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为啥闹着要改国名，一道菜和唐僧会告诉我们答案

 

这道菜名叫尼哈里（Nihari），在传统上，它是由牛肉或者羊肉以及它们的骨髓，在面粉组成的咖喱中慢煮。额外加入带骨髓的大棒骨是美味的关键之一（本视频没有额外添加大棒骨）。这是一道美味顺滑的印度咖喱，它以完美的肉汤，丰富的香料和低温长时间烹饪的方式成就了美食。这种烹饪方式目的之一是，确保肉质变得极为嫩滑，厚重的汤汁浸透了香料的风味，变得相当的浓郁可口。传统上，Nihari 需要 3-4 小时来烹饪，Nehari masala（综合香料）是其咖喱香气的主要来源。你几乎在所有的南亚超市都可以买到成品的Nehari masala，当然配方和配比因地区的差异会有不同。Nihari 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巴基斯坦的国菜，他们喜欢和饼一起享用这道美食。

 

在老德里，Nihari是一道传统意义上的早餐，这道菜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德里苏丹国时期（那是13世纪的事情了，相当于元朝时期），从公元700年左右（唐玄宗时期），穆斯林首次开始入侵今印巴地区起，穆斯林宗教及文化始在南亚次大陆渗透传播，直至公元1206年的标志性事件，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建立，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的政治统治正式开始（那一年也是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落，建立大蒙古国，被公推为成吉思汗的年代）。苏丹统治者采用伊斯兰法律和文化，鼓励穆斯林居民前来定居，建立清真寺，推广伊斯兰教。印巴地区文化和生活也慢慢从婆罗门方式，向穆斯林融合文化转变。穆斯林们也悄悄地被印巴当地文化渗透，形成独特的印度穆斯林风情。德里苏丹国时期见证了印巴地区伊斯兰文化的繁荣。

 

尼哈里（Nihari）等一系列具有显著穆斯林风格的印巴美食，也恰在这种文化的融合中悄然地诞生了。Nihari源于阿拉伯语，其意为“早上”。及至印巴地区到了莫卧儿王朝时期，具有波斯和穆斯林风格的印巴多元文化的美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基本奠定了如今印巴传统美食的基本格调。莫卧儿帝国的第二任君王，那个曾经四处流浪的皇帝胡马雍，在推动莫卧儿宫廷美食达到高峰的过程中居功厥伟。

 

德里苏丹国在1526年的那场著名的First Battle of Panipat（第一次帕尼帕特大战，10万大军被1.2万人打败）中，被来自波斯的突厥人巴布尔击败，标志着德里苏丹的灭亡。莫卧儿帝国随后建立。印巴北部地区进入了莫卧儿帝国时代。莫卧儿帝国是印巴地区的最后一个王朝，相当于大清帝国之于华夏地区。巴布尔谱系高贵，上溯至中亚征服者帖木儿（Timur），也可经由察合台突厥人回溯到成吉思汗的高贵世系。这是一支完全穆斯林化的最初来自蒙古的世界征服者。正当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后裔，几乎失去世界的时候，还有一支系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莫卧儿帝国。这也可能让深眠于地下的成吉思汗有些许安慰。

 

在勇敢的巴布尔（开国）和流浪的胡马雍（第二位皇帝，也是皇位失而复得者）之后，莫卧儿贵族们迅速印度本土化，这一切变化要从一代大帝，执业成就辉煌的阿克巴（第三代皇帝）开始。随即，从容的贾汗季、英伟的沙·贾汗（泰姬陵的建造者），这些早期的君主，除了军事上的成功，这些莫卧儿的皇帝们生活极其奢华，帝国宫廷中的仪式，礼仪，音乐，诗歌，绘画和各种器皿融合在一起，创造了至今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的莫卧儿贵族高尚文化。

 

在莫卧儿王朝时期，Nawab们（Nawab执掌管理大权的贵族头衔）一般都会在结束晨祷（Fajr prayer）后，选择尼哈里（Nihari）作为早餐，这一传统保持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贵族早餐传统，慢慢流传至民间和军队。

 

尼哈里（Nihari）的美味可见一般。

 

当我们谈到这里时，我们知道，从唐玄宗时期起，南亚次大陆就开始实质性受到了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的浸染，在伊斯兰文化随着突厥征服者的步伐进入次大陆之前，印度次大陆正值“戒日帝国”时期，玄奘赴印度游学期间觐见了当时印度的最高统治者“戒日王”，并且受到戒日王高规格款待。玄奘给“戒日王”详细讲解了大唐帝国的光景（不知道唐僧是否涉嫌泄密），戒日王大感兴趣，旋即派遣使者拜访大唐。虽然大唐帝国和周边很多国家都有一些纠葛，但与戒日却没有如何边界纠纷。戒日使者在大唐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唐太宗还派遣重臣护送使者回国，并且顺便回访戒日帝国，正是因为这次回访，让唐太宗知道了印度的制糖业水平高于大唐，因此，太宗马上又派遣技术人员去戒日帝国研习印度的制糖法（石蜜提炼即如今的白砂糖），这也是美术界的一代佳话。

 

玄奘印度游学归唐之时，受到了太宗的高度重视。当然太宗不是为了什么唯识宗哲学体系，太宗关心戒日帝国的真实情况，毕竟玄奘比使者了解的更为真实一些。也就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第一次让唐人知道了，天竺国称呼大唐这旮沓叫“支那”，印度原意是指大山那边的地方。从此大唐人多了一个称呼自己的名字：“支那”。这也是后来，当梵文书籍进入大唐之后，唐玄宗见过梵文书籍后，特意题诗一首名为《题梵书》：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自此“支那”一词广为流传，宋元明清也都常常使用。

