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子孙后代不喜欢再来一次？
各级政权更替，那个没有运动？非正常死亡，哪来统计依据？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孙中山：“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谁支持？谁反对？蒋到台湾还搞。在大陆不搞因自己是地主。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新中国成立初期，蒋介石国民党留下几百万特务搞破坏暗杀投毒。要不要反？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结束。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全军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运动”的规定，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感情问题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1951年《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以上海为例：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12.「文化教育战线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建立初期大约有200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建设。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18.「改造私人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进一步消灭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进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7.06）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1957年,农村出现了部分群众反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甚至出现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推动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且在农村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农村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它对随后批判"反冒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政治上的动员和实践上的预演。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马寅初提出的“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引发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28.「放卫星」运动（1958）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29.「除四害」运动（1958）“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蟑螂、苍蝇以及蚊子。
30.「拔白旗」运动（1958）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35.「整风整社」运动（又称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头，“五风” 又盛行起来。这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1960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以肃清“五风”。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两忆就是所谓的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为了使知识青年能够扎根农村，顺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知识青年的忆苦思甜运动，召集大会，由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痛诉旧社会的苦，描述新社会的甜，使知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促进他们的思想认识。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工业学大庆”是1964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雷锋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以下都是《文革》中的事。走资派反对，老百姓支持。
43.「红卫兵」运动（1966）
44.夺权风暴（1967）
45.「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6.「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7.「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48.「学『红宝书』」运动（1969）
49.「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50.「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51.「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52.「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53.「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54.「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55.「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56.「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谁的子孙后代不喜欢再来一次？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首创《西学中》《中西医结合》
【中国中医药报】新中国首创“西学中”与中西医结合研究
纪念毛泽东关于“西学中”批示65周年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2023-10-13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简称关于“西学中”批示）65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首创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班），组织西医系统学习中医，培养“西学中”人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包括现代医药学方法）开辟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贡献；显示出创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无比正确！现仅就在新时期新征程上如何牢记、坚守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学中”批示精神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等问题，略陈己见如下。
牢记毛泽东关于“西学中”重要指示和批示
1954年6月，毛泽东为筹建中医研究机构作出重要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正是在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下，1955年12月19日在北京成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举办了我国首届“西学中”班开学典礼。1956年卫生部又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成都、广州开办了6个“西学中”班，请全国各地著名中医学家为“西学中”班讲课、传道授业、临床带教、精心培养“西学中”学员。结业后的“西学中”人员，始终以中医为师，与中医团结合作，共同承担起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历史使命，并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研究。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国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伟大批示，已成为指引中国医药学科学发展的纲领性经典文献。在这一伟大的批示鼓舞和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医药卫生界开始重视和加强中医药研究，各种形式的“西学中”班在全国兴办，掀起了“西学中”的热潮。特别是批示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不仅极大鼓舞了广大西医学习中医、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积极性，更成为我国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共同行动纲领和指南，为开创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创造统一的新医药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指明了研究方向；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卫生工作、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尤其批示中强调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体现了毛泽东对培养“西学中”人员的充分肯定和寄以厚望。我们要永远牢记和传承这一伟大的批示。
“西学中”专家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取得辉煌成就
遍布全国各地、各个医药学科的“西学中”人员，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研究，被称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和主力军，尤其是在中西医结合科研领域涌现出众多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及其科研重大成果。在此仅以我国“西学中”老前辈屠呦呦先生为例，阐述我国中西医结合专家开展中医药研究的优势所在。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著名“西学中”药学家。她率领其团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中西医药结合研究，从传统中药青蒿中成功提取出抗疟新药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几百万疟疾患者生命，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至今，中国第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令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学中”人深感自豪和骄傲！她的研究成果让全世界都确信了毛泽东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英明论断；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研究是发掘这一伟大宝库的最有力手段和最精准有效的科研方法。
屠呦呦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巾帼英雄，是“西学中”及中西医结合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我国“西学中”人才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和最敬爱的导师。她是真正精研岐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西学中”科学家、药学家，是一位最令人尊敬的、伟大的“西学中”老前辈，是开展中西医结合科研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为全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楷模、典范、先锋。屠呦呦先生获诺贝尔奖，更捍卫了“西学中”及中西医结合的地位和荣誉！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屠呦呦颁授了“共和国勋章”。
屠呦呦的“西学中”及对“西学中”的认识
屠呦呦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结业，是我国“西学中”的老前辈。她在《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一书中撰文说：“以中西医药结合的知识，先后在生药、炮制及化学领域从事中药科研。”并讲道：“这一国际上好几个西方国家共同下大力研究的热门课题之所以在中国、在中医研究院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与我们坚持以宝库作为坚强后盾、又有50年代以来国家努力培养的西学中、中西医结合的人才，从而坚信、执着地追求寓于宝库中的精华分不开的，这是中医药的骄傲，也是努力贯彻党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政策的胜利，的确是一条值得总结、值得重视的……医药科研之路。”
屠呦呦在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中说：“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会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她意味深长地向全世界述说“西学中”，阐述并宣传“西学中”的重要性。
屠呦呦谈“中西医结合”
屠呦呦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闻发布会上讲道：“在医药领域，中国中医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科研手段，实现中西医结合，从而发现更多新药为人民健康服务。”
