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走资派改革开放捡验
《文革中的走资派》簒权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抓了支持文革的四人帮以及所谓的三种人, 给这些人定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那么请问, 《文革中的走资派》在所谓的"决议”中彻底否定抹黑”文革”又该当何罪!? 不是高喊着"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们到如今他们的继承者们连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勇气都没有了! 走资派们享受着富贵, 游遍了世界, 手里玩着股票, 脚下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欢快着, 嘴里仍忽悠着继承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伪君子们何时了! 抓了判了逃了如此多的官员有那个主官负责了! 这又叫人整人吗?!
毛主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毛主席说: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私有化改革开放以否定文革污蔑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达到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之目的。经过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开放，欺骗人民的所谓"理论"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被广大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大学生以及一切有良知的干部、知识分子、作家所识破。在残酷的资本主义事实面前，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救不了国家和人民；为资本主义奋斗不得人心，自已也没有前途；当然，也有孤注一掷的人，为维护国有资产私有化既得利益，继续与人民为敌。为使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彻底认清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只有彻底推翻对文革的一切污蔑之词，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回归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人民。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理论"经过私有化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证实是真理!
应当怎样看待文革？首先要看文革是要做什么？文革当时为什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起来参加文革？如此广泛的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难道能是一个大错误？难道全中国人都失去理智？文革是为什么？文革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毫无疑问，文革是代表全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利益，巩固几千万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换来的政权.
中央文件5.16通知、文革十六条和毛主席指示都说得很清楚了，文革就是整党内的走资派。为什么要整党内的走资派？因为，不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要搞资本主义。然而，搞资本主义，广大劳动人民就必定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今天的工人下岗，农民失去土地，大学生毕业就失业，年轻人成为房奴，都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要回避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就必须搞文革，这就是为什么要搞文革的真正目的。这个目的正不正确，是判断问题的关键.
当时搞文革党中央都是举手通过的。全党通过要搞文革，是有5.16通知、十六条为凭的，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当时的整个党中央，是否定共产党的历史。文革其目的是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点是毫无疑义的。搞文革错没错？关键就看中国当时是否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有没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判断文革有无必要的关键。假如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没人要搞资本主义，那么，毛主席发动那么大的运动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然不妥。但是，事实证明，当时党内确实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现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事实，以事实证明了当时党内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此，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一点，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不搞文革，几千万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政权当时就要改变颜色，中国就要实现今天的资本主义，毛主席和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可能看着中国变成今天的资本主义， 而不去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要发动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文革。不可否认，文革荡涤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让资本主义推迟十年在中国实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政治力量的较量。在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后，党内资产阶级阴谋家，篡夺了共产党的领导权，把中国带入资本主义，实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从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搞文革是非常必要的。
只要看今天的资本主义对中国带来的灾难，要不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应不应该搞文革不就很清楚了吗？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人病不起也死不起，工人下岗、农民失去土地，大学生毕业就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资赶不上物价猛涨，伪劣产品无处不在，有毒食品、假药、地沟油等等，这都是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灾难。对此，搞文革防止遇上这样的灾难有什么不好？中国要是坚持社会主义，工人会下岗吗？农民会失去土地吗？大学生会失业吗？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会有通货膨 胀物价飞涨吗？会有工资赶不上物价飞涨吗？在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有伪劣产品无处不在吗？能出现有毒食品、假药、地沟油吗？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会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吗?
文革防止给中国人民带来这些灾难又有什么不好？复辟资本主义带来这些灾难就为了少数人富，多数人就要接受这些灾难？当奴隶，当牛做马？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不让人民当牛做马，要保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捍卫几千万革命烈士换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否定文革，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使己解放过上幸福生活而当家作主的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又重新当牛做马，这是不顾人民生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些反文革的人，站在什么立场？为何反文革？还不清楚吗？
为否定文革，说文革时期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请问，文革时期，有哪间工厂倒闭？就是走资派挑起武斗时，也没有工厂倒闭，怎么叫经济崩溃？文革期间有哪个工人下岗？文革期间，有哪个工人、老师、干部拿不到工资？文革期间有通货膨胀吗？文革期间有物价飞涨吗？文革期间有病不起死不起的人吗？没有，完全没有！这怎么叫经济崩溃？现在的工人下岗，农民工领不到工资，农民失去土地，大学生毕业就失业，工厂倒闭潮，这才是人民的经济真正的崩溃。
尤其是下岗女工进夜总会，破坏多少和睦的家庭？哪个男人心上不是插上一把刀？有哪个男人心中不在流血呢？这叫什么？怎么这就不叫经济崩溃？还要叫这是太平盛世，这个盛世是谁的盛世？难道是下岗工人的盛世吗？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盛世吗？是失业大学生的盛世吗？都不是！只是少数富人的盛世，是少数不法之徒的盛世.
