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是张闻天夫人，中央党史的亲历者，她生于1905年，逝世于2002年，享年97岁。90年代，她曾应何方之邀，回忆党史。何方保存了她口述的录音带。当时何方已90高龄，便请一同参加采访的夫人宋以敏着手整理。为此，宋以敏下了很大功夫，整理出《刘英谈党史》，正文加附录有九万多字。在《炎黄春秋》分批选登，后由城市大学出版社印成专册。以下是节选现选。
左一刘英，右一宋以敏，右二何方，右三张闻天
长征走到保安，我又回到中央了。那时秘书长是吴亮平，我没有名义，但做的还是那些工作。那时开会也没有那么严格，中央开会，我要参加就参加了。在吴起镇开会，我是参加了的。
长征后期，许多人生了病。我从莫斯科学无线电回来后到福建省委工作时，郭滴人是省委宣传部长。郭滴人就是到陕北后发高烧，没有药治死掉的。我也是差一点死掉。过草地时我就拉肚子，后来就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我到了保安后也发起高烧，三十九度四十度，瘦得皮包骨。傅连暲来给我看病，说我得的是肺病。他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刘英再不治就完了，没有药嘛！因为怕传染给闻天，闻天来看我的时候就站在窗户外面，问我好些了吗，脸怎么那么红？那时政治局委员每人每月津贴五元。任弼时回来，洛甫就批给他五元，他不要，最后还是给了他两元。我们少共中央一个钱也没有。闻天从他那五元里拿出三元交给我，我不要。他就叫他的警卫员彭健把这三元钱买了鸡蛋给我吃。我说给首长吃，他说首长叫给你吃。
卢沟桥事变后，同国际联系的路线已经打通，人员可以经过兰州、迪化（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到莫斯科去。那时盛世才还支持我们。对要去莫斯科的人，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是老红军和高级干部子弟；被捕过、坐过牢的不要。第一批选出我、贺子珍、蔡树藩、钟赤兵四个人。以后又有张子意、蔡大姐等好多人去。1937年11月，我们到了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是谢觉哉谢老。谢老之后是伍修权。苏联公开是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暗地里同我们党联系。我们到莫斯科就是搭乘他们的军用运输机去的。飞机上没有座位，条件很差。
我去苏联是治肺病，养了一年多。我们到莫斯科后，王稼祥代表国际接待我们。那时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开始我们几个住在共产国际的康佐夫“ДАЧА”（别墅）区，住进王明原先住的“ЛЮКС”（华舍）里。这个房子原来是曼努伊尔斯基住的，和季米特洛夫住的别墅并排。这是一栋楼，中间有一间很大的房间。我和贺子珍一人住一间房。吃饭在餐厅，里面有一个长桌子，吃西餐。王稼祥一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蛮辛苦的。他说，你们在这里长期住不方便，你们要看病，天下起雪来，这里路都走不通，要先把雪铲掉才能走车；我把你们弄到东方大学去住吧，那里有中国人。所以我们后来又搬了。看病是去皇宫医院，由共产国际派人带我们去。这个医院是沙皇留下来的，重要中央人物都到那里去看病。共产国际看我们是毛泽东夫人、张闻天夫人，还有两个将军，就让我们到那里去看病了。王稼祥还是常来看我们。
王明1937年11月回国以后，王稼祥在莫斯科没有什么地位。他是中共的代表，不是国际的书记，在那里只起点联络的作用。我们这批看病的走了，第二批看病的又来了。给这些人跑腿，没意思。他搞这些事不安心，想回去。他当时又没有老婆。过去在苏联的好多人都娶了苏联工人老婆。他有个苏联老婆，也是个工人。他这次到莫斯科后，这个老婆想来看他，他不敢见。他一个人住在“留克斯”，一个星期来国际一两次。后来到（1938年）5月，任弼时来了。他也是利用机会来治病，就接替王稼祥当了中共驻国际的代表。但是，季米特洛夫很尊重弼时。
我去莫斯科之前，毛主席专门托付我帮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井冈山一个商人的女儿。毛主席住在她家里的时候，住房隔壁就是她的卧室。两间房子之间有花格子窗，可以隔着格子亲嘴。
