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向阳中学
我的中学时代，正值文革高潮期间，学校是在原来宁海中学的校园里。宁海中学是以前的名牌学校，但在文革早期就被迁到南京江北农村办学去了。在原来的校址上，鼓楼区建立起了一所新学校，师资主要是原来鼓楼街道民办中学的草台班子，这间学校就是一完美的“绣花枕头烂麻包”。
新学校最早期的名字叫“向阳中学”，名字极土，难听得令人作呕。“向阳”，是会很自然的让人联想到“社员都是向阳的花”这首歌曲，这是当时广播里极为流行的农村音乐，非常土气。坦白的说，我到现在都还会唱这支极具特色的农村小调，开车时经常“纵情高唱”，用农村方言唱更加有趣。相信学校的名字与这首农村小调并无瓜葛，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向阳”者，乃是取“心向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之意也。
而之前的学校就叫“XX街道民办中学”，甚至连一个正规的名字都没有，据说也没有正规的校舍和师资。故园小巷里就有一后生仔，毛根，他自己说，“三条巷里没有人把我当人看”，就是因为他上的是这所民办中学。后来我去了“向阳中学”，命运没有比他好多少。我们街上还是有好几个娃儿是该校的学生，我们都被人讥笑为“向阳花”-这是当时城市人口对农村社员同志们的爱称，实则是羞辱。当然，所有该校学生都享有这个荣誉。
这间新学校虽然极为破烂不堪，还在经受着文革的摧残，但说实话，我们上学时也还是进步了不少，至少正规的校园有了，虽说来路不正当，很是有模有样的，毕竟以前这里是南京最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还配备了各科师资，虽然水平不敢恭维，滥竽充数者众，他们也能勉强教授数理化语文外语政治等各门课程。甚至还有“工宣队“，和“军宣队”等进驻了学校，政治待遇委实不低呢，与附近的好学校老学校平起平坐。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和政治老师都是工人宣传队的队员。
2. 马老师
马老师，其实她并不是一名教师，而是南京棉毛纺织厂派来的工宣队的队员。她约三十多岁，说着一口软绵绵的山东话，好听。她的名字也是蛮好听的，不是北方人喜欢的什么妮，萍，玉英，翠花……之类，洋气又文雅，马丽亚。
工宣队的人，当然属于工人阶级，但从马老师的外表上看，是看不出她有丝毫的苦大仇深的痕迹，算来她应该是万恶的旧社会出来的人。马老师细皮嫩肉，戴着玳瑁边框的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细声细气，走路也很缓慢，歪着身子，一副病秧秧的样子。与其他工宣队的师傅同志们相比，她没有一点工人阶级的英勇豪迈气概，倒是更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大小姐。
马女士虽然是工宣队成员，但她是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因为向阳中学没有足够的师资，只要能上讲台的人都可以去上课，“拾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中学一年级的小屁孩子们上数学课不是易如反掌吗？于是她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数学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了。
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课，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多艰深，在50年前的文革时期，自然是更加通俗易懂，有初中毕业文化的人应该都能教这门课。但我们班真的不是这个情况，数学老师就没有吃得住我们班同学，马女士就是那个数学教师，她后面还有一个邵姓男老师，是个正经的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学问好，还是不行，吃不住。所以，我们班只存活了一年，因为来自社会最底层家庭的学生太多，素质太烂，实在无法调教，第二年这个班级就被解散了。所以，实打实算，马老师的数学教师生涯，昙花一现，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但给她带来的痛苦回忆，终生难忘！
3. 高老师
与马老师一样，高老师也是工宣队的人，但他是汽车修理厂派来的人。马高二人以前并不认识，是我们班的革命事业才让他们二人走到一起的。高老师是文革前的初中肄业生，他上了中学不久，就去参军保卫祖国了，后来复员进了工厂，成为一名普通的车间小工人。这说明他在部队服役期间，即没有入党，也没有提干。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他没有“混出个人样儿”，一场空啊！
我们学校的老师中有一个老先生，是高先生的中学老师。他遇到老先生时，兴高采烈，拉着他的手问，“还记得我吗？”，但是陈先生对他表情很漠然，态度冷淡，只是“啊，啊，啊”的敷衍他，我们同学都在场看着。当时陈先生在上课，他忽然跑进来相认，让他措手不及，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吧？很久以后，陈先生才说出真相，他就是高的班主任，高也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苦孩子，粗野，不学习，初中一年级就当兵去了。