反对文革的人说文革是浩劫。是的，文革对资产阶级来说，确实是一场浩劫。如果文革对资产阶级来说不是浩劫，那文革就失去意义了。文革是干什么的？就是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就是彻底肃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革反对资本主义反到资产阶级分子大叫浩劫，那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胜利。现在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大量地消灭国营企业，让国有资产大批落到不法之徒手里，这是不是浩劫？抢农民的土地，强拆人家的房子，这是不是浩劫？设黑监狱，抓上访老百姓拘禁，这是不是对人民的浩劫？这才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浩劫。文革对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大众来说：" 好得很！"
中国为什么有搞文革的必要？首先，长期以来党内就存在着以刘邓为首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以资本主义抵制社会主义，企图以资本主义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毛主席搞人民公社，他们要搞分田到户；毛主席要搞集体经济，他们要发展私有制；毛主席搞生产资料公有制，他们要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直至最后搞国有资产私有化。事实证明，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存在的，也是顽固的。如果不用像文革这样的形式，就很难解决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文革发生的原因。
文革为什么那么乱？文革既然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不反抗，“二月提纲”就是最好的例子。毛主席坚持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派不会坐以待毙，必然要转移斗争方向保护自己，干扰文化大革命。于是，就有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斗老师，斗学生，把老师、学生打成反革命，最后挑动武斗来转移斗争方向，以保护走资派自己。
党内走资派搞的这些与文革都是格格不入的，实际就是破坏文革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最后为革命师生平反就是这个道理。文革中的乱，实为走资派为保护自己有意搞起来的。为了否定文革，推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把这些乱倒扣在毛主席的头上，这是违背事实的。毛主席在文革中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广大群众，毛主席要整群众有道理吗？作为军事家的毛主席，难道他会不知道他的力量在哪里吗？所以说，毛主席文革中整群众是不成立的，是不符合逻辑的。
文革中确实有很多党内老同志，没有像毛主席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因此，对毛主席搞文革不理解。他们只看到斗了不少干部，没有看到这些干部在刘、邓路线下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不经过斗争教育，是不可能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的。特别是在今天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面前，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证实，当年对犯有资产阶级路线错误的干部斗争是正确的，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当年“二月逆流”中的老帅们，要是活到今天，看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也会羞愧难当，会更加觉得毛主席伟大英明，会更加拥护他们的统帅毛泽东。就是“四. 五运动”中，在树上挂小瓶子的群众，看到今天的资本主义，也会把所有的瓶子打碎。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是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搞对了！
《文革》被走资派改革开放捡验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一条蛆爬过来骂：你丫的闭嘴！
有人抱怨改革开放后，过度开发污染了空气环境。漫画家作画为证。
漫画 ：一群鱼掉进粪坑，抱怨环境差。
一条蛆爬过来骂：你丫的闭嘴！
你不能用鱼缸标准评价粪坑，根据我们粪坑的标准这已经很好了，完全符合粪坑《特色》的发展水平。
再说，我们是先污染后治理，调配这一坑大粪我们容易吗？
鱼默默忍耐了。
蛆们却一只接着一只，偷偷爬出粪坑，变成苍蝇，飞走了。
部分菁英手遮天，
亿万屁民苦难言。
拐骗坑蒙欺压贬，
谁与人民梳苦难。
鬼怪妖魔舞蹁跹，
疑惑故国三十年。
一朝掀起工农戟，
誓叫日月换新天。
有人抱怨改革开放后，过度开发污染了空气环境。漫画家作画为证。
漫画 ：一群鱼掉进粪坑，抱怨环境差。
一条蛆爬过来骂：你丫的闭嘴！
你不能用鱼缸标准评价粪坑，根据我们粪坑的标准这已经很好了，完全符合粪坑《特色》的发展水平。
再说，我们是先污染后治理，调配这一坑大粪我们容易吗？
鱼默默忍耐了。
蛆们却一只接着一只，偷偷爬出粪坑，变成苍蝇，飞走了。
部分菁英手遮天，
亿万屁民苦难言。
拐骗坑蒙欺压贬，
谁与人民梳苦难。
鬼怪妖魔舞蹁跹，
疑惑故国三十年。
一朝掀起工农戟，
誓叫日月换新天。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工农兵》第一次成了舞台主角
《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彻底改变了文艺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当时延安的文艺理论上达到了历史巅峰，那么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则是在文艺作品上达到了历史巅峰。这两个巅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遥相辉映，将会永远闪耀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天空之中。
在《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出现之前，《工农兵》在历史上所有进步作品和舞台上都只是受苦受难的形象，即便是在最进步的历史名著等经典文艺作品中，《工农兵》也仅仅是受苦受难的怜悯对象，自从有了《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便由受苦受难的形象变成了真善美的形象，由令人怜悯的形象变成了令人崇拜的形象。这就是《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对人类文艺领域最伟大的影响和最根本的改变。
“样板戏”的全称是“革命样板戏”。"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是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后普遍流行于人们口头的一种说法。但大家对"八个样板戏"的名单却有两三种说法，以至于到现在也争论不休。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八大样板戏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有的再加上《杜鹃山》和《平原作战》，冠称十大样板戏 。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1968年5月，纪念邮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发行，新华社配发了一篇报道，副标题是“邮电部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八个样板戏”的说法已经很明确了。
而比较活跃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未进入“八个样板戏”行列，后来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和《平原作战》等也都不属于“八个样板戏”之列。
196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会演》中，明确说：“为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而在首都演出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极为热烈的欢迎。这次演出活动，已在十五日胜利结束。
