行的”，她居然听懂了中文！我没理会她，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另外，你们的工作效率太低，申请交上去三年了，才等到面试”，“三年了，你各方面还没准备好”，她打断我的话，“在中国我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工作，不可能因为你们那虚无缥缈的诱惑，而放弃当前的一切，单纯准备、等待”，我反唇相讥。英文咱不行，中文还是流利的。通过翻译，与她唇枪舌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时言辞过于犀利，好心的翻译小声地问：“翻译不翻译？”，“译”，我没好气地回答。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忌讳！
该说的都说了，等她宣判完，拍屁股撤退。“你可能觉得，今天我对你过于苛刻了”，她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我这样做，也是为你好”，我有些发愣，继续听下去，“新移民实际上挺不容易的！我有一位印度来的朋友，移民前是一位工程师，原来有很好的工作。到了加拿大，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专业工作，只好以开出租车为生。很显然，你在各方面都没准备好。如果是别的移民官，你的申请肯定会被拒绝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回去写一篇移民计划”。听到，“再给一次机会”，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起身致谢、告别时，移民官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细打量，她的长相其实没那么不堪，五官挺端正的！
离开面试的办公大楼，已经4：30了，面试整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此时使馆的大门已上锁，我们在门卫的引领下，从侧面的角门走了出去。八月底的北京依然骄阳似火，一走出大使馆，我立马扯下领带、脱掉西服、挽起袖管，满脸通红地一边走，一边与妻兴奋地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移民官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通过，被咱这西安冷娃义正词严地一通搅合，误以为咱一定是难得的人才，居然改变了主意；幸亏叫来了翻译，能讲中文；如果仅凭咱这二把刀英文，肯定没戏；妻有关文物展览的介绍，显然也是起了作用。我突然停下脚步，问妻：“移民官是说，再给一次机会，回去写一篇移民计划？”，“是呀”，“只是嘴上说了，也没见到书面的东西。刚才只顾激动，忘问了”，我沮丧地拍拍脑袋。“明天去问问那个翻译吧”，妻想出个好主意。
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们又赶到了大使馆。大使馆有前后两个门，我们兵分两路，把守在门口。9点多钟，在上班的人流中，终于堵住了那位女翻译。她显然对前一天的那一幕印象深刻，和蔼地告诉我们，正式的信件应该随后寄出。回到西安后的一星期，果然收到了正式文件：面试有条件地通过，条件就是，写一篇移民计划。赶紧上网查资料，连写带抄，洋洋洒洒整出了一篇十多页的移民计划书。又欣赏了两遍，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12月，收到正式移民纸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应该有的喜悦感，忐忑不安的思绪不时在脑际中环绕。此时此刻似乎才真正理解了那位移民官的良苦用心，“确实没准备好”!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于是在单位公开了要走的消息，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心无旁骛地投入英语的海洋。
2000年8月7日，携妻带女，拖着7个大行李箱，心事重重地走出国门，踏上了北美这片广袤而又陌生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