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中提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表明中西医药结合科研，能为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取得显著成绩，更能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巨大贡献，表达着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创新性和必然性，闪烁着中西医结合科技工作者的中西医结合思维及中国智慧。她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不断创新的科学思想、热爱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真挚情怀，坚持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忍不拔奋斗精神等等，为医药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并再次证明：一是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伟大的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正确；二是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继承发扬和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三是党中央大力号召西学中，培养“西学中”人才，与中医团结合作，共同继承发扬、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四是我国政府举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中西医结合人才，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无比英明正确；五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中西医结合”，无比英明正确。我国开创并一直开展着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迄今已65周年。
屠呦呦是对全人类作出突出贡献的伟大的“西学中”药学家。现实尤其需要真正读懂屠呦呦先生，读懂她和她率领的团队背后付出的艰辛和坚持，读懂她酷爱中医药学、努力钻研中医药学、坚持运用中西医药结合的方法研究中药的科学精神；读懂她的善于发现、敢于质疑及中西医结合思维等“西学中”人的特质；读懂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呼吁和建议组织屠呦呦学术思想研究会及论坛，加强对屠呦呦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创造精神、艰苦奋斗的科学家精神，以及学术思想、科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习与研究中医药学的思路与方法、学术成就等研究，广泛交流屠呦呦先生的科学家精神、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研究、讨论、交流和明确：如何认识从传统中药青蒿，到研究成功青蒿素，并获得了诺贝尔奖？屠呦呦到底是用什么科研思路方法研究成功青蒿素的？如青蒿素概念的提出、青蒿素的提取方法、药理作用、化学结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向屠呦呦学习的真髓、真谛是什么？只有真正读懂屠呦呦，才能大力宣传屠呦呦。以屠呦呦等我国“西学中”老前辈为榜样，为我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药学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开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65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了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了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促进了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能力和效果，促进了全世界的西医对“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认识、青睐、研究和发掘，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和走向世界，促进了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诞生及建设发展，促进了藏西医结合、蒙西医结合、维西医结合等等研究，形成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医药“结合医学”研究的走势，促进了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等世界各国各民族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研究，促进了全世界医药学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促进了对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的理性认识和科学认识等等。
【中国中医药报】新中国首创“西学中”与中西医结合研究
纪念毛泽东关于“西学中”批示65周年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2023-10-13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简称关于“西学中”批示）65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首创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班），组织西医系统学习中医，培养“西学中”人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包括现代医药学方法）开辟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贡献；显示出创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无比正确！现仅就在新时期新征程上如何牢记、坚守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学中”批示精神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等问题，略陈己见如下。
牢记毛泽东关于“西学中”重要指示和批示
1954年6月，毛泽东为筹建中医研究机构作出重要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正是在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下，1955年12月19日在北京成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举办了我国首届“西学中”班开学典礼。1956年卫生部又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成都、广州开办了6个“西学中”班，请全国各地著名中医学家为“西学中”班讲课、传道授业、临床带教、精心培养“西学中”学员。结业后的“西学中”人员，始终以中医为师，与中医团结合作，共同承担起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历史使命，并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研究。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国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伟大批示，已成为指引中国医药学科学发展的纲领性经典文献。在这一伟大的批示鼓舞和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医药卫生界开始重视和加强中医药研究，各种形式的“西学中”班在全国兴办，掀起了“西学中”的热潮。特别是批示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不仅极大鼓舞了广大西医学习中医、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积极性，更成为我国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共同行动纲领和指南，为开创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创造统一的新医药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指明了研究方向；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卫生工作、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尤其批示中强调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体现了毛泽东对培养“西学中”人员的充分肯定和寄以厚望。我们要永远牢记和传承这一伟大的批示。
“西学中”专家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取得辉煌成就
遍布全国各地、各个医药学科的“西学中”人员，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研究，被称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和主力军，尤其是在中西医结合科研领域涌现出众多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及其科研重大成果。在此仅以我国“西学中”老前辈屠呦呦先生为例，阐述我国中西医结合专家开展中医药研究的优势所在。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著名“西学中”药学家。她率领其团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中西医药结合研究，从传统中药青蒿中成功提取出抗疟新药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几百万疟疾患者生命，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至今，中国第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令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学中”人深感自豪和骄傲！她的研究成果让全世界都确信了毛泽东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英明论断；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研究是发掘这一伟大宝库的最有力手段和最精准有效的科研方法。
屠呦呦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巾帼英雄，是“西学中”及中西医结合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我国“西学中”人才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和最敬爱的导师。她是真正精研岐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西学中”科学家、药学家，是一位最令人尊敬的、伟大的“西学中”老前辈，是开展中西医结合科研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为全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楷模、典范、先锋。屠呦呦先生获诺贝尔奖，更捍卫了“西学中”及中西医结合的地位和荣誉！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屠呦呦颁授了“共和国勋章”。
屠呦呦的“西学中”及对“西学中”的认识
屠呦呦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结业，是我国“西学中”的老前辈。她在《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一书中撰文说：“以中西医药结合的知识，先后在生药、炮制及化学领域从事中药科研。”并讲道：“这一国际上好几个西方国家共同下大力研究的热门课题之所以在中国、在中医研究院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与我们坚持以宝库作为坚强后盾、又有50年代以来国家努力培养的西学中、中西医结合的人才，从而坚信、执着地追求寓于宝库中的精华分不开的，这是中医药的骄傲，也是努力贯彻党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政策的胜利，的确是一条值得总结、值得重视的……医药科研之路。”
屠呦呦在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中说：“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会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她意味深长地向全世界述说“西学中”，阐述并宣传“西学中”的重要性。
屠呦呦谈“中西医结合”
屠呦呦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闻发布会上讲道：“在医药领域，中国中医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科研手段，实现中西医结合，从而发现更多新药为人民健康服务。”
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中提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表明中西医药结合科研，能为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取得显著成绩，更能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巨大贡献，表达着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创新性和必然性，闪烁着中西医结合科技工作者的中西医结合思维及中国智慧。她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不断创新的科学思想、热爱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真挚情怀，坚持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忍不拔奋斗精神等等，为医药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并再次证明：一是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伟大的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正确；二是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继承发扬和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三是党中央大力号召西学中，培养“西学中”人才，与中医团结合作，共同继承发扬、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四是我国政府举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中西医结合人才，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无比英明正确；五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中西医结合”，无比英明正确。我国开创并一直开展着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迄今已65周年。