我了解贺子珍的情况。毛主席和贺子珍经常打架，大家都晓得。有时就是为一些小事。毛主席爱吃炒鸡肉。他牙齿好，就愿意吃炒的。贺子珍是按老规矩，鸡要煮汤喝。就为这事，两人吵架。有时吵吵就动手打起来。他们打架，警卫员也不敢去拉架。彭德怀很会讽刺人的，他和我们又熟。他看到贺子珍的眼睛肿了，脸上也是青一块黑一块的，就说：哎呀，贺子珍，你脸上怎么又长包了？
我生病躺在床上时，有一次毛主席来了。他不是来看我，是找张闻天。闻天不在，我就叫警卫员去找。毛主席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谈这个谈那个，我也是天南地北地同他聊。毛主席这个人有个好处，很随和的。不像闻天，不会谈闲话，只谈工作、谈学习，很清高的。我讲：昨晚的戏，是江青演的“打渔杀家”，我很想去看，可是发烧了，没有办法去；戏演得怎么样啊？毛主席讲：不错，不错，演得好。我心里动了一下：老兄动心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得那么多，贺子珍还在嘛！
贺子珍准备去苏联的时候，毛主席又来了。当时林老（林伯渠）是西安办事处主任，贺子珍住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林老打电话来说：刘英，你们几个人第一批去莫斯科，贺子珍也想去，林老的意见是同意她去，毛主席同意就回个电报给莫斯科。当时电报什么都是闻天管的，毛主席就来请示闻天。闻天讲：可以，你同意她去，就让她去。
毛主席和人不大讲心里话，同我可以讲心里话。他觉得我是支持他、体贴他的。毛主席说：贺子珍在西安办事处老不回来，影响不好，我同意让她去苏联。贺子珍同你一起去苏联，我放心。希望你多帮助她。如果她能学习，就在那里学两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后。在井冈山，她光是走路了，没做什么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责任。我要她工作，让她学习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你。女同志不能老靠男人嘛，她很反感。她没有革命热情。在井冈山时，有一次打仗，古柏受了伤，伤得不太厉害，那时也没有医药，我让她给他洗一洗伤口。她嫌脏，扭头就走。想让她进步，送她去抗大学习，去听听课，她不安心学习，三天两头回来。为什么回来，不放心嘛！她是不放心我。我这里来了人，她总要追问我是干什么来的，我也不能什么都对她讲呀。她总是和我吵架，其实我和她吵的都不是原则问题。史沫特莱有个翻译，很年轻很漂亮的，有次送我一束花。我是领袖，人家来找我，她都看作男女关系。我说送花是礼貌，她认为送花是爱情。我说不是爱情，是尊重我。
洛甫懂英文，可以同外国人讲话。毛主席不能，必须有翻译。这个翻译崇拜毛主席崇拜得不得了，是爱领袖嘛！她把毛主席的相片包了一层又一层，还拿给我看过。贺子珍不相信毛主席说的这些。认为叫她提高政治，要她工作和学习，就是要甩掉她，不行！结果吵了一架。贺子珍还和史沫特莱打了一架。有一次史沫特莱派翻译送东西来了，贺子珍一见到，气得很，说：“你又来了！”啪的一声打了她一个耳光。翻译回去后，史沫特莱也很生气，跑过来也打了贺子珍一个耳光。
我也跟贺子珍讲，这个翻译就是崇拜领袖嘛！贺子珍还是那农村意识，不知道献花是外国人的习惯，很普通的事。当时史沫特莱给斯诺写过信，告诉他毛主席的夫人不讲理，打了她的翻译吴光伟一个耳光。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来中国时提出要找女红军谈话，杨尚昆就推荐我和李伯钊同他谈。索尔斯伯里想了解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关系，就问到这件事。我不好回答。我是党员，谈话要有分寸。我就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又问毛主席和江青的事，我就讲是江青钻了空子；那时贺子珍去苏联养病，毛主席身边没有女人。江青是在马列学院学习，她就以讲课后有问题去请教为名，经常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感情也不太好，江青就钻了空子。索尔兹伯里说我讲江青钻空子，讲得好。
所以毛主席叫我帮贺子珍，我就同意了，说可以帮帮忙。毛主席说，劝劝她，要她学习，提高一点。
贺子珍人已经在西安办事处。我到西安办事处就见到了她。在去兰州办事处的路上，我一直给她做工作，劝她以后不要再为一些小事吵架。
