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教育免费为工农兵服务的
文革中的教育是免费为工农兵服务的，毕业后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要求学生是又红又专的，每一个大学生不担心没有工作的。教育是直接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是为全体劳动人民创造共同财富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掌握科学技而去上大学受教育而去读书的。《上大学》不是为“改变个人命运“的，《上大学》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的，《上大学》不是为当砖家叫兽的，《上大学》不是脱离农村离开工厂的。《上大学》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上大学》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孔子有个别称 ：叫孔老二。几千年前孔老二为求官，到处求当官，开始运气不佳，被别人称之为 ：“丧家犬”。但后来时来运转，发达了当上个小官，孔老二才说 ：“唯有读书高，万般皆下品 ！”不知道，今天在高谈“唯有读书高，万般皆下品”的走资派砖家叫兽牛鬼蛇神们及一些自媒体议论者，是不是真的，还在羡慕孔子的做官，及荣升 ?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将教育产业化受教育要靠买，忽悠鼓吹“读书做官论“、“上大学改变命运论”等。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今天对于毕业生来说，找工作是一件“头等大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各种危机来临时的就业形势一言难尽，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在找工作这件事上都苦不堪言！
有大学生对官方的数据似乎不太满意：“今年我申请的工作比我见过的人还多20倍，但我还是很紧张。”显示他大约投了很多封简历、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今年3月工科各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只有39%，理科各专业综合则更低只有34%。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官网所宣传的数字。“大家都不好找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只想告诉即将入学的新生：“你们的人生即将按下停止键，进入困难模式。”
在旧中国，教育是封建地主和大资本家的专利，他们中的少数几个“学者”将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学者们长长的指甲象征着他们对任何形式的体力劳动的蔑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中国大约有85％的人（农村95％的人）无法读写。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先后作战并击败了日军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最优先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新解放区建立扫盲班。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城市和乡村开展了大规模扫盲运动。然而，由于教师在旧社会接受过教育，因此死记硬背仍然是教室的常态。旧中国留下来的老师是绝对的权威。老师们演讲并在黑板上写下内容; 学生抄写并记诵这些材料。直到1958年，新中国的高校中超过90％的教授是在旧社会或西方接受过教育。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在教育领域的政治路线是为加强工厂管理人员、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以此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服务的。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政治上无所谓的核心专家队伍，超过了发展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和技能。保持了封建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重要方面，例如利用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来确定谁将进入高一级学校教育，从而排除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子女。资源集中在几所重点学校，以培养新的城市精英。
农村的教育资金严重不足，而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工人农民很少回到原先的农村社区。为了寻求个人名望和更高的地位，大学生们被迫为了高分而学习。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毕业生。学生需要获得可用于解决社会紧迫问题的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目标是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第三，建立大众教育体系，使小学或中学毕业生在成年后继续接受教育。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目标是提供政治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认识是，学生必须首先有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思想。然后，她或他将努力发展这样做的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了80％人口的农村教育大量增加。由于小学教育在城市已经普及，因此目标是在农村地区实行至少五年的小学教育。国家教育基金被重新投资到农村，从1966年到1976年，农村地区的小学入学人数从1.16亿增加到1.5亿。受过教育的当地村民被招募为“赤脚教师”，在村民自己建造的新学校教书。由于新建了中学或小学增加了中学部，中学入学人数从1500万增加到5800万。工农组织的代表进入这些学校，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教育领导和实用建议。
文革时期特别努力地发展了占中国人口6％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系统。20世纪50年代，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几乎从零起步。到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青年都进入了学校，在那里他们除了常规课程还学习本地的母语、音乐、手工艺、习俗。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为占人口94％的汉族普及，以此反对汉族沙文主义。
在1971年于中国旅行期间，亚洲学者委员会（CCAS）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西安的学校。在北京一所小学，年幼的孩子有五门基础课程：政治、汉语、数学、体育、艺术和文化。学生们不仅背诵课文，而且提出问题，并试图共同解决实际问题。他们的体育课并不强调获胜; 在很小的时候，学生们首先学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落后的儿童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额外帮助。每个学生都能够学习。他们的潜力必须得到培养。
特别是在低年级，许多课程由讲述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男女英雄、儿童和成年人、工人、农民、士兵所做的高尚的、可实行的事业的故事组成。在一所联合中小学，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报告说：
“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节六年级的阅读课使用了《收租院泥塑群像》这一课文，它是一系列关于旧社会生活的文章，新发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一节四年级的政治课上，我们听到老师和她的学生讨论帝国主义。当天的教训是，美帝国主义是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她介绍了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发动的二十年侵略战争。”