这次盛大的演出，历时三十七天，演出二百一十八场，接待了将近三十三万名观众。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示戏剧革命成果的大会演，是一次欢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巨大胜利的大会演，是首都文艺舞台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广大工农兵观众齐声赞誉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是闪耀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艺术明珠。”
“样板戏”的故事涉及到中共党史的不同阶段：二十年代的农民革命、三十年代的红军、抗日、四十年代内战、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建设时期。它们确如毛泽东所要求的，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这些基层党员不但自己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而且都扮演着教育别人的革命带路者的角色。《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和《杜鹃山》里的雷刚本来都因为“受压迫”而满怀复仇之心，他们在党代表洪常青、柯湘的谆谆教导下，将自己的仇恨融入整个“无产阶级”的仇恨，从而放弃“狭隘的”个人目的，转而投入到“为人类谋解放”的崇高事业中。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海港》和《龙江颂》里，英雄则提醒群众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并领导大家抓出了阶级敌人。
八大“样板戏”站稳脚跟后，江青开始培育新的剧目，到“文革”结束前，又有十个作品被命名为“样板”，其中包括京剧《杜鹃山》、《龙江颂》、《平原作战》，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的主题内容跟前八个大同小异，所得到的待遇也跟前八个类似。
这十八个作品中，只有其中的一些京剧和芭蕾舞作品在今天仍然会在舞台上出现，大家今天对“样板戏”的讨论最多的也是针对这两种样式。
需要指出的是，“样板戏”中虽然有几部在“文革”前已经形成雏形，但是它们在成为候选后，无不经过江青和其团队按“样板”的要求进行的精心修改；而且“样板戏”作为政治工具的功能在“文革”中得到最大发挥，并实际成为“文革”重要的一部分。
“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在纪念首演五十周年。中央芭蕾舞团一直以创编这出“中国第一原创芭蕾”而骄傲。《红色娘子军》最近每年都会有演出，还在2009年和2013年两次在巴黎登上舞台，获得不少掌声。2014年，该团纪念首演五十周年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让它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
文革中，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表达对文艺界政治方向的不满。但她的这第一次出击并没什么反响。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上海，并在那里找到知音。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柯庆施擅于揣摩上意，1963年初，他积极配合江青，组织在报纸上批判文艺中的“糟粕”。同时，江青看中了上海当地创演的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前身），将它们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即后来的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并强势参与了将此剧改为京剧的过程。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批评当时的文艺作品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说，中国的舞台已被“死人”（指古人）和“洋人”控制。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示中写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革中，毛泽东说，如果文艺部门不能改变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局面，就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它们发工资。”江青领导加工了京剧《海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组曲《沙家浜》等。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样板戏”讲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而故事发生在1949年后的“样板戏”，比如“讲南方农民边抗旱、边斗争阶级敌人的《龙江颂》，和讲海港工人边认真对待支援非洲的粮食、边斗争阶级敌人的《海港》，和讲“抗美援朝”的《奇袭白虎团》。
《红色娘子军》有世界影响力。连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关于北京的部分，都曾有对“挥舞大刀的芭蕾”《红色娘子军》的推荐。他们对中国“革命芭蕾”的兴趣有一个先天的特殊原因：芭蕾源于西方，中国化、“革命化”的芭蕾让他们好奇。西方观众看京剧需要面对语言障碍、以及他们从没领教过的唱法、音乐和表演手段带来的不适应。而芭蕾没有这些问题：舞蹈不需借助语言，而且“样板戏”芭蕾的配乐也是交响乐。
最早为西方世界所关注的“样板戏”就是《红色娘子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当时，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为世界所关注。而访问期间，江青和周恩来就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尼克松结束了他的访问，十二天后，美国NBC电视台就播放了《红色娘子军》全剧。《纽约时报》以“尼克松在北京看到的芭蕾”及类似的标题刊出两篇评述。剧评人表扬了芭蕾女演员们的技术。像其它“样板戏”一样，这出戏的作曲的署名也是“集体创作”。
1978年，中国派出150人的艺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展示中国的舞台艺术。《红色娘子军》则因此得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因曾访问江青而在中国为人所知的记者维特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介绍这次巡回演出。谈到《红色娘子军》，她的介绍跟几年前此报上的观点类似。尼克松访华15年后，美国上演了基于此历史事件的歌剧《尼克松在北京》，《红色娘子军》以戏中戏的方式出现，使得这出戏获得了新的传播机会。
在法国，对《红色娘子军》的兴趣不是来自于外交事件。像今天很多中国人看“样板戏”是出于怀旧一样，很多法国观众去看《红色娘子军》，也是出于对自己青春时代的怀恋。1968年，法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以反对社会不公为主要口号的学潮和工人罢工，而这次左翼风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那时，鼓励学生起来造反的毛泽东，是很多法国青年人的偶像。
“由毛夫人缔造的、体现‘文革’精神、而且今天在中国可以登台——以上这些因素构成了它对法国观众的吸引力。”资深法国媒体人韩石在接受邮件采访时说。韩石2000-2005年间任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此后，他回到法国，于2007年创办了新闻网站Rue89。他自己报道了《红色娘子军》2009年和2013年在巴黎的演出。
据韩石说，2013年这次演出的法国组织方，在为这次演出举行的宴会上摆了很多毛主席语录，在大厅里摆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红色娘子军》在巴黎上演，这对于中国官方当然是一件不小的事。韩石说，中国官员在演出中坐了整整一排。法国观众们对于每一个英雄主义的场面都使劲地鼓着掌。相信法国观众鼓掌是因为被剧中的剧情打动了。