到了莫斯科，我们帮她找了个人，教她俄文，让她参加一点学习，学点政治经济学。可是她早上喊都喊不起来。我说，老师来了，有钟点的，你不起来，时间就过去了。她讲，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我说，你晚上又不熬夜，又不看电报，为什么不早点睡？她生活散漫，18岁结婚，学习没兴趣，文化又低，后来又生了个孩子，就带孩子，更不学习了。俄文学了半天学不懂一句普通的话，连吃饭这些很简单的话都不会说。她在苏联不肯学俄文，我在的时候还有我给她当翻译；我一走，她又不会说俄文，也够苦的。
1939年初，任弼时交给我一份电报：是洛甫打来的，叫刘英和蔡树藩回延安，贺子珍、钟赤兵留在苏联学习。这时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我那时不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事，就劝贺子珍和我一起回去。我说一年多了，该回去了，毛主席身边需要人照顾。她说：我才不回去呢！在井冈山，我吃苦吃够了，我要在这儿享受享受，五年不回去。在莫斯科吃得好嘛！是吃西餐嘛！我分析，贺子珍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她到苏联前已经怀孕，到了以后生下一个男孩，只活到六个月大就死了。当时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肯下葬。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又问她，带个信给毛主席吧！她说：你看洛甫给你写信，一写那么长；老毛写，就是几句话，就是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老一套；现在还不来信了，我不给他写信。到苏联后，贺子珍是给毛主席写过信，把照的相片寄给他看，也收到过毛主席的回信。贺子珍嫌信写得太简单，给我看了信，信上写：“贺子珍同志，寄的相片收到。身体尚好。望好好学习。勿念。”贺子珍从此不再给毛主席写信了。后来苏德战争一打起来，她也回不来了。所以毛主席不要她，贺子珍是有责任的。毛主席还是想挽救她的。
任弼时后来告诉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了。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把姣姣（李敏）送到她那里陪伴她。解放沈阳后，贺子珍带着姣姣，想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怕和她见面吵架，没有见她，贺子珍就带姣姣去上海了。
我头天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了解情况，第二天就去找毛主席。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我是同情他的。我跟毛主席讲：你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贺子珍扶不起来了，她也不想回来：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顾你。我不了解江青，只觉得她是文化人，演戏演得不错，又年轻又有文化，由她照顾一下毛主席也好。毛主席一听好高兴，说：你才是真正了解我的；好多老同志都反对我，说不应该同江青结婚；你要替我宣传宣传。他也不讲是洛甫反对。我说，为什么要反对？江青听我讲了这些，也竭力巴结我，拿东西来请我吃。我回家告诉洛甫我和毛主席谈的这些。他讲：这个事你不要管，王世英来信，反映江青在外面名声不好，浪漫，还拿来白区的出版物；好多老同志也反对。他又讲，我有这个责任告诉毛主席。洛甫给毛主席写了信，写得很简单：建议如果同贺子珍不和，可以另找个老党员，把你照顾好；同江青结婚不合适，老同志有意见，她的桃色新闻比较多，《大公报》都登了，为了党的利益，不要同江青结婚。毛主席见了信，当着江青的面拍桌子说，老子就要结婚，明天就结婚！他把洛甫的信扔到地上。这是通讯员回来告诉洛甫的。过了几天，毛主席同江青果然结婚了。他请了两桌客，就是不清洛甫。洛甫说，就是接到通知，他也不去。
陈云当时是组织部长，找江青谈过话，说毛主席已经有老婆，要江青注意点。毛主席知道后生了气，说你这个组织部长怎么还管起我的家事来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时中央对江青有个约法三章。这是无稽之谈。那时毛主席已经大权在握，谁能拦得住他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