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0) 至親好友 無辜遭難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文革進入最血腥黑暗的階段，我們這些黑類分子日日處在極度恐懼的心情下，不知明日會發生什麼事。
1966年8月27日晚上，我妻的四妹急匆匆來告訴我們，在北京的四哥四嫂雙雙自殺。僅僅四個月前，他們夫妻帶兩個孩子來上海，一起到l萊喜飯店吃他們喜歡的德國鹹豬腳。如今一對活生生的人，卻被迫走上自殺之路，他們有什麼罪 ?
他夫妻兩人都是交通大學畢業，1954年調到北京紡織工業部紡織科學研究院任高級電機工程師。全國開設新的大紡織廠，所有電機電器系統的設計都出自他們之手，電機的安裝調試也是他們檢查驗收，對國家貢獻不小。文革中他們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紡織部造反派，在他們抄家抄出幾張舊的「外國股票」，其實已是廢紙。造反派如獲至寶，當場要他們夫婦在「毛像」前下跪承認是「賣國賊」，還要他們夫婦互相打耳光。勒令他們第二天一早七點鐘報到，開大會批鬥。四哥四嫂忍受不了這種人格污辱，當晚就用電線捆在自己身上自殺了，身上放上一張字條，寫著「不要碰我們身體，身上有電」。
我弟媳的大姐，在愚園路市西中當英語老師，被學校紅衛兵揪鬥，毒打致死﹐從學校樓上丟下來說她是跳樓自殺。
這段時間，天天聽到各種自殺消息，1966年9月3日傾盆暴雨之夜，我的朋友王介元夫婦從淮海公寓七樓攜手跳下，鮮血和腦漿溢成了一潭，被雨水沖到四週。王介元是英雄毛紡廠老闆，在廠中鬥得半死，戴高帽遊街。王妻葉悒青是葉澄衷的孫女，我同學葉維洪的姑媽，性格十分熱忱豪爽。
我的同學陳德華，出身清貧﹐讀書刻苦﹐1950年獲得哈佛大學商學院博士。造反派到復興路黑石公寓他家抄家，找出一張他留學時和幾個美國同學的照片，逼他承認是美國特務，他受不了，從窗口跳樓自殺。他妻子陳邦楠，當場神經失常。
我的朋友、桐油大王的兒子沈祖棫，在北京「聯動」一批女中學生上門抄家時，被軍用皮帶抽打得差點死掉。當今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女兒，學校紅衛兵抄他家時，打斷她的手指，榮妻楊鑒清被紅衛兵從二樓推下樓梯，造成腦震蕩。後來周恩來派人接管榮家，榮一家人遷入國務院宿舍，才得保護。還有一個資本家，家中有不少捷克車光玻璃器皿，紅衛兵抄家時，用鐵錘將一件件高價玻璃杯盤擊碎，勒令資本家光了腳在滿地的碎玻璃片上走。永安公司老闆郭琳爽是廣東人，1956年大合營慶祝會上，上台演過一段傳統粵劇「山東嚮馬」，文革中永安公司造反派說郭這齣戲是含沙射影，罵共產黨是強盜，把郭琳爽打得遍體鱗傷，不久去世。
抄家高潮過後，生活艱辛，我的罪名已經確定，就是美帝特務，反正低頭認罪，對不起毛主席老人家，罪該萬死，1968年後，文革矛頭主要對準黨內「走資派」，我們這些反動資本家，心情反而鬆懈了一點。
我被分配到工廠勞動改造，每天一早六點進廠，下午六點放工，廠中有十來個四類份子，清早先打掃糞池、廁所、走道。中飯夜飯後清潔食堂，工人吃的魚骨肉骨都吐在地上，要用水沖洗地面。做完這些清潔工作，就在車間勞動，廠中除了四類份子，還有五個「反動資本家」，都是工人出身的小業主。這些小老闆都是技術能手，教我怎樣拿銼刀，拿鑿子，怎樣用鎯頭才不致打到自己手上。韓阿花，人家叫她「女老闆」，脾氣爽，心地好。還有「老闆娘」陳惠珍，她看見我在打掃廁所，就來幫我沖刷。陳惠珍的老公胡錫寶，八級鉗工，車、刨、銑、鑽工都會做，還會設計、繪圖，做工夾模具。熱心教我技術。他倆偷偷對我說：「大駕光臨後，我們小巫見大巫了，本來天天揪住我們鬥，現在集中到你身上，托你的福，我們輕鬆了。」
我在工廠當工人七年，學會了鉗工，自己買了有關鉆頭的書研究，一般工人一天要磨五、六次鉆頭，我的鉆頭磨一次可以用兩天，節約了時間，產量高，質量好，我還教了兩個徒弟。但儘管我的生產成績出色，仍不因此而減少批鬥。
全廠大會，車間大會，班組小會的批鬥不斷，開批鬥會前，先把我們關在一個暗室，只聽到會場中人聲嘈雜，高音喇叭嚮起「東方紅」，這是文革開大會的前奏曲。我們被造反派押進會場，在主席台前，低頭認罪，大小批鬥會經歷多了，也就習慣了，無非一頓臭罵，最後喊一陣「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