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是印度一种特有的等级制度。它将在理论上把人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除了这四个等级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称作“达利特”，意为不可接触者。一个人处于什么种姓，还未出生就已经决定，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至少也有两次实行过类似的种姓制度。一次是在元代实行的 “四等人制”，即蒙古人根据征服顺序的先后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征服时间越晚的，地位越低。所幸元朝寿命很短，总共才一百多年，这四等人制所着元的灭亡而告终。
第二次就是1949年以后一直到80年代的实行的 “家庭出身” 或 “家庭成分”。在那时，从上学开始，人的一生要填无数的表格。跟姓名、性别这些要素栏目一样必不可少的是 “家庭出身” 这栏。你的“成分” 从出身开始就跟你紧紧地捆在一起。虽然它是强加给你的，但你无可逃脱 ，是你人格组成的一个要素，一个血统标记。人一出身就被分为三六九等，有 “贵族” 也有 “贱民”，跟印度的种姓制度没什么两样。血统决定了人的贵贱，决定了社会地位、职业和命运。
在所有家庭出身中，顶层的当然是 “革干” ，打江山坐江山，血统高贵，世袭罔替，相当于印度种姓中的婆罗门。我中学的一些这类贵族同学，有事没事喜欢穿父辈土黄色的旧军装，炫耀自己老革命的家庭出身。他们还喜欢彼此之间说普通话。南方城市 的“革干”们都是南下的，所以当时的普通话（北方话）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虽然那些孩子都会说本地方言。后来这些小孩大部分没等初中毕业都通过特殊渠道当兵了。
除了革干是以皈依“革命” 的时间早晚来划界外，其余阶层的划分的依据主要是49年时的财产的多寡。基本上就是一句话：越穷的越光荣，血统也越纯正、地位越高。反之，越有钱的地位越低，做贱民的可能性就睵大。有钱就是原罪。
听说过不少的故事，一些曾经的大户，或者因为吃喝嫖赌，或者因为经营不善，临近49年时败完家产，一贫如洗。谁知塞翁失马，祸成了福。因此有资格忝列无产阶级阵营，根红苗正，荫及子孙。
地主是贱民中的贱民，在“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中名列其首。在中国古代，农村的土地大户，一般用的是乡绅、员外、善人之类的称呼，他们作为传统农村的中坚，形象偏正面。“地主”一词，一般只用在 “尽地主之谊” 这种意义上。这个词的污名化也是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拥有土地成了百恶不赦的大罪，不管你的土地是含辛茹苦积攒、积的，还是祖上代代相传的。
土地的来源从来不是问题，拥有土地这件事就是大罪。同样的还有富农、资本家等等。有财产就是有罪，就是革命的对象。
对这种罪的处罚并不是本人坐几年牢就完事，还必须祸及子孙。出身于地富家庭，先天就在额头打上了贱民的烙印。什么参军、升学、招工等等好机会都与你无缘，只能住最破的房子，从事最底层、最低贱的工作。作为日常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还动不动被召去训斥、批斗甚至殴打。逢年过节或者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时，这些黑五类常常还要被集中关押，以防他们“搞破坏。
由此看来，中国式的贱民过得比印度的贱民更惨。印度的贱民只是地位低贱，被人歧视。中国的黑五类贱民除了这些之外，还是阶级敌人，是国家的敌人。印度的贱民至少还能受到国家的援助。中国的贱民面对的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打压。
除了这种阶级划分的种姓制度外，中国的户口制度也造成另一种类似种姓的等级差别。这就是城乡户口的巨大差别。城镇居民每人有定量的油、粮、副食品配给，每户还有定量的煤、香烟等等。，而农村人口什么都没有。在物质匮乏的当时，城镇户口的这点配给保证了生存的最低需要，不至于饿死。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农民得不到任何保障，只能听天由命。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是从你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也是低种姓的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