孩子们也在学校工作室工作。一群年龄较大的儿童使用冲压和电镀机制造滤油器零件。老师向参观者解释说，在课堂上学习事实和理论，然后在车间中应用它们，能帮助孩子们学习。
教科书也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变化。各地区试图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将其与当地的问题和环境联系起来。例如，南京的学龄儿童使用了一本关于最近完工的南京长江大桥的书。学校由学生、教师、附近居民、工人宣传队队员和解放军成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代替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小学毕业生不得不参加入学考试，进入中学，这形成了整个教育轨道系统。一些精英学校通常是来自非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得分最高，而得分较低的孩子则不得不离开学校。文化大革命废除了这一制度。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初中教育，每个中学都有不同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学生。
在这些美国学者访问的中学，中学课程是相似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数学、基础农业和工业知识、体育和军事训练、革命艺术和文化、历史地理和政治，其中包括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通常，在英语和中国文学课上学习的材料都是关于政治事务的。
开卷和闭卷考试的结合，以及教师、同学和学生自己的评价，被用来衡量学生的进步情况。此外，北京的大多数中学生每年花一个月在学校车间或学校外的工厂学习，并在农业生产队工作一个月。在这些时期，学生阅读和讨论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相关的科学书籍。
在学习和工作中，鼓励个人和集体的创造力。虽然人们明白学生有不同的能力，但创造力并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相反，当时的观点是创造力来自许多人的智慧和合作。
这门工作与学习结合的课程培养出了准备好为社会主义社会做出贡献的中学生。在一所北京中学的1970名毕业生中，60％开始在工厂工作，30％到农村的小工厂、诊所、学校或田间工作，大约10％的人加入了军队，一些人继续在大学或技术学院学习。
由于政治动荡和让学生在学校及国内其他地区参与政治运动的企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学中没有任何课程。当学校重新开放时，它们取消了旧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申请人不是来自应届高中生，而是从优秀的年轻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挑选，他们背后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每个省、区、市、工厂和公社都收到了可填写的申请人名单。然后，大学录取委员会根据广泛的访谈做出最终选择。
当清华大学于1970年6月重新开放时，45％的学生选自工厂，40％来自农村公社，15％来自解放军。文革前，60％的学生来自非工人阶级。这些“工农兵学员”被认为更加成熟，更有动力，对中国社会的紧迫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北京大学给没有从高中毕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常规课程开始之前的特殊半年课程。
在新型社会主义大学，课程缩短为两到三年。它们有三个学院——艺术、理科和文科。除了拥有新设计课程的常规大学级别科目外，政治学习和讨论也被纳入教学计划。保持政治对大学挂帅作用尤为重要，这样他们的毕业生，中国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员，就不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知识精英阶层。
教学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根据一位教授的说法，旧的注入式方法——“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将知识注入学生，就像注射患者一样。”——被自主学习和课堂讨论所取代。一位学生评论说，虽然书籍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自己思考，使用自己的大脑。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理论的真正含义及其与实践的联系，我们将无法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
与中学一样，大学课程也纳入了劳动。北京大学有自己的制药厂，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学生正在其中试验和生产药物。工厂还为来自北京工厂的工人开设了两到三周的课程。韩丁于1971年访问中国后报道：
“一些工程学校实际上已经解散并与附近的工厂和设计单位合并，以便学生、教师、工程师、绘图员、工人和技术人员轮流通过所谓的城市生产公社依次生产、学习和创造，再分成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和学习公社的生产队。就像在农村公社一样，重点放在让先进的工人和工程师作为他们专业领域的教师。这些人定期成为兼职教师。”
一些技术研究所完全离开了城市。例如，采矿学校被转移到矿区，学生和教师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矿工一起工作并向他们学习，并为他们提供理论知识。
文化大革命也给大学管理带来了变化。工人和解放军军人被分配到大学，以确保学生不会孤立地学习并获得与中国人民的需求无关的知识。学生们还与工人、士兵、教授和专业教育工作者一起在革命委员会任职，共同管理大学。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师和教授的政治意识和世界观。他们所教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受到挑战，接受学生的批评。他们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上海的一所师范学院，教授们将教学、研究、在工厂或农村体力劳动的时间平均分配。在师范大学的第二年，对教育学的研究与中学的教学实践相结合至少八周。一旦学生教师毕业，他们往往担任更有经验的教师的学徒，这个系统产生了一批准备充分的新教师。
在那些年里，窒息于传统教学实践的新老教师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省份发表的数十卷关于教育改革的辩论中，对教学方法的最强烈谴责来自教师，最彻底的改革建议也来自教师。
教育不仅限于学校，而且被视为在整个成年生活中提高一个人的文化水平、技术能力和政治意识的持续过程。一位加拿大观察家写到文革期间大众教育的各种安排：
“工作场所和社区都有研究小组，专注于小组的直接问题和政治问题。有业余课程、半工半读课程、函授和广播课程，以及提供一般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全日制工人学院和农民学院。”
她访问过的许多工厂和公社都有自己的图书馆，上海的一些先进工人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决定如何将其应用于他们在工厂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政治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教育工作者和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保留文化大革命开创的新教育体系的激烈斗争。在1975年发行的电影《决裂》中大量展现了两条对立的路线。第一个斗争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建立一所新的农业学院，其次是录取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要求学生通过传统考试入学。这部电影还展示了学生对课程的要求，这些课程结合了科学知识、生产技能和政治意识的发展——变得“又红又专”——让他们可以回归为公社和工厂服务。
1977年，恢复了全国大学入学考试。一位学者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省份极度强调不符合农村人口需求的中学标准化考试和课程，导致辍学率超过80％。这些年来，大量初中和高中以“提高质量”的名义关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