屠呦呦是对全人类作出突出贡献的伟大的“西学中”药学家。现实尤其需要真正读懂屠呦呦先生，读懂她和她率领的团队背后付出的艰辛和坚持，读懂她酷爱中医药学、努力钻研中医药学、坚持运用中西医药结合的方法研究中药的科学精神；读懂她的善于发现、敢于质疑及中西医结合思维等“西学中”人的特质；读懂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呼吁和建议组织屠呦呦学术思想研究会及论坛，加强对屠呦呦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创造精神、艰苦奋斗的科学家精神，以及学术思想、科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习与研究中医药学的思路与方法、学术成就等研究，广泛交流屠呦呦先生的科学家精神、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研究、讨论、交流和明确：如何认识从传统中药青蒿，到研究成功青蒿素，并获得了诺贝尔奖？屠呦呦到底是用什么科研思路方法研究成功青蒿素的？如青蒿素概念的提出、青蒿素的提取方法、药理作用、化学结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向屠呦呦学习的真髓、真谛是什么？只有真正读懂屠呦呦，才能大力宣传屠呦呦。以屠呦呦等我国“西学中”老前辈为榜样，为我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药学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开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65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了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了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促进了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能力和效果，促进了全世界的西医对“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认识、青睐、研究和发掘，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和走向世界，促进了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诞生及建设发展，促进了藏西医结合、蒙西医结合、维西医结合等等研究，形成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医药“结合医学”研究的走势，促进了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等世界各国各民族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研究，促进了全世界医药学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促进了对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的理性认识和科学认识等等。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资本竞争将《归结》为社会竞赛
恩格斯认为，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竞争也将《归结》为竞赛。他认为：《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
社会主义《竞赛》起源于苏联，是在劳动群众发挥最大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一种条件，可能真正广泛地、真正群众性地运用竞赛，把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吸引到这种使他们能一显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发掘自己才能的工作场所。而才能在民众中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才能成千成万以至千百万地压抑、蹂躏和扼杀了。
列宁：“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得到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同年2月，顿巴斯的矿工们发起了《竞赛》活动。
社会主义《竞赛》具体实施：
设定和改进生产管理计划，明确竞赛目标。提前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广泛讨论国家生产计划，了解这些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开好生产会议，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揭露在生产中存在着的各种缺点。
发动、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努力地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使职工群众站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积极思考解决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厉行增产节约的目的。
由工会代表全体职工和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
按期进行竞赛总结评奖活动。
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反劳动纪律者、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等排除在运动之外。
转载《社会主义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竞赛
1933年，苏联“突击手”的宣传海报
原文名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持续时间 1929年–1990年
地点 社会主义国家
类型 社会运动
主题 竞赛
首个报道者 米哈伊尔·普京
参与者 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竞赛起源于苏联，是在劳动群众发挥最大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方法[1]，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竞赛就是以千百万劳动群众最高限度积极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主义方法[2]。
理论基础
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希望建立一种以“法朗斯泰尔”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在这里开展广泛的竞赛，增加各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3]。
恩格斯认为，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竞争也将“归结”为竞赛。他认为：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3]
起源
1917年，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人民政府。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俄国稳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4]，苏维埃政府号召广大群众投入到新国家建设中去。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后义务加班，抢修了3台损坏的机车。随后，该铁路局的职工们响应俄共（布）的号召，在星期六从事义务劳动。这一活动得到了全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920年5月1日星期六，全俄举行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也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清扫工作[5]。1926年9月，列宁格勒红色三角工厂首先发起了突击手运动，组织了全苏第一个青年突击队。到1929年为止，全国青年突击手已经达到了150万人[6]。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一种条件，可能真正广泛地、真正群众性地运用竞赛，把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吸引到这种使他们能一显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发掘自己才能的工作场所。而才能在民众中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才能成千成万以至千百万地压抑、蹂躏和扼杀了。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1918年，列宁写了《怎样组织竞赛》一文。这篇文章于1929年1月20日（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7]。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向已经夺得了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出指示：“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它得到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同年2月，顿巴斯的矿工们发起了竞赛活动。
1929年3月15日，《真理报》又刊载了一篇题为《关于红色维堡工厂施行社会主义竞赛的合同协议》的文章。这是苏联的第一份自愿劳动竞赛合同。标志着社会主义竞赛的诞生。竞赛的主要发起者是列宁格勒红色维堡工厂职工米哈伊尔·普京[8][9]。
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以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的论点出发，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专门关于组织竞赛的《告工人和劳动人民书》[10]。
方法
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徽章
设定和改进生产管理计划，明确竞赛目标。提前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广泛讨论国家生产计划，了解这些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开好生产会议，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揭露在生产中存在着的各种缺点。
发动、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努力地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使职工群众站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积极思考解决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厉行增产节约的目的。
由工会代表全体职工和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
按期进行竞赛总结评奖活动。
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反劳动纪律者、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等排除在运动之外[10]。
各国情况
苏联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传旗帜
社会主义竞赛（俄语：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起源于苏联，在19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中达到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竞赛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动。全苏已有9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这个竞赛。竞赛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工人、工程师、设计师之间的竞赛，也有工作组、工作间和工厂之间的竞赛。战后竞赛的另一特色，是科学机关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使劳动因科学而更加丰富，而且也使科学因得到先进工人的经验而日益完善[11]。
波兰
1945年至1946年，波兰共和国的先进工人开始了劳动竞赛。他们以苏联劳动阶级为榜样，广泛投入生产运动。到1947年，波兰工人党员，老矿工普斯特罗夫斯基在国内首先完成生产定额260%，并且向其他矿工发出挑战。人们称他为“波兰的斯达汉诺夫”[12]。
罗马尼亚
1950年8月23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全国60%的劳动人民，为了纪念解放6周年，参加了全国社会主义竞赛活动[13]。
越南
越南政府依照苏联的社会主义竞赛经验，于1947年10月发动了一次“爱国主义竞赛”运动。胡志明规定，这一运动的任务是加紧生产，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数量；目标是消灭饥饿与愚昧，把法国侵略者驱逐出去；方法是“勤，俭，廉，诚”。这个口号获得了军队、行政机构、工厂及全体人民的热烈响应。但是由于战争而产生的物资与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缺少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等原因，该运动产生了许多错误。譬如不必要的浪费力量，形式主义的倾向，追求纪录，没有利用别人的经验等[14]。
参考资料
1，刘建明等.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年. ISBN 9787800366697.
