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和六四，都挺闹。闲来翻检着玩。
严复所译《天演论》以及同时带进来的原著般的舶来思想，不久就有了玄奘法相宗的遭遇。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实已经在走“适应中国国情”的套路，只是还做了许多的保留。《新青年》，就是非常“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而五四运动，则将此实践普及。这就是说，中国第一次“改开”的门，刚打开，就关上了，起码在思想上。
恩格斯说的“与传统决裂”，在中国就是与熟悉的告别。出国几十年来，才知道，与熟悉的bye bye ,有点像要中国人的命。
五四的成果，就是佛经变禅宗，共运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但又因为是刚开始做，所以还留有不少干货。梁启超鲁迅胡适冯友兰梁潄溟俞平伯沈从文胡兰成张爱玲甚至钱钟书，都挺有质量。而后人对其质量则高估了。譬如有不少人说，那时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胡说。总体来看，他们其实走的不是直译或曰硬译的路，而是将阳春白雪变成打卤面的套路。譬如启蒙，先说“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一看没什么反应，立即换成“德先生赛先生”，一下冲上热搜。所以所谓“启蒙”，其实就是就和，凑和，以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语录）。最隔吱中国的，就是到处找不到酱油榨菜，没人和你说中文，谈“国内国内”，就是像鲁迅那样硬译，就是像张爱玲那样润了，撂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一首《知青之歌》是《毕业歌》。之后，一路下放。到了“六四”。
碰巧，六四之前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来回于木樨地与天安门之间。对所谓历史事件尝了个鲜。总体的印象就是，这不是成人的行为，而是哄。“我就是不走，看你怎么样？”开枪了，就“他们真开枪了！”地惊慌，撒娇。政府呢，则逞孩子王的霸凌，“不走，我就开枪，不信还治不了你。”
六四前不久，有天安门事件。北京人都经历过。但像是没过脑。那可是乱棒打得聚在天安门的人到处鼠窜。
五四的陈独秀，傅斯年，李大钊等，和王丹，吾尔开西，柴玲，怎么比？鲁迅胡适钱玄同和刘宾雁刘晓波魏京生，怎么比？都是个“吵死了”，可前者毕竟还有个吵头看和听，后者呢？就剩下胡平的《论言论自由》。
徐世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和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李鹏赵紫阳，前者怎么都是个溜子，后者是一群胡彪，刁小三。看看北洋政府怎么处理五四的，再看看邓政府的行径，真的low 到贴地。把坦克开进天安门，这不是发神经，犯二，是什么？所谓用屁股想也不会想出这一招。
六四就是朝野都在哄，就怕事情不闹大。
事后，一个在估值“六四的历史意义”；一个在解释自己的霸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这样，全国就会乱”。
熊孩子遇上了二五老子。这便是六四。把北大学生遇上了北洋政府的档次，狠狠地拉下一个阶级。
读《五四文集》和《北京之春》，会有一种shame 之情。遇罗克《成份论》，竟当作异端杰作，已然为这里的反骨们的质量有种拿不出手的难为情；到了魏京生了，几乎变成“你不听，我就滚钉板”的衙门前喊冤。这些个的质量怎么和《新青年》比，和《呐喊》比？活回头到五四，妥妥的上升；这六四，也太下放了。
五四，开始了中国的又一次不幸；六四，则把它坐实了。等着吧，挨揍。如此这般，不揍怎么办呢？看看习总在法国的孩子倔，那就是找抽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