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日益困难表明权力做大做强权利越来越陷入绝境
2013年10月21日
何必
横岗荷坳新村76岁刘瑞兴阿婆反映……（略。）
维权，现如今越来越敏感了不？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维权……
越来越让人五味杂陈了不？
今年以来，习特勒委府狂抓滥捕，抓的人比胡温十年总和还要多，其中，所谓的异议人士，从权利角度看，也基本上都可以分门别类作维权人士吧？换句话说，习特勒当局对维权恨之入骨。
从崔英杰保留性命而夏俊峰被迅速秘密处决、从吴英保留性命而曾成杰被迅速秘密处决等等案件来看，如果邓玉娇案放在习特勒时期，邓玉娇恐怕不会无罪开释，因为抛开地方当局做大做强不说，光是全国各地赶往巴中为邓玉娇呼吁维权者，就被一网打尽，微博大V们的销声匿迹，使得互联网上有关邓玉娇的言论被封杀，邓玉娇恐怕也只能锒铛入狱咧。
习特勒向老毛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权力对权利进一步的胜利，是权力对权利进一步的剥夺。
太多人说，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利意识觉醒的进程。此言不虚。
汉语里，权力与权利发音相同，因此，造成了讨论、特别是交谈里涉及权力与权利关系及其变迁时太大的不便。因此李延明曾经提出，让利权代替权利，这不仅仅是因为表述上的便利，更是因为权利本身的定义要求。当然喽，李延明如此说法，并没有广泛流布，到现在，权利之词还是约定俗成，就像李延明反对俺说老左派但人们还是用如此概念来指称那帮子人一样。所以，汉语讨论权力与权利者，不得不借助英文的“power”和“right”来区分。这也表明，权力与权利的汉语表述，或许假以时日，不得不进行改变。
改革后，太多禁锢被打开。
小岗村拉开了联产承包的风潮，农民权利得到了回归。
当然喽，这是在天赋人权的层面上说的，而非君权神授的档次上。农民权利与生俱来，皇帝权力也只不过就是权利向权力的部分让渡。
也要看到，小岗村的改革，是最终得到中南海确认才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权利必须得到权力的认可与放行，否则寸步难行。
所以，前年在与卢跃刚聊天时，跃刚兄提及，现如今的中国，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太多的动作，他研究中国改革旷日持久，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小岗村的经验表明，中南海只需要对民间自发的改革冲动予以肯定和支持就可以了，对民间诉求还是采用中南海对小岗村那样的“可以，可以，还可以”的基本立场就万事大吉了。
在跃刚兄们看来，改革还必须是由中南海认可乃至推动的。
权力还是应该而且必须凌驾于权利之上，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
如果没有权力对权利的恩准，权利必将无所作为。
改革以来，户籍制度的形同虚设，高考的恢复，乡镇企业的产生，言论自由程度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出现，移民国外的与日俱增，农民工的出现，等等，都是权利逐渐扩大地盘的表现。
只不过，从上周俺对邓小平主持下修改的宪法来看，老毛时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利、以及罢工权利的取缔，实际上是宪法权利的倒退。
于是乎，改革呈现出权利扩张与收缩的悖论。
由是，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和趋势，那就是权力的退缩，并非是权利的扩张，而是权力的推卸责任。
如果说改革后，非宪法权利得到扩张，那也只不过是在六四之前。