2，苏联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人民日报. 1949年5月22日: 第3版.
3， 曹麟章. 社会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赛. 上海经济研究. 1981, (7): 19-21. ISSN 1005-1309.
4，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人民出版社。
5，柳直. 俄庆祝“星期六义务劳动”100周年. 环球时报. 2019-04-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通过新浪 （简体中文）.
6，李楠. 五枚勋章代表的功绩和荣誉. 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26日: 第6版.
7，刘子久.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纪念列宁《怎样组织比赛》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 人民日报. 1954年1月20日: 第3版.
8，Ерофеев А. Вокруг площади Калинин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012-08-20, 155 (5178): 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05） （俄语）.
9，Призы имени Путина вручали ещё 75 лет назад. Сайт НТВ. 2004-04-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1-26） （俄语）. 参数|journal=与模板{{cite web}}不匹配（建议改用{{cite journal}}或|website=） (帮助)
10，斯大林.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人民日报. 1953年5月1日: 第3版.
11，苏联庆斯塔哈诺夫运动十五周年. 人民日报. 1950年9月2日: 第4版.
12，莱昂尼多夫. 人民民主国家都向苏联学习. 人民日报. 由石谷翻译. 1949年12月16日: 第5版.
13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人民日报. 1950年12月30日: 第4版.
14，《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六十六期
来源：《苏联社会主义竞赛》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竞赛》，在各行各业轰轰烈烈的进行过。成果是显著的。
恩格斯认为，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竞争也将《归结》为竞赛。他认为：《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
社会主义《竞赛》起源于苏联，是在劳动群众发挥最大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一种条件，可能真正广泛地、真正群众性地运用竞赛，把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吸引到这种使他们能一显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发掘自己才能的工作场所。而才能在民众中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才能成千成万以至千百万地压抑、蹂躏和扼杀了。
列宁：“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得到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同年2月，顿巴斯的矿工们发起了《竞赛》活动。
社会主义《竞赛》具体实施：
设定和改进生产管理计划，明确竞赛目标。提前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广泛讨论国家生产计划，了解这些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开好生产会议，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揭露在生产中存在着的各种缺点。
发动、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努力地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使职工群众站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积极思考解决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厉行增产节约的目的。
由工会代表全体职工和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
按期进行竞赛总结评奖活动。
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反劳动纪律者、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等排除在运动之外。
转载《社会主义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竞赛
1933年，苏联“突击手”的宣传海报
原文名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持续时间 1929年–1990年
地点 社会主义国家
类型 社会运动
主题 竞赛
首个报道者 米哈伊尔·普京
参与者 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竞赛起源于苏联，是在劳动群众发挥最大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方法[1]，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竞赛就是以千百万劳动群众最高限度积极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主义方法[2]。
理论基础
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希望建立一种以“法朗斯泰尔”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在这里开展广泛的竞赛，增加各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3]。
恩格斯认为，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竞争也将“归结”为竞赛。他认为：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3]
起源
1917年，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人民政府。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俄国稳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4]，苏维埃政府号召广大群众投入到新国家建设中去。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后义务加班，抢修了3台损坏的机车。随后，该铁路局的职工们响应俄共（布）的号召，在星期六从事义务劳动。这一活动得到了全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920年5月1日星期六，全俄举行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也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清扫工作[5]。1926年9月，列宁格勒红色三角工厂首先发起了突击手运动，组织了全苏第一个青年突击队。到1929年为止，全国青年突击手已经达到了150万人[6]。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一种条件，可能真正广泛地、真正群众性地运用竞赛，把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吸引到这种使他们能一显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发掘自己才能的工作场所。而才能在民众中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才能成千成万以至千百万地压抑、蹂躏和扼杀了。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1918年，列宁写了《怎样组织竞赛》一文。这篇文章于1929年1月20日（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7]。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向已经夺得了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出指示：“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它得到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同年2月，顿巴斯的矿工们发起了竞赛活动。
1929年3月15日，《真理报》又刊载了一篇题为《关于红色维堡工厂施行社会主义竞赛的合同协议》的文章。这是苏联的第一份自愿劳动竞赛合同。标志着社会主义竞赛的诞生。竞赛的主要发起者是列宁格勒红色维堡工厂职工米哈伊尔·普京[8][9]。
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以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的论点出发，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专门关于组织竞赛的《告工人和劳动人民书》[10]。
方法
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徽章
设定和改进生产管理计划，明确竞赛目标。提前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广泛讨论国家生产计划，了解这些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开好生产会议，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揭露在生产中存在着的各种缺点。
发动、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努力地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使职工群众站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积极思考解决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厉行增产节约的目的。
由工会代表全体职工和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
按期进行竞赛总结评奖活动。
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反劳动纪律者、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等排除在运动之外[10]。
各国情况
苏联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传旗帜
社会主义竞赛（俄语：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起源于苏联，在19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中达到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竞赛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动。全苏已有9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这个竞赛。竞赛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工人、工程师、设计师之间的竞赛，也有工作组、工作间和工厂之间的竞赛。战后竞赛的另一特色，是科学机关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使劳动因科学而更加丰富，而且也使科学因得到先进工人的经验而日益完善[11]。
波兰
1945年至1946年，波兰共和国的先进工人开始了劳动竞赛。他们以苏联劳动阶级为榜样，广泛投入生产运动。到1947年，波兰工人党员，老矿工普斯特罗夫斯基在国内首先完成生产定额260%，并且向其他矿工发出挑战。人们称他为“波兰的斯达汉诺夫”[12]。
罗马尼亚
1950年8月23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全国60%的劳动人民，为了纪念解放6周年，参加了全国社会主义竞赛活动[13]。
越南
