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你若犯我和我必犯你
毛泽东经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对待阶级敌人的原则。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当官时就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右派反共不断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毛泽东说：“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毛泽东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毛泽东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共产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共产党八路军解放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共产党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
毛泽东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
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毛泽东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毛泽东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毛泽东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
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
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
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毛泽东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
毛泽东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毛泽东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蒋介石国民党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
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
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毛泽东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
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
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毛泽东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
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毛泽东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
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
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这在现如今外交战线上的斗争也是一样的。现今中国走资资派特色政府放弃了这个原则，所以处处受压迫也就不奇怪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适用于对待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和一切外来入侵者犯中华民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