《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彻底改变了文艺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当时延安的文艺理论上达到了历史巅峰，那么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则是在文艺作品上达到了历史巅峰。这两个巅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遥相辉映，将会永远闪耀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天空之中。
在《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出现之前，《工农兵》在历史上所有进步作品和舞台上都只是受苦受难的形象，即便是在最进步的历史名著等经典文艺作品中，《工农兵》也仅仅是受苦受难的怜悯对象，自从有了《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便由受苦受难的形象变成了真善美的形象，由令人怜悯的形象变成了令人崇拜的形象。这就是《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对人类文艺领域最伟大的影响和最根本的改变。
“样板戏”的全称是“革命样板戏”。"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是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后普遍流行于人们口头的一种说法。但大家对"八个样板戏"的名单却有两三种说法，以至于到现在也争论不休。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八大样板戏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有的再加上《杜鹃山》和《平原作战》，冠称十大样板戏 。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1968年5月，纪念邮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发行，新华社配发了一篇报道，副标题是“邮电部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八个样板戏”的说法已经很明确了。
而比较活跃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未进入“八个样板戏”行列，后来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和《平原作战》等也都不属于“八个样板戏”之列。
196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会演》中，明确说：“为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而在首都演出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极为热烈的欢迎。这次演出活动，已在十五日胜利结束。
这次盛大的演出，历时三十七天，演出二百一十八场，接待了将近三十三万名观众。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示戏剧革命成果的大会演，是一次欢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巨大胜利的大会演，是首都文艺舞台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广大工农兵观众齐声赞誉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是闪耀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艺术明珠。”
“样板戏”的故事涉及到中共党史的不同阶段：二十年代的农民革命、三十年代的红军、抗日、四十年代内战、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建设时期。它们确如毛泽东所要求的，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这些基层党员不但自己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而且都扮演着教育别人的革命带路者的角色。《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和《杜鹃山》里的雷刚本来都因为“受压迫”而满怀复仇之心，他们在党代表洪常青、柯湘的谆谆教导下，将自己的仇恨融入整个“无产阶级”的仇恨，从而放弃“狭隘的”个人目的，转而投入到“为人类谋解放”的崇高事业中。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海港》和《龙江颂》里，英雄则提醒群众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并领导大家抓出了阶级敌人。
八大“样板戏”站稳脚跟后，江青开始培育新的剧目，到“文革”结束前，又有十个作品被命名为“样板”，其中包括京剧《杜鹃山》、《龙江颂》、《平原作战》，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的主题内容跟前八个大同小异，所得到的待遇也跟前八个类似。
这十八个作品中，只有其中的一些京剧和芭蕾舞作品在今天仍然会在舞台上出现，大家今天对“样板戏”的讨论最多的也是针对这两种样式。
需要指出的是，“样板戏”中虽然有几部在“文革”前已经形成雏形，但是它们在成为候选后，无不经过江青和其团队按“样板”的要求进行的精心修改；而且“样板戏”作为政治工具的功能在“文革”中得到最大发挥，并实际成为“文革”重要的一部分。
“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在纪念首演五十周年。中央芭蕾舞团一直以创编这出“中国第一原创芭蕾”而骄傲。《红色娘子军》最近每年都会有演出，还在2009年和2013年两次在巴黎登上舞台，获得不少掌声。2014年，该团纪念首演五十周年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让它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
文革中，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表达对文艺界政治方向的不满。但她的这第一次出击并没什么反响。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上海，并在那里找到知音。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柯庆施擅于揣摩上意，1963年初，他积极配合江青，组织在报纸上批判文艺中的“糟粕”。同时，江青看中了上海当地创演的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前身），将它们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即后来的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并强势参与了将此剧改为京剧的过程。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批评当时的文艺作品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说，中国的舞台已被“死人”（指古人）和“洋人”控制。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示中写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革中，毛泽东说，如果文艺部门不能改变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局面，就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它们发工资。”江青领导加工了京剧《海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组曲《沙家浜》等。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样板戏”讲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而故事发生在1949年后的“样板戏”，比如“讲南方农民边抗旱、边斗争阶级敌人的《龙江颂》，和讲海港工人边认真对待支援非洲的粮食、边斗争阶级敌人的《海港》，和讲“抗美援朝”的《奇袭白虎团》。
《红色娘子军》有世界影响力。连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关于北京的部分，都曾有对“挥舞大刀的芭蕾”《红色娘子军》的推荐。他们对中国“革命芭蕾”的兴趣有一个先天的特殊原因：芭蕾源于西方，中国化、“革命化”的芭蕾让他们好奇。西方观众看京剧需要面对语言障碍、以及他们从没领教过的唱法、音乐和表演手段带来的不适应。而芭蕾没有这些问题：舞蹈不需借助语言，而且“样板戏”芭蕾的配乐也是交响乐。
