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管惟炎先生
刘祖平(624)
管惟炎先生走了，走得很突然。
75 岁，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老话，管先生可以算高寿。一生中从事过抗日活动、地下斗争、赴苏留学、科学攀登、施政图治、授业育才，无不成就卓然。九天回首，本应该已无缺憾。但突兀的噩耗是这样令人难以承受。哀哉管公！痛哉管公！
其实，管先生与我的个人接触很有限。他担任科大一校之长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在国外，其中只在 1985 年回来半年。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校领导是在学生食堂，他买了一份饭菜，边吃边和同桌的学生聊天，回答学生提的问题，也谈一点看法，很亲切，很随便。看我是一个人在食堂就餐，管先生顺口问了几句我的情况，对我在美国的感受颇有兴趣。
那时科大的食堂以率先改革、引进竞争、允许选择、价廉物美享誉全国高校，外校来客每每赞不绝口。恰值我国大学生追求民主的思潮初露萌芽，因食堂或其他生活问题管理不善引发高校学潮的事时有耳闻，科大的领导却完全不必为此操心。校长本人天天与学生一样拿着饭票和饭盒挨个食堂转，
这个事实提供了问题的答案。首先在科大校园改革的不仅是食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大以“二次创建”为口号，上下一致，师生互勉，团结图强，在高校中独树一帜，教学质量誉满中外。锐意改革的办校方针，活跃求真的学术氛围，宽松平等的人际关系，结合前沿的授课内容，热情奋发的求知欲望，构成科大人引以自豪的特色。虽然回校时间不长，我也深受这种气氛的感染，总觉得生逢其时其地，敢不尽我所能。我说不清管先生本人为实现这种局面做过哪些贡献，但我相信，那几年是科大最好的时期之一。为此，我感激和怀念管先生。
更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同仁对管先生永存感激之情的，是他在我们实验室面临生死关头时对我们的鼎力支持，为此他不惜可能牺牲个人的前途。1985 年中，正当我实验室的建设工程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位同事突然从可靠渠道得到惊人的消息，中科院高层决定工程中途止步，缩小规模，只保留直线加速器，上报计委的报告已经拟好，秘不外传。管先生闻讯后十分着急，迅即晋京，遍访院级主要领导，慷慨陈辞，列举工程的意义，力驳种种偏见，说到激动处难免疾言厉色，使对话者很不好下台。一直对科大关爱备至的严济慈副委员长也为此事奔走。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由于严老、管先生等长者的努力，院领导终于收回成命，我实验室起死回生。这一段往事对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程建设者堪称刻骨铭心。我说过；“我们实验室能有今日，管先生功不可没。”这绝非客套的虚言。
1985 年下半年，我第二次访美。次年春节前后，管先生也曾赴美探访我国留美学生，我虽无缘一见，却意外地从我哥哥(当时在 Notre Dame 大学就读)处听到管先生的消息。知道我们的兄弟关系之后，管先生在座谈会上讲了几句，对我恐有些过奖，让哥哥颇觉光彩。此后再无机会向管先生提起此事，但我内心一直感谢管先生的勉励。
也是 1986 年在美国，我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一些杂志(记不清名称了，应该或是国内办的，或是“亲大陆”的境外中文杂志)上读到介绍科大改革成绩显著的文章，有的还是连载，篇幅颇长。我深感与有荣焉，也真为有关宣传部门如此肯定科大的改革而兴奋不已。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言犹在耳，后来的情况竟有那样意外的变化！
事情发生时，我们一群爱国游子忧心如焚，到处收集、查阅各种媒体的报道。还记得，曾苦口婆心劝说同学们停止游行、回校正常上课的管校长，在解职返京之时，为避免出现火车站前数千师生挥泪送别的场景，是在有关单位安排下从蚌埠登车北上的。但还是有部分及时闻讯的学生赶到了蚌埠车站。风声萧索，灯影阑珊。泪眼朦胧，默然无语。我能想见，管先生隔着车窗，注视着他衷心热爱的青年学子的身影逐渐远去，听着 “管校长，不要走！” 的呼喊声逐渐沉寂。管先生当时的心情我无从猜想，但我真想对他说：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以为这样发自内心的爱戴、挽留是无价的。人生有此一幕，可以无愧了。
也许一周之后，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管先生在北京的家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过去。记得管先生的语气平和，只说他的一切都好，在京的工作也有了不错的安排。怕引起不便，也稍觉放心，除了请他保重，我没有多说话。
以后的事态发展人所共知，各种因素使管先生落脚在祖国的宝岛，成为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1998 年我有机会到台湾，为海外华人物理协会办的加速器物理讲习班授课，曾托一位来听课的清大(台式简称)学生与管先生联系，失望地得知管先生正在北欧访问，缘悭一面。但我相信，总
会有再见到管先生的时候。
