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影视作品《三体》上出现的文革斗黑帮场面，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两张照片，左边一张是《三体》电影画面，右边一张是当年的现场照片。在1966年夏天，我的父辈和亲友，都曾像影片中的叶教授那样，被戴着高帽子游街，在台上接受体罚和批斗。
而我自己，在1966年6月2日，在文革开始的第一天，去了北京大学，跟着北大学生进了陆平的家，……。多年之后，在受洗归主时，我当众忏悔了这件事。
北大和我的中学
我的中学就在北大旁边，通常搭乘32路（今天的332路）汽车，到北大西门下车。然后走十几分钟到达中学的校园（圆明园）。当时大部分的同学都住校，我家住在西郊的一所大学中，我通常骑车上学，有时候一高兴就从北大校园穿过。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点了北大校长陆平的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批判文章：《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同时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陆平成为文革中北京高校的首位“黑帮分子”。Mao宣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这样，文革的群众运动在北大点火，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
其实，从1966年5月开始、广播、报纸上的大批判调子，就越来越高，能感受到一种要发生大事的前兆。
我还记得，1966年6月2日（星期四）的前一天是儿童节（当时中学里面能过儿童节的学生不多）。2日那天阳光灿烂，我们正在校园中的生物园地拔草。突然听见人喊，“北大闹革命了，同学们赶紧排队去北大，声援北大的革命派”。我们年纪还小，听见有热闹的革命场面，立刻就热血沸腾。我洗洗手就跟着高年级的同学去了北大。
进入陆平的家
北大贴满了大字报，游行的队伍络绎不绝。 
我们游行了一阵之后，队伍就散了，我跟着一些人往西门（过去的正门）的方向走，打算回学校。这时对面走来几位大学生，说他们要去“黑帮分子”陆平（北大校长）的家，让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让我们也去。我就跟着他们进入陆平家，当时大概有十多个人，我年纪最小，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们穿过狭窄的巷子，进了一座灰墙灰瓦的小四合院（后来知道，是北大冰窖胡同11号）。
陆平正好在家，他慢悠悠地走出来。我基本上没听见他说话，或者是周围人的口号声太大了，听不见他的话。陆平身材十分魁梧，穿灰色中山装，双手交叉放在身前，站得笔直，就像要做报告的样子。暴怒的学生要求他交代“反革命罪行”，他说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学生推搡他，他体量甚大，巍然不动。
于是有学生冲上去按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我站在他身后，差点被他踩住撞倒，想把他往前推两步，发现他身体坚硬、厚实，根本推不动。
又有人把他拉进房间，要他把反对毛主席的黑材料公布与众。他说没有黑材料，他家的文件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不能随便给群众看。
于是有一位暴怒的北大男生把他办公桌上的电话线拔出来，用电话线抽他，逼他低头认罪；另外一位瘦小的北大女生，嘶哑着嗓子吼，又推他打他，都像撞在石墙上。此女生就干脆跳上椅子，从上面往下按他的头，用拳头打他的背。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就有人说工作组来了，让大家都撤出去。当时的年轻人还没有完全失控，也就听命出去了。出去之后，见院墙外已经站了很多人，工作组长张承先（我父母亲曾和他是同事）从院子里面爬上梯子，站在墙头，对外面的学生喊话。他让学生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好文化大革命。要相信党，听工作组的安排，不要情绪激动或者采取过激行为。之后，我跟着年纪大些的同学离开了北大，回到自己的中学。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群众运动还没有进入全程暴力。陆平自己对那一天的记忆也不深，因为和他之后遭受的暴力与折磨相比，那一天实在很“小儿科”。
全面暴力年代
文革开始后，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在1966年的6月和7月，都进驻了工作组。这是刘少奇想控制和避免全国发生大乱。他当时可能还没想到，动乱的根源其实在上面。
1966年7月中，Mao在武汉畅游长江；之后发指示说，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路线。七月底工作组开始受到批判，从学校撤出。
北大的工作组在8月13日完全撤出。张承先后来也被算作反对文化革命的黑帮分子，被当众批斗。北大附中红旗的头目彭小蒙在批斗会上，跳上台用铜头皮带抽打他。同一时期，我的父辈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两年后我见到了陆平的女儿陆莹，她的年纪比我略大，个性似乎大大咧咧的。我的好友燕儿与她在育才学校是同学。看见她，我甚感愧疚和不忍。
二十多年之后， 我信主受洗时，需要当众做见证，与过去的罪一刀两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1966年6月2日去北大陆平家，虽然我是跟着年长的学生进去的，是一位旁观者，但那时我也是支持大哥哥姐姐的革命行动的。
我当众忏悔了这件多年前的往事，进了受洗池，出水后一身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