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16) 掃地出門
1952年4月已經被逼到盡頭毫無出路了，章榮初只得將他住了十二年的家宅出售，這座1940年以四百根條子（四千兩黃金）買下的紹興路54號大宅，連同隔壁以二百五十根條子（二千五百兩黃金）買下供杜月笙師傅陳世昌住的房子，以區區二十四萬元「賣」給了政府，成為新成立的華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身)社址。兩部汽車也賤價出售，四十多個傭工大部遣散。
章榮初全家遷到了愚園路江寧公寓 (River’s Court)【註】，租下四五兩層﹐每層有三套。但不到一年﹐又被通知立即搬走﹐公寓業主是萬惡英帝國主義的卜內門洋行(Brunner MondLtd.)，1953年春，整幢大樓被「人民政府」沒收﹐改作英勇人民子弟兵的兵營﹐北方農村兵住進英式公寓洋樓﹐還有什麼比這更體現「從此站起來了」呢﹖
【註】現為中共軍方上海警備區招待所﹐2014年部分改作酒店、餐廳和酒巴﹐對外開放。
章榮初的老朋友、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在香港得知他的困境﹐再次伸出援手﹐把自己在上海愚園路1075號的住宅交予章榮初。
在愚園路的三年是章榮初一生最難熬的歲月，因為他在榮豐廠沒職務不拿工資，「解放」後完全沒有了收入，最揪心的是章榮初從一介學徒起步，經歷了三十五年勤奮歲月，才有了如此一份產業，「解放」僅僅兩三年，抗戰中他創立的榮豐一厰被軍方接管，菱湖的絲廠、化學廠、石粉廠、發電廠、電燈公司、輪船公司等企業被剝奪，農場和種植場的五千多畝土地被迫「送給」政府，他一心造福鄉梓的學校、醫院全部被劫收，他一生最用心的事業青樹學校，連通知都沒一聲就被剝奪。事業統統共產了，被逼到絕路出售房屋財物所得的錢，也全數交給工廠，自己分文未留。章榮初抱怨說：「工人翻身上了天，我也翻了身，翻到地上了。」
章榮初全家遷到愚園路1075號陳光甫的花園洋房，雖無須付房租，但他在榮豐紗廠是不拿工資的，現在一家人生活無着，電燈和電話因交不出電費被剪了線﹐晚上只能點蠟燭﹐晚飯經常是每人一副六分錢大餅油條一碗粥﹐章榮初真正到了窮途末路的境地。
1952年6月中旬，絕望的章榮初，到中華製革廠去，偷偷藏起一包化學毒品，出門坐上三輪車，被廠長袁永標發現，一路追上去，搶了下來。回到家中，章榮初還是無法解脫，走到廚房拿起一把菜刀，被家人奮力奪下。
「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說得多麼好聽，僅僅過了不足三年，全上海所有資本家都須像罪犯一樣，向「五反打虎隊」呈交坦白認罪書。1952年4月2日，章榮初被勒令去打虎隊交坦白書，長子章志鴻陪同他去延安東路外灘的「打虎隊」總部，他又一次做了自絕的準備。章志鴻發覺他左手始終緊握，舉動異常，原來他手中有一顆生鴉片泡，章榮初說如果到了那裡，他們再逼我，就吞服了自殺算了。章志鴻奪下了鴉片泡，丟在垃圾桶。
章榮初的四次自殺，現在只留下他幾個年長子女的簡單筆錄和口述，可以想像，他內心經過了多少絕望的呼救和痛苦的煎熬，多少生死的掙扎和希望的破滅，最後走到了絕境的懸崖。
1952年3月31日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内部參考》向中央匯報：「胡子嬰曾在工商聯發牢騷說：『政府五反實質上是取消合法利潤。』自1月25日到3月25日，上海因『三五反』自殺的共有四百六十六人，有三十三人是高級職員，其餘為老闆，工業與商業各半。」
京津滬九大城市被審查的四十五萬多私營工商户，犯有「五毒行為」的佔總數76%，其中上海為85%，北京90%，即絕大多數私營工商户都被劃為待罪之人。到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被定為所謂「五毒賬」達三十多萬億元，為三年朝鮮戰爭總軍費的一半有餘。
相比內地，上海還是比較「文明」的，在貴州仁懷縣茅台鎮，十九世紀建立的幾十家燒坊，其中「榮和」、「成義」和「恒興」三家燒坊最大，「榮和」為茅台鎮各燒房老大。1952年中共要收購「榮和燒坊」，遭老板王秉乾拒絕，中共遂以莫須有的「通匪嫌疑」罪將王秉乾逮捕槍斃，没收「榮和燒坊」，僅給王家人「補償」五百元，自此，茅台鎮幾十家燒房乖乖接受收購，合併成今日中國稅利第一大企業——國營茅台酒廠。
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說:
中國共產黨將1949年的勝利稱作『解放』，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衆涌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解放的悲劇》聯經出版社2018）
這就是「革命」的真相，「解放」的真相。
筆者兄妹與祖父在江寧公寓，文革被撕毀只剩半張，畫家夏葆元補畫
愚園路1075號(筆者2009年攝)
資本家交坦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