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6) 開門整風 引蛇出洞
公私合營後，各企業歸各個局，我所在的機器廠歸到機械製造業，我被安排進石油機件配械公司任副經理，也算國家幹部。中共有一套「治人」的辦法，每個幹部都有一份檔案，要填報個人履歷和社會關係。此後各次政治運動的表現，都由組織部門或安全部門，將你的材料一股腦兒放進你的檔案袋。一個同我關係不錯的共產黨員朋友，後來文革中和我一同關「牛棚」，對我說:
你儘管對共產黨忠誠老實，但共產黨決不會相信你，有些事你不說，他根本不知道。你說了，他就有了把柄，內查外調，暗中懷疑你，有運動來了，就有材料可以逼你供，整你。決不能認為自己早已坦白了，就成為過去，他要整你，你沒有事可以諂栽你，何況你說了自己的歷史問題，他就可以小題大做，上綱上線。像你在美國的事，你講得再清楚，他也是不會相信。弄不清，他就把你這些問題掛起來，也就永遠懷疑你，這叫「內控」。
我1947年去美國時乘坐的船名叫「戈登將軍號」，我回國後檔案中一直有一條紀錄說我是乘坐一個美國將軍私人的船去美國，所以是「美帝特務嫌疑」，直到文革後才弄清這個將軍是美國南北戰爭時的北方聯軍統帥，十九世紀就死了。
中共土包子叫人哭笑不得。
1957年共產黨提出開門整風，要民主黨派、工商界、知識界、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鼓勵大家「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說黨外人士向黨提意見，就是相信黨，靠攏黨，愛護黨的表現。說得這麼好聽，把本來骨頭就很輕的知識份子和工商界人士，逗得飄飄然。
那年5月中，上海派出四人去北京參加中央統戰部的「開門整風」會議，我是其一。《人民日報》天天頭版有報導。儲安平的「黨天下」論，章乃器的「紅色資本家」論，羅隆基的「政治設計院」等等，都上了報。
中國國貨公司、中國鐘廠總經理李康年，在上海鳴放會上，提出「定息二十年」【注】，統戰部臨時指定他立即飛來北京，在中央一級大會上鳴放。當天下午李上台發言，振振有詞，贏得滿場掌聲。李康年志滿意得，統戰部長李維漢坐在主席台中央，微笑沒鼓掌，他在暗好笑，有你的罪夠受的啦 !
【整理者注】1956年公私合營後，實行贖買政策，按資本家的股份，每年定息5%，支付7年，李康年認為，每年5%就應該支付20年，否則怎麼能算「贖買」呢？
統戰部會議結束，我們回上海。不多天，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 ?」共產黨突然翻臉，說右派向共產黨的領導權挑戰，要推翻共產黨，回到舊社會，讓資本家重新騎在人民頭上。全國形勢急轉直下，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李康年等人在中央統戰部會議上發言，全部成了「向黨猖狂進攻」。各界著名的知識份子、工商人士，大部份被劃為「右派份子」。
上海民主黨派、工商界、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採取了辦「政治學校學習班」的形式。我被指定參加在蘇州河邊河濱大廈三樓的第一期學習班，這是一個大班。到處貼滿大字報，互相揭發批判，氣氛極其緊張。半個月後，有幾十人被宣佈戴右派帽子，定為右派的人立即被帶離，不知去了哪裡，很多人下放到農村去勞動，也有些人被認為「態度較好」得到「解放」過關。我被留下來參加第二期，又經過一輪煎熬，第二期中，我是重點之一，說我到北京和民建主席章乃器串聯勾結，其實我和章乃器只是一起開過會，簡單交談過幾句。我又進入第三期，三期共有一千五六百個人，戴右派帽子的有一百多人，後來才知道，上面有「指標」，規定要揪出 5% 的右派。這是毛澤東定的數字，每次運動都要揪出5%敵人。
我最後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言論提高到「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高度，流淚檢討，「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最後也許名額滿了，我被宣佈「帽子捏在群眾手裡，你必需老老實實，否則隨時可以戴上。」可能他們認為我還有利用價值吧，所以在文革中，我被批為「漏網右派」。
在反右運動結束後，還有一場「交心」運動。要求每人把「潛在」的同黨的方針政策相抵觸的落後思想，哪怕是一瞬間的念頭，統統交出來。經過反右的教訓，大家都謹小慎微，但又不能不交。每人交心用大字報張掛在會場，比誰交得多，有的人交出五六百條，一般也交兩三百條，但都是一般性工作上的 「落後」想法，芝麻綠豆上不了綱的。反右運動剛剛結束，難道又要引蛇出洞？這次蛇學乖了，不出洞了。交心運動沒有人被扣上帽子，這是安撫民心，証明黨說的「言者無罪」是真的。我寫了十幾張大字報，交了312條。各人的交心材料，都入了你的檔案袋，將來有遭一日，一併同你算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