六四之后，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停滞乃至倒退，经济体制改革，变成了官方进一步的揽权卸责。这在朱镕基任上登峰造极。在官僚体系内部，朱镕基采信了王绍光胡鞍钢的建议，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央权力越来越大，责任却越来越小，这也是造成现如今诸侯割据局面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而在官僚体系之外，朱镕基采取了全面打破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公权力全线撤出，形成了现如今人们称之为新三座大山的景象，再加上养老，以及其他所有领域里公共品越来越质次价高假冒伪劣，以至于到现在，竟然发生在家里用菜刀把自己的病腿切掉的惨状。自己可以切掉腿，这当然不是什么权利的扩充，而是公共品的彻底溃败和失灵。
所以，朱镕基并没有收缩权力，而是按照王绍光胡鞍钢们的建议，加大了中央财政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权力实际上是在扩充。与此同时，朱镕基对王胡建议里的强制性提供公共服务的建议，却采取了把糖衣留下把炮弹扔掉的做法，揽权卸责到了如此地步。
于是乎，中南海揽权卸责，就成为一种风气和惯性，朱镕基之后到现在，中南海揽权卸责，愈演愈烈。
朱镕基时代，就有了退休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盖棺定论。这也是朱镕基揽权卸责的一个报应。
今天，李疙瘩肉咬牙切齿，要改变政令梗阻的“堰塞湖”。但是，习李们的揽权卸责，比江朱胡温不在话下。当然，如此话题于此不赘。
既然中南海揽权卸责，那么全国各地委府揽权卸责，也就在所难免。
既然官方揽权卸责，那么民间揽权卸责，也就势在必行。
因此，所有在中国的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以及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揽权卸责，也就相沿成习，不仅仅成为一种时尚，更成为一种习性，最终演变为文化，深入骨髓，生生不息。
既然权力再分配出现了如此荒诞不经的状况，那么权力对权利的欺凌蹂躏盘剥，也就越来越惨不忍睹。
由是，什么强制性拆迁啦、矿难啦、杀人啦、等等，愈演愈烈不是？
对权利的蔑视和践踏，到了杀人如麻的地步。
而这种对生命的残杀，从六四之后，就成为一种中国人心有灵犀，既然官方对杀人讳莫如深，那么民间的自相残杀也就愈演愈烈。暴戾恣睢，血雨腥风。
对此，老左派和毛派，不以为然。
上周，乌有之乡上刊发文字，说国有企业腐败小事一桩，扩大国民经济里国有经济成分才是迫切之事；另外的文字里，则说闹得沸沸扬扬科研经费腐败不足为奇，倒是占领科学技术制高点才是重中之重，等等。
看了老左派和毛派如此言论，俺感觉简直就是一群无赖到了极致的货色。
实际上，崔之元还给俺发材料时，俺的文字里就对所谓新左派描述说，这是一群主张保留适当专制的人们。
而到了老左派和毛派那里，对于权力的热衷，无以复加。权力对权利的蔑视和戕害，若无其事，甚至像宋宝玲那样，认为六四开枪杀人是太值得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举措，权力对权利的歼灭，值得大书特书。
也就别指望老左派和毛派能够认同什么丹麦、新西兰对腐败的零容忍政策，在老左派们看来，腐败区区小事，不值一提，在他们那里，腐败并非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出现贪官污吏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并且，他们认为，无官不贪是绝无可能的，当然更不会承认全民腐败，并且这种腐败会彻底掏空国家、民族以及中国人的所有。
老左派们如此立场，令人作呕。并且，如此态度，也就让其道义形象进一步一文不值。
因此，俺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对乌有之乡嗤之以鼻，认为那实在是一帮子丧心病狂的精神病集中营。
这两天，网络上流传司马南臊眉耷眼要与章立凡合影遭到拒绝的事儿。不知道司马南什么地方搭错神经了，竟然对当代右派如此摇尾乞怜。司马南是不是也意识到，老左派以及毛派实在是一群越来越被边缘化了的乌合之众？
即便如此，老左派和毛派还是成为现如今中国人里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虽然说乌合之众，但芸芸众生，并且在现如今每况愈下的中国，人们都精神病着，太多不满情绪需要宣泄，因此，袁腾飞到外地活动遭到抵制，并非什么老左派毛派的胜利，而是中国全面崩溃之中的沧海一粟。