最早为西方世界所关注的“样板戏”就是《红色娘子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当时，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为世界所关注。而访问期间，江青和周恩来就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尼克松结束了他的访问，十二天后，美国NBC电视台就播放了《红色娘子军》全剧。《纽约时报》以“尼克松在北京看到的芭蕾”及类似的标题刊出两篇评述。剧评人表扬了芭蕾女演员们的技术。像其它“样板戏”一样，这出戏的作曲的署名也是“集体创作”。
1978年，中国派出150人的艺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展示中国的舞台艺术。《红色娘子军》则因此得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因曾访问江青而在中国为人所知的记者维特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介绍这次巡回演出。谈到《红色娘子军》，她的介绍跟几年前此报上的观点类似。尼克松访华15年后，美国上演了基于此历史事件的歌剧《尼克松在北京》，《红色娘子军》以戏中戏的方式出现，使得这出戏获得了新的传播机会。
在法国，对《红色娘子军》的兴趣不是来自于外交事件。像今天很多中国人看“样板戏”是出于怀旧一样，很多法国观众去看《红色娘子军》，也是出于对自己青春时代的怀恋。1968年，法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以反对社会不公为主要口号的学潮和工人罢工，而这次左翼风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那时，鼓励学生起来造反的毛泽东，是很多法国青年人的偶像。
“由毛夫人缔造的、体现‘文革’精神、而且今天在中国可以登台——以上这些因素构成了它对法国观众的吸引力。”资深法国媒体人韩石在接受邮件采访时说。韩石2000-2005年间任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此后，他回到法国，于2007年创办了新闻网站Rue89。他自己报道了《红色娘子军》2009年和2013年在巴黎的演出。
据韩石说，2013年这次演出的法国组织方，在为这次演出举行的宴会上摆了很多毛主席语录，在大厅里摆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红色娘子军》在巴黎上演，这对于中国官方当然是一件不小的事。韩石说，中国官员在演出中坐了整整一排。法国观众们对于每一个英雄主义的场面都使劲地鼓着掌。相信法国观众鼓掌是因为被剧中的剧情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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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珍宝岛发生的战斗举世震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深挖洞”的备战方针，主要是备可能发生的中苏大战。此外，正如朱升提出“高筑墙”不是简单地强调修城墙而是建议朱元璋发展武装力量那样，毛泽东提倡“深挖洞”，也不是简单地号召全国挖防空洞。“挖洞”的目的是备战，“深挖洞”是倡导把能够采取的备战措施做好，做深入，做细致，以我之有备待敌之不敢攻。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中国边防军连续打退苏军三次冲锋。接着，3月15日、17日双方边防军又发生两次战斗，苏军进攻均被打退，此后苏军未再登岛进攻。据苏方统计，苏军在这三次战斗中阵亡58人，伤94人。有研究者认为：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当时，中美苏三国，正处在大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关系的细小变化，都将相互影响。就在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从而从政治上改变了当时的中苏力量对比。
珍宝岛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尼克松访华时间是1972年2月，这中间整整3年时间，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中苏大战却没有发生。因此，有人把珍宝岛小打后中苏未大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毛泽东拉了美国做帮手”，确实很难让关心这段历史的今人信服。事实上，珍宝岛小打未演变为中苏大打，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好，而做好备战工作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对苏联领导层的战略动态做了准确的分析与把握。
1969年3月5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先后三次座谈国防形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搞个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巩固东欧。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警惕，同时又不要迷失方向，被现象所迷惑。
3月29日，叶剑英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署名上报毛泽东。
事实证明，老帅们对苏联领导层的分析是准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变数是无法预测的，那就是苏联军界高层中“鹰派”的暗流。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回忆：当时，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推行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对中国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同之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
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是否轰炸中国的问题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做出决定，只好一边让反对对华开战的柯西金联系中国协商缓和，一边听由元帅和将军们继续讨论对华开战的策略与方案。
在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最终有效避免、制止了中苏大战的发生。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还增加了东北、西北地区的中程导弹数量。另外，军工科研人员还及时解出了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有人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的战斗，举世震惊。开始时，我军的多种口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苏军先进的T62坦克构成威胁。后来，在几位元帅的干预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就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
幸运的是我国科研人员得到了解决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可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叶剑英元帅知悉后，说：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讨教。
刘光志和弟弟刘来志在三十年代初期到济南柴油机厂当工人，受到梁姓厂主的青睐，厂主将女儿嫁给了他并送他和弟弟一起去德国深造。刘光志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克虏伯兵工厂从事火炮设计工作，不久即成为副总工程师并参与了虎式、豹式坦克的研发工作。二战结束后，刘光志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苏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千方百计与斯大林联系，终于将刘光志从苏联接回。回国后，刘光志先跟着后勤部队转战南北。全国解放，他表示不愿意再参与兵器制造工作，被安排到济南一所院校搞教学。
发生珍宝岛事件时，刘光志正因“历史问题”被管制劳动，当了花木园工。有两位军人找到了他，向他出示了那个方程式。
“这道方程式是做什么用的?”老人问。
“搞教学用的。”军人们回答。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的回答让军人有些不高兴。军人说：“你这是什么态度?”
