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3日，中央文革发出的停止串联的通知很含糊，因对何时停止串联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对接待站终止时间也没有明确时限，只要求各地劝阻串联学生不要继续北上，接待站要妥善对待串联学生的需求。因此在通知发出后，全国性的步行串联一下转变成了全国性的乘车串联。
1966年大串联开始后，就有不少参加串联的人打着红卫兵招牌随意乘车四处游玩了。全国铁路交通几乎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停止串联的通知后，像我们这样一直老老实实步行的串联队，也跟着卷入乘车串联的队伍中。步行串联运动席卷全国后，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日趋亢奋，参与串联的红卫兵所到之处，谁都会惧怕三分。
铁路沿线的串联学生接待站为串联学生提供凭串联证登记领取的乘车票证，在接待站登记后拿到乘车票证的串联学生，可以乘坐任何一趟驶往自己目的地的火车，红卫兵们不满意就造反，动辄就打倒揪斗的革命斗志，使他们所到之处无人敢反对、怠慢或与之争执。
这是那时乘坐火车的票证之一
那时几乎所有火车车次都存在乘客严重超员的问题，有的车次在进入到达站前，就会让车站先广播通知乘客，该次列车为了乘客的安全只下不上，因为已经严重超员；有的列车干脆采取到站不停的措施，在混乱拥挤的候车人眼前和车上要下车的乘客歇斯底里的嚎叫声中呼啸而去……
当时，我们串联队与大多数其他串联队一样，利用了当时中共中央通知不明确的机会，抓紧时间决定了乘车路线。当时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铁路沿线的串联学生在接待站在接受串联学生登记乘车时，到达的目的地只能是一个。
爸爸告诉我们从平江到长沙的当天下午，他就拿着我们一行9人的串联证到长沙接待站登记乘车。他登记时第一选择是去北京，但被告知至少得等一周才能拿到车票，因在我们前面登记的人太多了。当时只有到上海的车票，于是爸爸作出了先去上海，再从上海登记到北京，最后从北京登记返回贵州的决定。
返回长沙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拿着直达上海的特快列车车票，戴着红卫兵袖套，高矮不一大小不等的一行9人，安静有序地到了长沙火车站。爸爸打听清楚这趟车的进站检票处后，带着我们提前到了检票口，出示了串联证和火车票后，检票员让我们一行9人破例先到了站台上。
站台上停有一列火车，我们看到这趟车的乘客们乱哄哄地挤在车门前，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地往车门里挤。乘务员声嘶力竭地吆喝着，没能改变人们那不顾一切互不相让的拥挤行为，最后乘务员只能无可奈何地站在旁边看着大家没命地挤。十几分钟后，人们都挤上了车并把车门和车窗都关上了 。
此时我们看到有几个人急匆匆地从站台的尽头跑来，他们车尾跑到车头焦急的样子，让我想起自己和谢萍在贵阳上车的情形。我和谢萍好奇地站起来看热闹，只见他们跑到一个窗户上没有玻璃的车门前，有位男士爬在车门上哀求里面的人把车门打开，让他们几个人进去，里面的人根本不理睬他。于是外面的人团结起来，把他抱起来往窗户里塞，最后是他的屁股坐在车门的窗台上，外面的人拼命把他往里面塞，里面的人拼命把他往外推，如此僵持到站台上响起口哨声，车站广播室开始广播这趟车马上就要开车，要乘客们注意安全时，才跑来几个乘警，把挤在车门前的人吆喝开，叫车门上骑虎难下的人下来。
这趟车拥挤的上车情形让我们变得紧张起来，当广播里传来长沙到上海的列车很快就要进站，要旅客们准备上车的通知时，我们9个人马上走到一起，在一位乘警面前排成队，紧张地等待上车。
列车停稳后，我们没忙着往车上挤，而是让到长沙的乘客下完后才上车。爸爸和他的学生们保护着我和谢萍，让我们先上了车，我们很快找座位坐下，爸爸和他的学生们随后也上了车，车厢里只有几个空位，爸爸和我还有谢萍都有座位，他的学生们在我们座位旁边的走道上坐下。跟爸爸在一起，感觉真好！
这趟车不像我们乘坐过的贵阳到柳州的车那样挤得水泄不通，虽然走道上都挤满了人，但人们可以互相挪动着让需要上厕所的人走动，厕所还能正常使用，虽然常常没水冲洗，但粪便都直接撒到铁道上，没有粪满为患的问题。
到上海的乘车经历除了上车前紧张惊恐了一会儿之外，整个旅程中感觉都很放松。因为跟爸爸在一起，有爸爸和他的学生们的呵护，我和谢萍在这趟列车上，什么都不用操心，旅途中除了睡觉，看风景，没有再经历从贵阳到柳州那种饥饿，内急无处可泄的体验。第三天凌晨，我们乘坐的直达列车到了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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