越南政府依照苏联的社会主义竞赛经验，于1947年10月发动了一次“爱国主义竞赛”运动。胡志明规定，这一运动的任务是加紧生产，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数量；目标是消灭饥饿与愚昧，把法国侵略者驱逐出去；方法是“勤，俭，廉，诚”。这个口号获得了军队、行政机构、工厂及全体人民的热烈响应。但是由于战争而产生的物资与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缺少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等原因，该运动产生了许多错误。譬如不必要的浪费力量，形式主义的倾向，追求纪录，没有利用别人的经验等[14]。
参考资料
1，刘建明等.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年. ISBN 9787800366697.
2，苏联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人民日报. 1949年5月22日: 第3版.
3， 曹麟章. 社会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赛. 上海经济研究. 1981, (7): 19-21. ISSN 1005-1309.
4，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人民出版社。
5，柳直. 俄庆祝“星期六义务劳动”100周年. 环球时报. 2019-04-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通过新浪 （简体中文）.
6，李楠. 五枚勋章代表的功绩和荣誉. 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26日: 第6版.
7，刘子久.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纪念列宁《怎样组织比赛》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 人民日报. 1954年1月20日: 第3版.
8，Ерофеев А. Вокруг площади Калинин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012-08-20, 155 (5178): 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05） （俄语）.
9，Призы имени Путина вручали ещё 75 лет назад. Сайт НТВ. 2004-04-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1-26） （俄语）. 参数|journal=与模板{{cite web}}不匹配（建议改用{{cite journal}}或|website=） (帮助)
10，斯大林.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人民日报. 1953年5月1日: 第3版.
11，苏联庆斯塔哈诺夫运动十五周年. 人民日报. 1950年9月2日: 第4版.
12，莱昂尼多夫. 人民民主国家都向苏联学习. 人民日报. 由石谷翻译. 1949年12月16日: 第5版.
13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人民日报. 1950年12月30日: 第4版.
14，《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六十六期
来源：《苏联社会主义竞赛》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竞赛》，在各行各业轰轰烈烈的进行过。成果是显著的。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这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之流说，保卫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利益”就是保卫“最高主权”。他们公然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
什么“社会主义利益”！正是你们颠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把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到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
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利益”，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就是殖民主义的利益。
你们把一个君临一切的“最高主权”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就是说，别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你们支配别国的权力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你们有权宰割别国，别国无权违抗你们。
希特勒就狂叫过“有权统治别人”。
杜勒斯之流也鼓吹民族主权“已经变成陈腐了的观念”，应该用所谓“联合的主权”代替“一个国家的主权”。
可见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不过是疯狂的帝国主义语言的翻版。
《转裁》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红旗》1970年第五期
五、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进一步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炮制出一套被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法西斯“理论”。
现在来看一看“勃列日涅夫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说，保卫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利益”就是保卫“最高主权”。他们公然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
什么“社会主义利益”！正是你们颠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把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到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利益”，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就是殖民主义的利益。你们把一个君临一切的“最高主权”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就是说，别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你们支配别国的权力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你们有权宰割别国，别国无权违抗你们。希特勒就狂叫过“有权统治别人”。杜勒斯之流也鼓吹民族主权“已经变成陈腐了的观念”，应该用所谓“联合的主权”代替“一个国家的主权”。可见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不过是疯狂的帝国主义语言的翻版。
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他们说：“列宁预见到”历史的发展“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成能够对整个世界政治起决定性影响的国际专政”。
这一伙叛徒完全歪曲了列宁的思想。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原意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苏修叛徒集团党篡改了列宁这段话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公然制造所谓“国际专政论”’，作为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进行军事干涉、军事占领的“理论”根据。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难道你们打起“援助兄弟国家”的幌子，就可以用你们的军事力量去欺凌另一个国家吗？就可以把你们的军队随意开进另一个国家横冲直撞吗？你们打着“联军”旗号侵入捷克斯洛伐克，这同当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美帝国主义组织”十六国”侵略朝鲜，有什么两样！
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之流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
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不过是以你们为宗主国的殖民帝国的别名罢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都应该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而你们却把别国踩在脚下，使他们从属于你们，依附于你们。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别国的人民当作你们的奴隶吗？
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大大发展了赫鲁晓夫早就鼓吹的这种谬论，不仅象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他们说：亚、非、拉国家只有同苏修“合作”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还为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购买数量日益增多的它们的传统商品——棉花、羊毛、皮料、有色金属精矿、植物油、水果、咖啡、可可豆、茶叶和其他原料以及制成品。”
好一个“传统商品”！
可惜这个货单并不全，还应当加上石油、橡胶、肉类、蔬菜、大米、黄麻、蔗糖等等。
在一小撮苏修寡头看来，亚、非、拉国家的人民似乎命里注定要世世代代地为他们提供这些所谓“传统商品”。这是什么“理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早就宣扬要根据每个国家的自然条件规定生产种类，强使亚、非、拉国家变为原料产地，保持落后状态，以便于资本主义工业国进行最方便、最残酷的殖民剥削。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是“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拉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互相援助，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而一小撮苏修寡头鼓吹的“国际分工论”，完全是为了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渗透、控制和掠夺，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给这些国家套上苏修殖民主义的新枷锁。
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他们公然叫嚷：“苏联舰队”要“航行在我国安全的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
难道因为是一个大国，就可以把世界各地都看作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向全球伸手扩张吗？难道因为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就可以到处派出自己的炮舰去进行威胁和侵略吗？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当年老沙皇对外扩张，就是打着“为了俄国利益”的旗号。美帝国主义也经常这样叫嚣：美国不仅“对自己的安全负有责任，而且对一切自由的国家的安全负有责任”，美国要“在一切必要的地方保卫自由”。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早已宣告破产的苏修叛徒集团，根本拿不出任何象样的货色，只好从帝国主义那里拣来一堆破烂加以改头换面，端出来一个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帝国主义，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
勃列日涅夫之流说，保卫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利益”就是保卫“最高主权”。他们公然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
什么“社会主义利益”！正是你们颠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把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到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
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利益”，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就是殖民主义的利益。