“既然不信任我，还找我干什么?”老人也生气了。
几天后，两位军人又来了，他们诚恳地说：“首长批评了我们，我们……”他们的话被老人打断：“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真怕你们不回来，那就耽误国家大事了，瞧，我已经算出来了，这就是你们要的数据。”
解开了方程式，算出了数据，新式的破甲弹、穿甲弹很快被研制出来。试验时，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都打穿了!
这个成功震撼了苏军将领及技术专家。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叠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叹息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这则故事，仅仅是一个传说，却反映了中苏两国之间多重较量的复杂性。
美国外交界一直坚持一种说法，称当时苏联曾与美国联系，询问如果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由于美国表示坚决反对，苏方才未敢发动对华战争。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中苏最终没有大打，主要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部分苏联军事将领认为“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苏联决策层中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的人并不多。
第二，苏联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第三，中国方面备战措施有力，不仅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还及时研制出能够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弹、穿甲弹，为在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战胜苏军装甲部队做好了必要准备。
以上举措，在苏方决策层徘徊于两种战略抉择间举棋不定的历史关键时刻，给了对手震撼性的心理威慑，从而有效消弭了中苏两国爆发大战的危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深挖洞”的备战方针，主要是备可能发生的中苏大战。此外，正如朱升提出“高筑墙”不是简单地强调修城墙而是建议朱元璋发展武装力量那样，毛泽东提倡“深挖洞”，也不是简单地号召全国挖防空洞。“挖洞”的目的是备战，“深挖洞”是倡导把能够采取的备战措施做好，做深入，做细致，以我之有备待敌之不敢攻。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中国边防军连续打退苏军三次冲锋。接着，3月15日、17日双方边防军又发生两次战斗，苏军进攻均被打退，此后苏军未再登岛进攻。据苏方统计，苏军在这三次战斗中阵亡58人，伤94人。有研究者认为：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当时，中美苏三国，正处在大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关系的细小变化，都将相互影响。就在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从而从政治上改变了当时的中苏力量对比。
珍宝岛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尼克松访华时间是1972年2月，这中间整整3年时间，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中苏大战却没有发生。因此，有人把珍宝岛小打后中苏未大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毛泽东拉了美国做帮手”，确实很难让关心这段历史的今人信服。事实上，珍宝岛小打未演变为中苏大打，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好，而做好备战工作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对苏联领导层的战略动态做了准确的分析与把握。
1969年3月5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先后三次座谈国防形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搞个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巩固东欧。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警惕，同时又不要迷失方向，被现象所迷惑。
3月29日，叶剑英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署名上报毛泽东。
事实证明，老帅们对苏联领导层的分析是准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变数是无法预测的，那就是苏联军界高层中“鹰派”的暗流。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回忆：当时，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推行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对中国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同之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
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是否轰炸中国的问题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做出决定，只好一边让反对对华开战的柯西金联系中国协商缓和，一边听由元帅和将军们继续讨论对华开战的策略与方案。
在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最终有效避免、制止了中苏大战的发生。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还增加了东北、西北地区的中程导弹数量。另外，军工科研人员还及时解出了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有人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的战斗，举世震惊。开始时，我军的多种口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苏军先进的T62坦克构成威胁。后来，在几位元帅的干预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就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
幸运的是我国科研人员得到了解决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可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叶剑英元帅知悉后，说：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讨教。
刘光志和弟弟刘来志在三十年代初期到济南柴油机厂当工人，受到梁姓厂主的青睐，厂主将女儿嫁给了他并送他和弟弟一起去德国深造。刘光志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克虏伯兵工厂从事火炮设计工作，不久即成为副总工程师并参与了虎式、豹式坦克的研发工作。二战结束后，刘光志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苏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千方百计与斯大林联系，终于将刘光志从苏联接回。回国后，刘光志先跟着后勤部队转战南北。全国解放，他表示不愿意再参与兵器制造工作，被安排到济南一所院校搞教学。
发生珍宝岛事件时，刘光志正因“历史问题”被管制劳动，当了花木园工。有两位军人找到了他，向他出示了那个方程式。
“这道方程式是做什么用的?”老人问。
“搞教学用的。”军人们回答。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的回答让军人有些不高兴。军人说：“你这是什么态度?”
“既然不信任我，还找我干什么?”老人也生气了。
几天后，两位军人又来了，他们诚恳地说：“首长批评了我们，我们……”他们的话被老人打断：“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真怕你们不回来，那就耽误国家大事了，瞧，我已经算出来了，这就是你们要的数据。”
解开了方程式，算出了数据，新式的破甲弹、穿甲弹很快被研制出来。试验时，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都打穿了!