由是，老左派毛派们对权力如此情有独钟，对权利如此轻蔑，也是中国人权力观的一种非常分明的表现。
六四后，非宪法权利扩大进程停滞乃至倒退，就是个尽人皆知的事儿。
到了习李，对权利的剿杀变本加厉。
像许志永、王功权那样主张非暴力的人们，也被锒铛入狱。
因此，俺早就对非暴力立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并非是俺主张暴力，而是俺以为，无论是否暴力，中国以及中国人都面临着完蛋的不可避免。
许志永、王功权等等维权人士们，以及其他太多高谈阔论者，有着什么对我党应该宽容的胸怀，这让人匪夷所思吧？面对着一个对自己时时刻刻可能真刀真枪的刽子手暴徒，竟然会有什么宽容；而到了美国柴玲那样宽恕李鹏邓小平们，更是厚颜无耻了吧？对杀人越货行径的宽恕，是不是中国人维权史上的浓墨重彩的神来之笔？要不然俺说，中国人比不了犹太人呢，柴玲就是个典范吧？
老毛时代，上访还是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渠道，是权利救济的一个意义非凡的方式。全国各地官员对北京的胆战心惊，使得上访成为官员们小心翼翼不敢造次的一种现实威胁。
但是，邓小平宪法之后，上访制度几乎彻底崩溃，上访渠道已经形同虚设。
全国各地强制性拆迁，造成国民安身立命之所也分分钟被干掉，权利被逼到了绝境。
唐福珍自焚，是不是表现出权利如此窘境？
钱云会案、李旺阳案、等等，都是谋杀性命吧？而这更是对权利的斩尽杀绝不是？
习特勒反腐败，对权力开刀问斩，可花拳绣腿，虎头蛇尾，反腐败如假包换地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为习李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手段。而当人们对习李反腐败信以为真之际，就出现了民间维权的风起云涌。可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不怕官僚体系而害怕民间普罗大众。民间维权让习特勒坐卧不宁，比贪官污吏更加可怕。因此，习特勒调转枪口，打压民间维权，铲除维权组织性资源，从今年初南方周末以及炎黄春秋新年献词事件，到打击互联网微博大V，概莫能外，都是对维权的残杀。
如此，权利被赶到绝境，权力则威风凛凛，为所欲为。
这点，从劳动者权益的状况就一目了然了吧？
胡温之处，温家宝在熊德明事件上的表演，曾经让太多呵呵傻们乐不思蜀，以为真是碰到了一个好宰相。于是乎，劳动合同法也就被装模作样地号称为劳动者的福音。当时，俺就对劳动合同法粉墨登场不以为然吧？常凯兄当然知道俺对劳动合同法的基本态度，认为这只不过就是一曲挽歌和绝唱，劳动者权益不可能得到保护。
常凯兄与王俊秀共同主持的劳动合同法研讨会，俺是与会者之中唯一打过劳动争议官司并且屡战屡败者吧？俺作为被欠薪一方，根本无法抵挡资本方面的强大势力，最终，明明被欠薪，但法律却判俺们数十个被克扣劳动报酬之人败诉。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朱镕基时代。因此，俺能够对劳动者权益改善有一星半点儿的希望和好感么？绝无可能吧？如果再往前说，1993年法院判对方还俺十多万的钱，到现在也无法执行，由此，俺对中国的法律，还会残留什么信心么？当然喽，如果再往前倒，俺锒铛入狱，不也他妈无处伸冤么？甚至，俺被大学赶出校门，不也是没有地方讲理么？至于说前年俺从电视台里出来，电视台甚至拒绝为俺提供在电视台工作的证明，担心俺用如此文字与电视台对簿公堂。对此，俺又能够如何得到权利救济呢？
结果怎么样？熊德明事件后，农民工被欠薪以及采取越来越激烈残酷手段讨薪，是不是愈演愈烈？
而到了习李，农民工被欠薪讨薪现象，非典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而随着民间维权日益成为禁忌，权利进一步弱化和逼仄，也就自不待言了吧？
至于说中国人权利意识觉醒同时责任意识长眠不醒，这也妇孺皆知吧？如此话题，俺在中国人人渣儿化话题里喋喋不休了太多，于此不赘了吧。
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