你们把一个君临一切的“最高主权”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就是说，别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你们支配别国的权力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你们有权宰割别国，别国无权违抗你们。
希特勒就狂叫过“有权统治别人”。
杜勒斯之流也鼓吹民族主权“已经变成陈腐了的观念”，应该用所谓“联合的主权”代替“一个国家的主权”。
可见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不过是疯狂的帝国主义语言的翻版。
《转裁》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红旗》1970年第五期
五、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进一步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炮制出一套被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法西斯“理论”。
现在来看一看“勃列日涅夫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说，保卫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利益”就是保卫“最高主权”。他们公然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
什么“社会主义利益”！正是你们颠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把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到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利益”，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就是殖民主义的利益。你们把一个君临一切的“最高主权”强加在别国人民头上，就是说，别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你们支配别国的权力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你们；你们有权宰割别国，别国无权违抗你们。希特勒就狂叫过“有权统治别人”。杜勒斯之流也鼓吹民族主权“已经变成陈腐了的观念”，应该用所谓“联合的主权”代替“一个国家的主权”。可见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不过是疯狂的帝国主义语言的翻版。
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他们说：“列宁预见到”历史的发展“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成能够对整个世界政治起决定性影响的国际专政”。
这一伙叛徒完全歪曲了列宁的思想。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原意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苏修叛徒集团党篡改了列宁这段话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公然制造所谓“国际专政论”’，作为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进行军事干涉、军事占领的“理论”根据。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难道你们打起“援助兄弟国家”的幌子，就可以用你们的军事力量去欺凌另一个国家吗？就可以把你们的军队随意开进另一个国家横冲直撞吗？你们打着“联军”旗号侵入捷克斯洛伐克，这同当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美帝国主义组织”十六国”侵略朝鲜，有什么两样！
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之流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
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不过是以你们为宗主国的殖民帝国的别名罢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论大国或小国，都应该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而你们却把别国踩在脚下，使他们从属于你们，依附于你们。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别国的人民当作你们的奴隶吗？
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大大发展了赫鲁晓夫早就鼓吹的这种谬论，不仅象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他们说：亚、非、拉国家只有同苏修“合作”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还为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购买数量日益增多的它们的传统商品——棉花、羊毛、皮料、有色金属精矿、植物油、水果、咖啡、可可豆、茶叶和其他原料以及制成品。”
好一个“传统商品”！
可惜这个货单并不全，还应当加上石油、橡胶、肉类、蔬菜、大米、黄麻、蔗糖等等。
在一小撮苏修寡头看来，亚、非、拉国家的人民似乎命里注定要世世代代地为他们提供这些所谓“传统商品”。这是什么“理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早就宣扬要根据每个国家的自然条件规定生产种类，强使亚、非、拉国家变为原料产地，保持落后状态，以便于资本主义工业国进行最方便、最残酷的殖民剥削。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是“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拉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互相援助，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而一小撮苏修寡头鼓吹的“国际分工论”，完全是为了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渗透、控制和掠夺，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给这些国家套上苏修殖民主义的新枷锁。
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他们公然叫嚷：“苏联舰队”要“航行在我国安全的利益需要去的一切地方”！
难道因为是一个大国，就可以把世界各地都看作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向全球伸手扩张吗？难道因为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就可以到处派出自己的炮舰去进行威胁和侵略吗？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当年老沙皇对外扩张，就是打着“为了俄国利益”的旗号。美帝国主义也经常这样叫嚣：美国不仅“对自己的安全负有责任，而且对一切自由的国家的安全负有责任”，美国要“在一切必要的地方保卫自由”。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早已宣告破产的苏修叛徒集团，根本拿不出任何象样的货色，只好从帝国主义那里拣来一堆破烂加以改头换面，端出来一个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帝国主义，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会是《谁？》？又会是《谁？》？靠走资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吗？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转载《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文章来源: 新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01
一桩典型大案背后：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截图自《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是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国没有企业生产该原料药，只能从境外进口。看到“商机”的武汉汇海方开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汉汇海与丹麦雅赛利签订了《原料药供货协议》，成为丹麦雅赛利中国市场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麦雅赛利获得原料药《进口药品注册证》。2016年开始，汇海方给予丹麦雅赛利中国区销售负责人好处费，要求其利用职权不向其他企业销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
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2015年以来，丹麦雅赛利将向中国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总量的98%销售给了汇海方或者汇海方指定的企业；其余2%销售给了医疗器械研发公司，未用于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说，汇海方控制了中国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供应。
为达到以高价销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汇海方在上药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药销售环节安排38家医药经销公司流转过票、层层加价，将从丹麦雅赛利处73-94元/克采购的原料药，逐步推高至1.8万-3.5万元/克销售给上药生化用以生产制剂。
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2017年以来，在与中国市场销售量接近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市场，同规格或者相近规格的制剂销售价格折合人民币为47-183元/支，中国市场2303-2918元/支的价格是该价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药生化立案调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挂网价从2303元/支骤降为270元/支。
此后，国家医保局再次约谈上药生化，上药生化承诺将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挂网价格从270元/支进一步降低至123元/支，并保证稳定供应。
02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发布《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该文件从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行业乱象、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要求，其中就明确提到重点关注推高药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为。
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部分涉案物品。乌兰浩特市公安局供图
就在几天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会是《谁？》？又会是《谁？》？靠走资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吗？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转载《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文章来源: 新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01
一桩典型大案背后：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截图自《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是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国没有企业生产该原料药，只能从境外进口。看到“商机”的武汉汇海方开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汉汇海与丹麦雅赛利签订了《原料药供货协议》，成为丹麦雅赛利中国市场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麦雅赛利获得原料药《进口药品注册证》。2016年开始，汇海方给予丹麦雅赛利中国区销售负责人好处费，要求其利用职权不向其他企业销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