这个成功震撼了苏军将领及技术专家。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叠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叹息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这则故事，仅仅是一个传说，却反映了中苏两国之间多重较量的复杂性。
美国外交界一直坚持一种说法，称当时苏联曾与美国联系，询问如果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由于美国表示坚决反对，苏方才未敢发动对华战争。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中苏最终没有大打，主要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部分苏联军事将领认为“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苏联决策层中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的人并不多。
第二，苏联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第三，中国方面备战措施有力，不仅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还及时研制出能够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弹、穿甲弹，为在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战胜苏军装甲部队做好了必要准备。
以上举措，在苏方决策层徘徊于两种战略抉择间举棋不定的历史关键时刻，给了对手震撼性的心理威慑，从而有效消弭了中苏两国爆发大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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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毕业歌》歌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毕业歌》的词曲作者，与《义勇军进行曲》相同。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大刀歌》歌词：
雪在飘风在啸
一腔热血在燃烧
谁若侵犯我疆土
男儿奋起挥大刀
管它天上有飞机
管它地上有大炮
铮铮男儿把头颅抛
保我中华护我同胞
挥起大刀冲向前
誓死把敌人全杀完
挥起大刀冲向前
还我领土还我河山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为了母亲为了家园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中华男儿有狼的尊严
狼的尊严
雪在飘风在啸
一腔热血在燃烧
谁若侵犯我疆土
男儿奋起挥大刀
管它天上有飞机
管它地上有大炮
铮铮男儿把头颅抛
保我中华护我同胞
挥起大刀冲向前
誓死把敌人全杀完
挥起大刀冲向前
还我领土还我河山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为了母亲为了家园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中华男儿有狼的尊严
狼的尊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词：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作曲家：麦新
原唱：佚名
作词：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为作曲家麦新1937年7月在上海创作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此曲为歌颂当时在长城附近用刀杀日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而作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大刀进行曲》入选10首歌曲之一。
1933年3月，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鬼子横尸遍野，第一次尝到了大刀的厉害。二十九军的胜利和大刀队的英雄事迹顿时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这歌的名字应该是《大刀进行曲》
这个歌曲有2个版本，如果楼主说有对不上的话，应该就是这个版的歌词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这是后来流传版的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相关资料：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歌曲中唱着最过瘾、最解恨的一首歌曲。尤其是最后一声"杀！"集中表现了中国军民对日寇的无比愤怒和刻骨仇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背景音乐主旋律就采用了该曲调。全剧共向鬼子头上砍了20多次。要说这首歌曲原是为二十九军大刀队创作的，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麦新（1917——1947），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原名孙培元，又名孙默心。原籍江苏常熟，生于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救亡抗日歌咏活动，参加“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1940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从事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在开鲁县从事群众工作。1947年，遭土匪袭击，英勇牺牲。歌曲《大刀进行曲》是他题献给当时在华北英勇抗日的29军大刀队的抗日歌曲，作于 1937年。歌曲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感情和必胜信心。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每当你唱起这支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时，往往会受到一种鼓舞，因为这支歌表达了当年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强烈心声，那么这支歌是怎样产生的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在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英勇杀敌的大显神威。年方19岁的战士陈永德一人就杀死日军9名，缴获13支枪，威名大震。同年7月12日《世界日报》以“二十九军大刀杀日贼”的大幅标题报道：“11日，日军200余名进攻大王庙，被宋（哲元）部大刀队迎头痛击……昨日（日军）围攻南苑，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落地，遂大获全胜……”
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抗日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进步青年孙培元（又名默心，后化名麦新，江苏常熟人）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一首歌曲，开始在里弄里咏唱。不久此歌即传遍了整个上海，后来又传遍了全中国，成为抗战时期家喻户晓的一支名歌，此歌即为《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最初发表时有个副题：“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歌词的第二句原为“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因己唱遍全国，遂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同年8月8日，当时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在上海文庙成立“音乐会”。自发而来的1000多名群众以激昂的情绪高唱《大刀进行曲》，越唱人越多，越唱越是激动。亲自指挥唱歌的麦新更是激动，指挥棒被挥断了，他就攥起拳头指挥。歌手们唱得热血沸腾，竟不自觉地把原曲的第一句唱得有所变调，结果显得更加勇猛、更加刚劲有力了。后来，也就采取了这一唱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麦新千里跋涉，从延安奔赴科尔沁草原的开鲁县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47年6月他赴县委开会，途中不幸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开鲁人民为了纪念他，特将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命名为“麦新镇”。
歌 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此歌作于1937年7月）
《毕业歌》歌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毕业歌》的词曲作者，与《义勇军进行曲》相同。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大刀歌》歌词：