令人高兴的是，大概在 2001 年，管先生终于有机会回到久别的祖国大陆，来到他魂牵梦萦的科大看望，也到了他曾亲手催生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几位老师和我一起陪他参观。当年曾以血汗培育的种籽，今日已长成似锦繁花，看得出管先生深感欣慰，我们几个人也觉得了却一桩夙愿。管先生很愉快，步履坚实，身体还好，性情似更沉稳，话语比过去少些，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大家都不提那段往事，偶尔有些话题会触发某种敏感的联想便立刻打住，管先生的脸上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凄苦的微笑。走在他身后时，我陡然觉得他的两肩上似乎还挑着一副重担，脑海中不禁浮出一句古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分别时，大家相约再会。星移斗转，春天再度来临，阳光和煦，柳枝初绿，正是万物复苏、充满期望的季节。管先生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我问自己：历史将如何评价管惟炎先生？
他是爱国者。对曾在日寇铁蹄践踏祖国河山时奋起抗争的国人，我总怀有特殊的敬意。每当看到听到其他民族抵抗异族侵略的壮烈场面，我总觉得，正是因为我们也有这样不畏强暴的同胞，而不都是永远以“识时务”为准则的奴辈，我们才能毫无愧疚地对外国人说：“我是中国人。”
他是革命者。当年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曾以鲜血在天边绘出一抹曙光的颜色。他以优异的学业赢得威望，成为学生领袖，冒着极大的危险，站在追求真理的队伍的前列。和平建设时期依然如此，他既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又始终在同学的成绩榜上名列前茅。“又红又专”曾是一代
中国青年对自己的要求，这四个字他当之无愧。
他是科学家。出自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卡皮查教授门下，他在留学期间已不同凡响，多年来在超导物理和材料领域辛勤耕耘，成果斐然。在新中国培养造就的科技人才中，他是一位佼佼者，一位领跑的人。他是教育家。主政科大几年，兴利除弊，人才辈出，已不用我赘言。几十年间，尽管命运多舛，他足迹所至，到处都留下了芬芳的桃李。
以上诸项，历史都早已承认，有案可查。我却特别想说另外两点。
他是个好人。很多年来有种误区，把人的“好坏”和政治观点混为一谈。其实政治这事太复杂、太动荡，有时似黄河决堤，泥沙俱下。若论某人的为人好坏，和政治未必有必然关联。有的人心本善良，极有操守，却可能持另一种政治态度；也有些似乎站在同一政治阵营中的人，其实心术不正，道德卑劣。好人是可能有错误的。记得曾与一位我很尊重的物理学家交谈，他对管先生在物理所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辞，以为未能摆脱左风的影响，而对我所介绍的管先生在科大的善政略感诧异。我并不奇怪，本文亦不为贤者讳言。这种例子我见过。好人会在某种情境下糊涂一时，被潮流迷失心性，以后知错思改，痛切自责，表现为换一环境后从头做起，幡然图新，泽及一方。管先生来科大以前的情况究竟如何我并不了解，但我相信他是好人。到科大后的几年间，他责己严、待人宽，以身作则，民主治校，胸怀坦荡，敢于负责，临难不求苟免，决不昧心避祸、卖友求荣。他是好人。
我以为更重要、也坚信的是另一点，管先生的名字将被历史归入与上面都不同的一个专集，与我们民族的若干先贤排在一起。他是一位改革的先行者。
谈起管先生，人们难免有些痛惜，有些酸楚，有人说他的人生具有悲剧色彩。凡是改革的先行者，都有悲剧的一面。打开尘封的史册，这样的例子难道少吗？当年管先生的改革，他对弊端的批评，今天看来早已不足为奇，或许可说还很不够，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政治生活的进步。“某某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已从人间被清除，响彻云霄的口号是“与时俱进”和“与世界接轨”。这就叫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先行者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常常不是改革的受惠者(指物质利益)，个人的遭遇有时令人唏嘘。但古往今来，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都是为了国家振兴，为了民族图存，从来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也许一个人的贡献微薄，也许周围的人会淡忘，历史却会记住，社会前进的鸿篇巨制如何由一小步一小步积累而成。英雄事业青史中，英雄名姓青史外。斯人虽去，功德长存。在历史的凯歌声中，不论先行者们身在何方，或者已经魂归天国，他们一定笑到最后，并且将永远地为后人所景仰。社会改革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已成为谁也不能阻挡的历史洪流。管惟炎先生，请安息吧。听说四月二日在新竹的追悼会以后，您的夫人和子女将带您回家，回到首都北京。我和朋友们会来看您。
2003 年 3 月 29 日，合肥
后记：这篇文章是管先生去世不久时写的。后来才知道，文中有些“想当然”的错误，比如管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并未参加学生运动，而是在东北解放区工作。好在大意上没有错，为了保持历史真实，就原文照登，不改了。
(本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1666d00100h5q2.html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 http://aga.ustc.edu.cn/news/view?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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