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2015年以来，丹麦雅赛利将向中国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总量的98%销售给了汇海方或者汇海方指定的企业；其余2%销售给了医疗器械研发公司，未用于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说，汇海方控制了中国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供应。
为达到以高价销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汇海方在上药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药销售环节安排38家医药经销公司流转过票、层层加价，将从丹麦雅赛利处73-94元/克采购的原料药，逐步推高至1.8万-3.5万元/克销售给上药生化用以生产制剂。
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2017年以来，在与中国市场销售量接近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市场，同规格或者相近规格的制剂销售价格折合人民币为47-183元/支，中国市场2303-2918元/支的价格是该价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药生化立案调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挂网价从2303元/支骤降为270元/支。
此后，国家医保局再次约谈上药生化，上药生化承诺将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挂网价格从270元/支进一步降低至123元/支，并保证稳定供应。
02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发布《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该文件从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行业乱象、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要求，其中就明确提到重点关注推高药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为。
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部分涉案物品。乌兰浩特市公安局供图
就在几天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新中国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他们还处于潜伏状态。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认识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且加强了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军事活动。社会上风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潜伏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以为颠覆人民政权的时机已经到了，便纷纷活动起来，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有的破坏工厂的生产设备，阻断生产流程，有的炸铁路、桥梁，倾覆运送军事物资的火车和汽车，有的烧仓库，有的杀人放火，制造社会动乱，有的抢粮食，抢仓库，造成社会混乱。有的撒传单，贴标语，散布谣言，搞乱人心。有的刺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而民众则十分恐慌的状况。仅1950年一年内，光是新解放区，就有上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在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却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有的还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轻易地放走了。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坏活动的材料，纷纷报到中央，送到了毛泽东的案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不少批示中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只有杀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因此，“应当放手杀几批”。对反革命分子，“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群众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毛泽东着重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1951年1月，当他读到广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时，就把这份报告批转给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党委，要他们注意克服右倾错误。他还在一份电报中批评说：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宽大无边”。如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必将使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同年3月，他在一则批语中要求：对那些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要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对一些大城市行动迟缓，很不满意，他认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潜伏的主要巢穴，必须用很大力量去对付，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除恶就是行善”
毛泽东过去在读《西游记》时，就写下了这样一句批语：“除恶就是行善。”当反革命猖狂之时，毛泽东在同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这句话。他说：“除恶就是行善。”不镇压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我们必须下决心，搞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伸张民气。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向全国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发出之后，公安部于10月16日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随后，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
1950年底，全国公安部门、人民警察部队，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上。一年内，各地出动大批警力，动用警察部队，抓特务，抓反革命分子，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南方各军区的部队开始了以剿匪为重点的军事行动，抓匪首，清理枪支。
镇反开始后，毛泽东对这件事抓得很紧。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1月23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发现，各地在运动中都偏重于公安部门的单独行动，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指示：镇压反革命应“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他认为，镇压反革命，必须造成声势，在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最后夺取镇压反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还认为，镇压反革命要团结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干。他自己率先垂范，把镇压反革命的情况主动通报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动给张澜写信，向他通报西南剿匪情况，信中写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1951年2月，毛泽东在他亲笔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还写道：在镇压反革命中，“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毛泽东1951年1月28日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电报，要求各地党委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稳、准、狠”方针
毛泽东1950年12月19日致黄克诚、邓子恢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当时毛泽东只提出“稳”与“狠”两个字，不久他又增加了“准”字。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长篇电报稿，提到了“稳、准、狠”三个字，并且解释道：“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在贯彻“稳、准、狠”三字方针时，最核心的环节是把握宽大和镇压的界限，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镇压和宽大都应当有“边”的意见。他说：宽大是有边的。这个边，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不能姑息。同时，“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不能对反革命分子一概杀掉了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必须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为了掌握好这两个“边”，必须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劲头不足的偏向，存在这种偏向，就容易宽大无“边”。一种是草率从事的偏向，错捕错杀，就容易镇压无“边”。毛泽东考虑，仅仅解释还不够，中共中央还要有具体规定。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外层”是指社会，“中层”是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是指党内。这个文件下发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分为外、中、内三层，有区别地进行。
镇压反革命要运用法律武器
毛泽东十分重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运用法律武器的问题。他讲过，镇压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审讯，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对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要由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对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总之，他认为，镇压反革命，也同战争年代打仗一样，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草率从事的问题，毛泽东于1951年初，决定起草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起草这个条例的过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强调要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按法律办事。他写道：“此件关涉军事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从此，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一部可以依据的法律文件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法律文件公布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各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对自己所属地区的镇反工作，亦须派得力领导同志出去巡视。”巡视的重要内容，就是检查各地党委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北京市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毛泽东认为这个经验很好，值得向全党推广。当有的地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一些条文理解不透，提出问题时，毛泽东亲自回复、解释。1951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就对“胁从不问”“助恶有据”及量刑问题作出了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之后，一些在制定此条例时未能注意到的问题，毛泽东也专门写了批语，予以解释、补充。当毛泽东发现各地存在乱捕人的现象时，在1951年3月30日写的一则批语中强调：“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对那种“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
