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春的印迹-----大串联见证文革
我和运岚，谢萍一起回到农中后，各自开始寻找愿意接收我们的串联队。我们仨我的年龄最小，运岚和谢萍都是53年出生的，她们都满13岁了。运岚个头比谢萍大，几天后她就被一个由4个男生，2个女生组成的串联队接收，很快与我们告别到县里办手续去了。谢萍个儿跟我差不多，我们找了好几个队，无论我们怎么恳求他们都不愿接收我们，我和谢萍为此急得哭了好几次……
1966年结束的前几天，我们终于感动了最后一个由五个年纪比我们大的女生组成的串联队。也许她们都是女生，多有怜悯之心，看我和谢萍哭得可怜而接受了我们？不管怎样，我们终于不用再哀求哭泣，终于有队可归，可以参加串联了！我们七个女生组成的队是离开新寨农中的最后一个串联队，最年长的一位同伴是我们的队长，她非常负责，也非常民主，做什么决定都会征求大家的意见。我和谢萍从来不发言，只负责点头并跟着行动，所有事都是队长和其他几位女生决定。我们一行七人拿到农中的证明后，很快一起到了普安。
到家后才知道：爸爸的串联队一行七人已离开普安两天了。回到家没见到爸爸，内心感觉很有些失落。也许在新寨农中的最后几天心情起伏变化太大感觉累了？回到妈妈身边后，我竟然不再为参加串联而兴奋了。妈妈似乎比我兴奋得多，见到我们七个女孩子，她开心地笑得嘴都合不拢，为我们能尽快办妥串联手续张罗着……
大串联时期各地串联证不尽相同但都大同小异，这是当时的串联证件之一
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串联办公室规定的停止办理串联手续前一天，我们到普安县政府串联办公室办妥了一切手续。队长负责按人头领取了35块钱的串联活动费，七张普安县政府印制的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串联证”字样的卡片，还按人头领取了我们七个人三个月的生活补助金420块钱，到县粮食局用乔会计开的证明兑换了人头72斤（三个月，每月24斤）全国粮票。然后到县缝纫社定做了七顶军帽，七副绑腿和七个红卫兵袖套。队长还用串联活动费买了七个军用水壶，七条草绿色帆布皮带。
做准备的这些天，我和谢萍住在家里，其他五位同伴住在县委为接待串联学生设置在普安中学的接待站里。白天我和谢萍到她们住的宿舍里接受县武装部派来教串联学生打背包，打绑腿的训练；听她们商议步行计划，确定步行路线；看她们用蜡纸油墨刻印在路上当传单散发的毛主席语录。做好沿途的革命宣传活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办公室对每一个串联队提出的要求，所有串联队都会一丝不苟地为此做准备。
妈妈有缝纫机，她为我和谢萍做了两个腰包，这是用新白布做的十元纸币大小，腰包盖子上有两个扣眼和两颗扣子，有两根细棉布带子，足够在腰上绕两圈后打结的旅行用小钱袋。出发前两天，妈妈给了我30块钱，把在串联办公室领到的60块串联生活补贴，72斤全国粮票一起放到腰包里，扣好扣子后把包缠在我腰上，叮嘱我腰包一分钟都不离身，让我习惯了两天两夜。出发那天妈妈还不断叮嘱我和谢萍，记住白天晚上都不要把包解下来，不然钱粮丢了就不能继续串联了。
那时九十块钱已经接近父母1个月工资的总数了。妈妈告诉我，爸爸参加串联，也拿到了每月20块的生活补贴，还提前领取了3个月的工资，爸爸只带了生活补贴和一个月的工资上路，妈妈说不知道接待站的饭菜是否够吃，多带点钱，如果吃不饱或肚子饿时自己买些吃的。12岁的我，手里有过的最大数额的钱没超过5块，那是到农中时爸爸妈妈给的一个学期的零花钱，自己经手的最大花费是到农中后第一个周末回家买车票的6毛钱。突然要自己带90块钱远行，妈妈的担忧与紧张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那时的我，没有担忧或紧张的感觉。也许是还没长醒，不知道除了虫子与黑夜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担忧和害怕的；也许是在农中生活几个月后，已经习惯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对即将告别母亲和小弟弟远行，似乎处于麻木状态；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尽管根本不清楚步行串联为的是什么。在妈妈的支持下，我很勇敢且毫无忧虑地随大流盲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