 

孙中山早年发表的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文章标题为：《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在晚清末年，对于当年进步人士影响最大的，也是那个时代中文革命书籍中，发行量排行榜首位的畅销书，邹容的《革命军》中，把中国称呼为“支那”。秋瑾等爱国者也是如此，等等例证不胜枚举。

当时周边各国几乎都以“支那”称呼中国，这件事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又于甲午年间在海上打败了当时的北洋水师。大清帝国巨额赔款，并且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了事。膨胀的日本朝野认为大清人食古不化，愚昧至极，抱残守缺。因此“支那”在日文中渐渐成为一种污蔑人的代名词。

 

大清灭亡之后，中华民国建立，日本彻底失去了大清这个称呼华夏的方式，旋即干脆在政府文书中用“支那”代替了大清，讽刺之味道冠冕堂皇的使得“支那”一词变了味道。随后他们干脆也称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为“支那共和国”。至此“支那”一词完全转性。中华民国自成立起，一直照会日本，不要在文书中出现“支那”一词，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发文，所有日本文书中带有“支那”字样的一律驳回不受，日本外务省才正式发出通知，“支那”才消失于正式文书当中。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受降团特别调查“支那”一词在日文中的转性含义，“支那”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贬义词，至此中华民国公告世界，“支那”一词带有强烈的对华人的侮辱性，拒绝世界各国使用。

 

言辞本无性，以人之用而致事端，此乃一大例证也。很多词汇千古流传，自古言辞皆如白纸，其性无善无恶，如同泉水，本无感情，涓涓清流，然然也。然而，如用之有不善之心，则使心平气和转为咆哮的风暴，使和谐变为乱世，无性之词，方始为争端根源。不知是词悲，抑或是人悲。

 

G20峰会9日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印度总统向各国领导人发出的晚宴邀请函中自称为“婆罗多总统”，外界纷纷议论，印度（India）是不是要正式改国名为婆罗多（Bharat）了。

 

的的确确，很多印度人对于印度这个称呼一直耿耿于怀，这就像印度人对于像尼哈里（Nihari）这类美食被称为咖喱一样，耿耿于怀。印度本无咖喱，咖喱是英国菜，英国人掌管印度时期，酷爱印度料理，并把这种在浓郁酱汁中的菜叫做咖喱，并传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因此有泰国咖喱，东南亚咖喱，日本咖喱等等。印度实实在在地没有咖喱，印度只有类似Nihari的一个个具体菜名。他们有的充其量叫masala，还不是全部都可以叫masala。

 

印度的国名India也是如此，这不是印度人自己的称谓。只从公元700年左右（唐玄宗时期），穆斯林首次开始入侵今印巴地区起，直到辉煌的莫卧儿帝国黯然落幕。印度人的精神内核都是婆罗门宗教，这是融化到生命里面的精神内核，然而婆罗门始终没有自己的政治发言权。大多印度人喜欢称自己是婆罗多，这是一个具有鲜明印度教色彩的称谓。

 

Bharat是梵语，意思是承载者，进一步的含义是“寻找光明和寻找知识的人“。历史上印度被称为“婆罗多”，意思正是“寻找光明和承载知识的人”。印度人和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印度人花费大量的精力思考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印度人的价值取向是，人的终极目的是人的灵魂要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合一，因此生活的本质意义不在于生活本身，而在于不断接近那个隐藏在生活和世界万象背后的终极存在。尽管这个终极存在是无法达到的，但婆罗门鼓励人不断去接近这个理想。印度人的中心概念是永恒和灵魂。

 

因此外来加给他们的India，不是他们喜欢的，而Bharat才是。

 

德国剧作家Brecht的《伽利略传》中，伽利略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有障碍物存在，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有可能是曲线。”其实在经典力学中，这是一个不成立的假设，经典力学是理论，在理论中两点之间是无障碍物的。然而，政治现实呢，伽利略讲的是政治现实。

 

很多时候，统治者愿意把一些棘手之事，诉诸于民族主义的话域中，婆罗门是印度的主流话域，自Nihari 这道菜出现的时代开始，穆斯林文化也开始了，直到东印度公司撤出印度止，外部加予印度的印记，印度人想抛弃，就像土耳其想抛弃火鸡的印象，改去国名一样，也像“汉城”不喜欢汉城这个中文译名，要求统一改译“首尔”一样。

 

印度有两条主要河流，印度河与恒河，恒河是中国人带去的名字，印度河是中亚人带去的希腊名字，印度人是指在印度河那边的人和地方，就像“支那”在印度的原意是指，在大山那边的人，这词不单单指大唐，是指在大山那边的人，是个地域指向，因此才有印度支那一说，指印度大山那边的地方。希伯来人的称谓也是如此，是当地土著人称呼从大河（两河）那边过来的人。等等。

 

这些词汇一旦带有政治含义，一个词究竟可以表达什么含义，又回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话题了。也到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能指”和“所指”的范畴了。这是语言符号学的范畴。我们聊天的话题也该打住了。

 

突厥伊斯兰统治，英国统治的印记，印度人想摆脱呀，印度政治人物也想借鉴这种民族主义力量啊！

 

没有什么不是一道菜可以告诉我们的。

 

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解构的，当然什么也都可以重新结构。厉害了，我们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