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4月3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新中国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人民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上还暗藏着许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他们还处于潜伏状态。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认识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且加强了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军事活动。社会上风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潜伏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以为颠覆人民政权的时机已经到了，便纷纷活动起来，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有的破坏工厂的生产设备，阻断生产流程，有的炸铁路、桥梁，倾覆运送军事物资的火车和汽车，有的烧仓库，有的杀人放火，制造社会动乱，有的抢粮食，抢仓库，造成社会混乱。有的撒传单，贴标语，散布谣言，搞乱人心。有的刺杀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而民众则十分恐慌的状况。仅1950年一年内，光是新解放区，就有上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在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却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该关的不关，有的还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轻易地放走了。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坏活动的材料，纷纷报到中央，送到了毛泽东的案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不少批示中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打击。只有杀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因此，“应当放手杀几批”。对反革命分子，“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群众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毛泽东着重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1951年1月，当他读到广西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领导干部对反革命“宽大无边”时，就把这份报告批转给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党委，要他们注意克服右倾错误。他还在一份电报中批评说：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宽大无边”。如果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必将使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同年3月，他在一则批语中要求：对那些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要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毛泽东对一些大城市行动迟缓，很不满意，他认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潜伏的主要巢穴，必须用很大力量去对付，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除恶就是行善”
毛泽东过去在读《西游记》时，就写下了这样一句批语：“除恶就是行善。”当反革命猖狂之时，毛泽东在同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了这句话。他说：“除恶就是行善。”不镇压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我们必须下决心，搞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以伸张民气。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向全国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发出之后，公安部于10月16日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随后，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
1950年底，全国公安部门、人民警察部队，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上。一年内，各地出动大批警力，动用警察部队，抓特务，抓反革命分子，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南方各军区的部队开始了以剿匪为重点的军事行动，抓匪首，清理枪支。
镇反开始后，毛泽东对这件事抓得很紧。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1月23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发现，各地在运动中都偏重于公安部门的单独行动，忽视了发动群众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指示：镇压反革命应“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他认为，镇压反革命，必须造成声势，在群众的支持下，才能最后夺取镇压反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还认为，镇压反革命要团结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干。他自己率先垂范，把镇压反革命的情况主动通报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主动给张澜写信，向他通报西南剿匪情况，信中写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1951年2月，毛泽东在他亲笔写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还写道：在镇压反革命中，“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毛泽东1951年1月28日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电报，要求各地党委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稳、准、狠”方针
毛泽东1950年12月19日致黄克诚、邓子恢的一份电报中写道：“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当时毛泽东只提出“稳”与“狠”两个字，不久他又增加了“准”字。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长篇电报稿，提到了“稳、准、狠”三个字，并且解释道：“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在贯彻“稳、准、狠”三字方针时，最核心的环节是把握宽大和镇压的界限，为此，毛泽东提出了镇压和宽大都应当有“边”的意见。他说：宽大是有边的。这个边，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不能姑息。同时，“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不能对反革命分子一概杀掉了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必须杀；不该杀的，就不能杀。为了掌握好这两个“边”，必须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劲头不足的偏向，存在这种偏向，就容易宽大无“边”。一种是草率从事的偏向，错捕错杀，就容易镇压无“边”。毛泽东考虑，仅仅解释还不够，中共中央还要有具体规定。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外层”是指社会，“中层”是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是指党内。这个文件下发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分为外、中、内三层，有区别地进行。
镇压反革命要运用法律武器
毛泽东十分重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运用法律武器的问题。他讲过，镇压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审讯，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对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要由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对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总之，他认为，镇压反革命，也同战争年代打仗一样，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草率从事的问题，毛泽东于1951年初，决定起草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起草这个条例的过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强调要重视运用法律武器、按法律办事。他写道：“此件关涉军事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从此，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一部可以依据的法律文件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法律文件公布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各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对自己所属地区的镇反工作，亦须派得力领导同志出去巡视。”巡视的重要内容，就是检查各地党委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北京市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毛泽东认为这个经验很好，值得向全党推广。当有的地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一些条文理解不透，提出问题时，毛泽东亲自回复、解释。1951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就对“胁从不问”“助恶有据”及量刑问题作出了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之后，一些在制定此条例时未能注意到的问题，毛泽东也专门写了批语，予以解释、补充。当毛泽东发现各地存在乱捕人的现象时，在1951年3月30日写的一则批语中强调：“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对那种“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
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4月3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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