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在50年代的医疗问题
在50年代，从毛的警卫人员的回忆文章中，透漏了毛在延安时期就有便秘的问题。李医生《回忆录》中的注释里说，毛在更早的江西，他的妻子贺子珍就为他抠过大便。说明毛的便秘是老毛病。
1955年，李医生就任毛的保健医生以后，他的记述是：“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瘙痒、鸡眼或胃口不好。”（第102页）当时毛虽然已经六十出头的年纪，但和许多同龄人相比，身体可以说没什么大问题。而只有毛的经常性失眠，最让李医生感到头痛。
经过仔细了解，李医生发现毛属于神经衰弱症。李医生书中写道：“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毛久卧不起，抑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第105页）实际上，经过观察，李医生确定：毛的神经衰弱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凡是他遇到政治上的不顺心，他的失眠、头晕等症状就加剧，有时甚至产生恐惧感，站立不稳。（第105页）
其次，李医生通过体检，发现毛已经丧失生育能力，62岁的毛“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在其他医生的建议下，一直在注射鹿茸精。而且还注射所谓罗马尼亚医生发明的长寿药奴佛卡因。李医生告诉毛，生育能力和性能力是两回事。另外，那些所谓“补肾壮阳”药，对身体有害无利。毛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这说明，毛在健康长寿问题上，知识水平比2千年前的秦始皇高明不了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李医生对毛的提醒显然更符合科学。
还有就是毛的“疑心病”。所谓疑心病,这是老百姓的俗语，按李医生所说的医学专用名词叫“被迫害妄想症”。书中写道：“1958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形成。”（第221页）。这是在成都会议期间李医生的观察和发现。具体过程是这样：在毛统治期间，各地区负责人都纷纷给毛修豪华的别墅（当时叫宾馆或叫招待所，类似古代的行宫）。西南地区负责人李井泉在成都近郊山水秀丽的金牛垻，也兴建一座这样的招待所，招待所内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建了一座同样的室内游泳池。1958年三月成都会议期间，平日特别喜欢游泳的毛泽东，面对这个室内游泳池，却坚决不下去游，他让李医生和其他身边的人下去游，并询问他们游完有什么感觉。因为毛泽东“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
那年已经66岁的毛泽东何以会有了疑心病？原来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他通过大清洗滥杀无辜的罪行。这在中共党内也引起很大反响。就在同一年的中共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接受苏共的教训，在报告中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和实行集体领导，而且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还删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所以，这给有皇帝思想的毛很大打击！从这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郁，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毛虽形体衰弱，精神忧郁，他也是在利用这个时机思考下一步的政治行动。”（第185页）这说明苏联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以及刘邓的八大报告，给毛泽东的震动极大。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这也正如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所分析的，1945年刘少奇在延安把毛捧上神坛，现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想借赫鲁晓夫刮起的反个人崇拜之风，把毛从神坛上请下来。因为毛心里向往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是一个手捧线装书，对封建专制情有独钟的领导人，所以，对中共八大精神耿耿于怀，心情一直不爽。
既然刘邓反对个人崇拜和强调集体领导 ，那么毛该如何对付他们呢？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生活过来的人，一般人是无法把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击刘邓的八大报告联系起来的。根据李医生的书中叙述，毛在57年整风，是想把烈火引向刘邓及其指挥下的各级领导，而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却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于是紧接着才有了反右派斗争。李医生的记述，也完全印证了唐德刚在史学著作《新中国三十年》里的分析。
事情很明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刘邓的反对个人崇拜和主张集体领导，以及57年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的主张与批评，都是推动中国向文明和进步的方向的一种努力，而毛泽东则是站在封建专制的立场上，拼死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换句话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的由帝制向民治的过渡，由于毛泽东的拼死阻挡，而推迟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话说回来，从毛的角度来看，他的“疑心病”倒不是多余。1962年初，毛发现在他的专列上安装了窃听器。发现的过程是：列车停在长沙郊外，湖南省的领导人张平化等到毛的专列上去和毛谈话，毛的随员到火车下散步。每次外出，毛都带上几个女人，这次在毛的卧车里是一位北京的幼儿教师。负责窃听和录音的人姓刘，他在车下和那位幼儿女教师交谈中，透露了他听到这位幼儿教师在卧车里催毛起来穿衣服的话，结果幼儿女教师立刻把这件事反映给毛 。审查结果，安窃听器是中共中央几个领导人的主意。安装的理由是，1958年毛和各地领导人的谈话，都涉及到当时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毛的意图，以刘邓为首的中央要求给毛配个速记员，毛不同意，于是就采用了安装窃听器的办法。可是在毛看来，这是对他搞特务活动，他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第354页）所以，毛从此对刘邓更加戒备，疑心病自然也更加严重。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毛的疑神疑鬼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那是在1966年2月，毛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武汉的梅园招待所，一天，和毛住在一起的女友张玉凤对警卫人员说：“主席讲，卧室的天花板上藏着人，天天夜里上面有响动。”（第433页）实际上，毛无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其它地方，包括在专列上，都是警戒森严，哪里会有人跑到他卧室的天花板上？经过勘查，发现是野猫黑夜来找吃的东西。
文革期间，毛发现林彪也靠不住以后，他的疑心病更加严重，甚至连周总理为他请来看病的医生，他也怀疑是奉林彪之命来暗害他。
可见，毛泽东当时虽然被奉为中国的神明，可是他却没有一点安全感，这不是很可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