回到南京老家以后，复员军人高同志，虽然被降为一民间草根凡夫俗子，但却依然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做派，“站如松，坐如钟，走路刮阵风”。他永远都挎着一个老旧的军人挎包，穿一身洗掉色的旧军装，套一双旧解放鞋，有时还顶着一个旧军帽，一副艰苦朴素的革命者风范。
在那个疯狂年代，这样装塑的人也不少，但多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三十大几的人还这样，就是个大傻逼了，十足的二百五，13点。我相信他是被原来单位的领导像对待一块烂抹布那样，用很体面的方式把这个大傻逼扔了出去，“请你远处发财去吧！”。很不幸，我当时的幼稚判断在不久的将来就得到了完全正确的验证。
高先生是细长人，白净的皮肤，脸上寡气血且无胡须，但是他身上的黑毛很多，透过夏天的衣服仍能展现。这在相书上有说法，此乃淫邪之气充盈之人，所以很多女生会都离他很远。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第一任政治老师，班主任高某某。
我在30上的高龄时还在做学生，我上过中国的土学堂，和美国的洋学堂，当然与不少教师打过交道，但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们，这个姓高的教师，又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奇葩中的奇葩。
4. 八连
在文革高潮阶段，南京的中学，是用部队的编制管理学校的。如初一年级一班，就成了一连，二班就是二连。当然，第一小组就成了一连一班。我们学校是民办学校扩建成的，当时还没有高中，只有初中两个年级，但一个年级都有十几个班，即十几个连，一个连有三个班，有五十几个同学，不对，是五十几名战士。原来的正副班主任，现在就成了连长和指导员。我不记得曾经有过排的编制，而一个班级对应一个排，应该更合理一些。遗憾的是，这些连长指导员都是不脱产的，他们也同样是要上课的，除了要“带好兵”之外。我们的连长就是这个高氏男人，指导员就是马氏。我们班是8连，8连就是我们班级。
在我的生命历程之中，有过几个最为黑暗的时期，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二位手里“当兵”的日子，这是我人生历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我现在想起来依然恨得咬牙切齿，我真想用一只手掐死那个姓马的女人，一只脚踢死那个姓高的男人！但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我早年上学时最开心的时光之一，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5. 煎熬
我们在进入这间叫做“向阳中学”的学校时，正是在寒冬季节的尾声，当时的学校是春季开学。向阳中学的教室里这时还没有学生上课的桌椅，我们要自己带着小板凳去上学，教室的门窗都在文革中被砸烂了，到处都透着寒风，环境恶劣至极。所以，在这样的物理环境之中，我能想到的就是，“逃离”。在这地狱一般的教室里，一秒钟我都不想停留。至于谁要来上课，上什么课，根本就没有想过。上学就是煎熬，但又不能不去上学，哪里有藏身之处呢？真是痛苦至极！
我每天早晨都是最后一个来到教室，从来不去早自习，绝不坐在小板凳上学毛著，我三天两头迟到，放学后也从不留下来打扫卫生，而同学们都是小劳动模范。上课时，我蜷缩在小板凳上，默默的坐在角落里，盼望着早点结束回家。我一个同学都不认识，也很讨厌他们。很多同学看上去很苍老，有的男同学人高马大，胡子拉碴，像爹；女生们也都很丰满，一对对的大奶子，熟透了，像妈。
同班同学基本上都是住在学校附近贫民窟里的孩子，以劳动人民即苦大仇深家庭为主，有家里是挑大土的，有拖大板车的，有拖小板车的，还有踩三轮车的，拖死人的。我家离学校很远，离同学们居住的工人新村也很远，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坐在这里，会与这些野孩子们为伍呢？”。而我家就在11中附近，我其实应该去11中读书，我很多的小学同学，街坊娃儿们都在11中上学，那间学校的品质比这个破民办学校好太多！如果当时我去了11中，人生轨迹必然大不同。
班上的同学都是街坊邻居，邻里之间的冲突被他们带到了教室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们在课间休息时相互对骂，甚至还动手。同学家庭的秘密被公开，张三的爹坐过班房，李四是从农村抱来的，王五的妈以前是夫子庙的“支女”……。这些民间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当然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人间烟火，当然要比枯燥无味的伟人文章和八股文报纸社论生动有趣得多了。
所以说，我对于这间学校的极度厌恶情绪，乃是由物质和人群两大主要因素铸成的。后者才是主要原因，而人的因素又是主要来自于这个班级的教师，就是这两个垃圾人物的贡献，其他人也有添砖加瓦，功不可没。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人们的后代，除了不读书，粗野，但人品并不太坏。我自己也是苦水里泡大的草根，加上政治上比他们劣势多了，我与他们后来还成了好朋友。我是从南京最好的小学进入了一个最烂的中学，从最好教师的班级到最烂教师的班级。从一个端点一下子突变到另外一个端点，生存环境断崖式下跌，这让任何人都难以接受，无法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