雪在飘风在啸
一腔热血在燃烧
谁若侵犯我疆土
男儿奋起挥大刀
管它天上有飞机
管它地上有大炮
铮铮男儿把头颅抛
保我中华护我同胞
挥起大刀冲向前
誓死把敌人全杀完
挥起大刀冲向前
还我领土还我河山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为了母亲为了家园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中华男儿有狼的尊严
狼的尊严
雪在飘风在啸
一腔热血在燃烧
谁若侵犯我疆土
男儿奋起挥大刀
管它天上有飞机
管它地上有大炮
铮铮男儿把头颅抛
保我中华护我同胞
挥起大刀冲向前
誓死把敌人全杀完
挥起大刀冲向前
还我领土还我河山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为了母亲为了家园
挥起大刀冲向前
中华男儿有狼的尊严
狼的尊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词：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作曲家：麦新
原唱：佚名
作词：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为作曲家麦新1937年7月在上海创作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此曲为歌颂当时在长城附近用刀杀日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而作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大刀进行曲》入选10首歌曲之一。
1933年3月，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鬼子横尸遍野，第一次尝到了大刀的厉害。二十九军的胜利和大刀队的英雄事迹顿时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这歌的名字应该是《大刀进行曲》
这个歌曲有2个版本，如果楼主说有对不上的话，应该就是这个版的歌词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这是后来流传版的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相关资料：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歌曲中唱着最过瘾、最解恨的一首歌曲。尤其是最后一声"杀！"集中表现了中国军民对日寇的无比愤怒和刻骨仇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背景音乐主旋律就采用了该曲调。全剧共向鬼子头上砍了20多次。要说这首歌曲原是为二十九军大刀队创作的，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麦新（1917——1947），作曲家、音乐活动家。原名孙培元，又名孙默心。原籍江苏常熟，生于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救亡抗日歌咏活动，参加“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1940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从事音乐创作和理论批评工作。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在开鲁县从事群众工作。1947年，遭土匪袭击，英勇牺牲。歌曲《大刀进行曲》是他题献给当时在华北英勇抗日的29军大刀队的抗日歌曲，作于 1937年。歌曲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感情和必胜信心。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每当你唱起这支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时，往往会受到一种鼓舞，因为这支歌表达了当年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强烈心声，那么这支歌是怎样产生的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在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英勇杀敌的大显神威。年方19岁的战士陈永德一人就杀死日军9名，缴获13支枪，威名大震。同年7月12日《世界日报》以“二十九军大刀杀日贼”的大幅标题报道：“11日，日军200余名进攻大王庙，被宋（哲元）部大刀队迎头痛击……昨日（日军）围攻南苑，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落地，遂大获全胜……”
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抗日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进步青年孙培元（又名默心，后化名麦新，江苏常熟人）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一首歌曲，开始在里弄里咏唱。不久此歌即传遍了整个上海，后来又传遍了全中国，成为抗战时期家喻户晓的一支名歌，此歌即为《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最初发表时有个副题：“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歌词的第二句原为“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因己唱遍全国，遂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同年8月8日，当时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在上海文庙成立“音乐会”。自发而来的1000多名群众以激昂的情绪高唱《大刀进行曲》，越唱人越多，越唱越是激动。亲自指挥唱歌的麦新更是激动，指挥棒被挥断了，他就攥起拳头指挥。歌手们唱得热血沸腾，竟不自觉地把原曲的第一句唱得有所变调，结果显得更加勇猛、更加刚劲有力了。后来，也就采取了这一唱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麦新千里跋涉，从延安奔赴科尔沁草原的开鲁县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47年6月他赴县委开会，途中不幸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开鲁人民为了纪念他，特将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命名为“麦新镇”。
歌 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此歌作于1937年7月）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江青和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那次我在上海的时候，中央通知我参加”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起草小组。这期间，中央常委会又开会决定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它直接隶属于中央常委领导，实际上是取代了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人提名的，然后到主席那里去商量。主席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于是后来又增加了东北郑季翘，西南刘文珍，西北杨植霖，华北郭影秋。华东张春桥，中南的王任重本来就已经在名单里面了。军队是刘志坚和谢镗忠。吴冷西因为主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没进中央文革。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我最先向江青提出的，我说，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开始，姚文元不进中央文革怎么行。其实我心里是想，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就我一个年轻人，姚文元和我年纪差不多，能一起来就好了.江青表示同意。但是陈伯达反对，他说，他的父亲姚蓬子历史上是个变节分子。后来说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老子反动，儿子一样可以革命的。陈独秀背叛了革命，但他的两个儿子不都是革命烈士吗。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陈亚丁跟着江青搞样板戏和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搞得不错，但刘志坚他们都排斥他，不让他进中央文革。陈亚丁就去找江青。江青说，不是我们不让你进，我们都赞成你进的。是你们军队里不同意。陈亚丁知道是刘志坚在搞他，恨死了刘志坚。刘志坚后来被打倒，很多材料是陈亚丁提供的，他和造反派一起整刘志坚的材料。但王任重跟刘志坚是好朋友，坚决保他.抗战时他们是一起打游击的。反扫荡的时候，刘志坚被日本鬼子抓了，王任重带着队伍硬是把他从日本鬼子手里救了回来。生死之交啊。王任重在和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是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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