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38）李校长欣然同意我赴京修订教材
（1984年上任的华中师大一附中校长李水生 ）
1986年8月9日，上午回到学校，下午就去向李水生校长汇报人教社太原会议的情况，特别汇报了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与《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商定，拟调我去北京参加人教社写作教材的修订工作。 大约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希望李校长大力支持。如果校长同意的话，人教社将发公函给学校，等公函到后，即去人教社报到。
李校长欣然同意，我立即发电报给王连云老师。
李校长嘱咐我在赴京之前，不要声张，扎扎实实做好手头上的工作。赴京那一个月的教学工作，他请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去安排，班主任工作就让教导处安排。让我放心去北京好好完成人教社修订教材的任务。
李校长接着说：“你今天刚刚从太原回来，先休息好。明天下午，你来我这里，请你帮我修改下学期的工作计划。”
还记得，李校长上任不久后的1985年2月25日，全校教职工大会。李校长作报告，谈本学期工作计划及教改要求。他继承袁福老校长的优良传统，事前，召开部分教师座谈会，就他的工作报告初稿进行议论，各抒己见。他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采纳正确意见和合理建议，形成正式报告文本，提交全校教职工讨论。那次报告中，他采纳了我在座谈会上的建议：学校德育计划应该按学生年龄形成序列化。
1985年3月4日，上午，李校长让我帮他完成《华师一附中改革方案》的修改誊正工作，他准备11日去参加省教育厅召开的教改座谈会。除了他提出的学校体制改革部分外，其他部分遵嘱如期完成。
1985年春游期间，刚好岳阳一中的教导主任带实验班老师来听我的课，课后座谈。我拟带学生去岳阳游览岳阳楼，并与该校实验班学生联欢。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协助我们解决学生住宿问题。经李校长批准成行。4月17日上午，我向李校长汇报我们实验班春游“岳阳之行”，安全往返，收获满满。他听完汇报后表示满意，并准备带部分学生会的干部，前往岳阳一中参观学习。接着，他说，省教育厅前天来电话通知，全国二十九省市重点中学教改座谈会在武汉召开。省教育厅决定华中师大一附中要拿出一份经验总结，3000字。他与我初步交换了文章结构安排与内容梗概，拟再找时间进行讨论，然后动笔。前面关于经验部分，由我来整理校长办公室提供的材料，后面谈未来的计划由他执笔。第二天下午政治学习时间，我在家完成了他布置的任务。
1986年8月10日下午，李校长让我修改他的报告，于是，先请校长谈他下学期的总体设想、治校的理念、远期目标、近期安排等等。然后请他把写好的工作计划草稿给我先看一看，根据他谈话的精神，回家修改他的工作计划初稿。
8月14日上午，把学校工作计划修改稿交给李校长。
8月26日上午全校教职工大会，李校长做学期工作报告，基本内容是按修改稿讲的。
没有想到，会后，教导处通知，请执教我班数学的黄松笙老师，接替了我的班主任工作；请黄伯宜老师去上《文学读本》。我不知道李校长是怎么对教导处布置工作的，我从太原回来汇报赴京修订教材的工作，必须等接到人教社公函后才离汉呀！现在公函没有到，教导处就不安排我的工作了，是怎么回事呢？
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去找李校长，他外出开会了。找教导处陈四维主任，她说：“教材改革实验继续进行。”找陈传理主任，他说：“是李校长通知不排你的课。”
8月29日，在我们宿舍楼下遇到李校长从外面回来，见面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只谈省教育厅通知他去开会，让我帮他写一份谈教育教学改革的发言稿，不谈我开学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对他说：“我去北京修订教材的事情，你让我不要声张，只有你知我知。现在，人教社的公函还没有来。教导处不说明原因，开学就去我班上公开宣布免了我的班主任，停了我的教学工作。我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啊！我哪有精神写什么发言稿！”他不置可否。
8月30日上午开学，学生到校。
我按原计划，按时到班上，组织学生大扫除，整理教室。黄松笙老师奉陈主任之命来教室收完学费后，我正准备上台讲上学期的考试情况。陈主任走进教室，先把黄老师叫出教室，悄悄谈了几句什么，我不知道。回头就叫我出教室。
她在走廊上，开口就责问我：“你为什么到班上来？”
“我是班主任，为什么不能来班上？”
“你来了对黄老师的工作有影响。”
“我搞我的工作，怎么影响他？”
“你搞什么？”
“收暑假作业。分析上学期期末考试情况。布置新学期的任务。”
“这些工作都应该放在以后去做。”
“这几件事哪一件可以放在以后去做呢？”
“我让你不要去讲！而且校长还没有分配你的工作呢。”
“我对学生要负责，有布置有检查，你凭什么不让我讲呢？”
“校长没让你到班上来，就不能来！”
“校长什么时候对我说过？你们哪一级领导事前对我说过为什么不能当班主任？为什么不能上课？”
她无法回答我的三问，自知理亏，走了。
我坚持做完开学第一天所有该做的工作。等学生放学之后，我先找语文组长吴六林老师，吴老师当时还替陈主任辩解。我们组的党支部书记陈治平老师认为陈的做法“岂有此理！”还说，她这样对待一个同志是极端错误的，可以向上级党委反映。还有政治组的詹柄椿、曹安琪老师听说后，都认为此事太荒唐，应该向上级党委反映。
时任湖北省教研室的彭慧敏主任，听说我被停课的消息后，立即派负责实验工作的张良谟老师到学校了解情况，明确表示，即使李培永不搞语文教改实验了，我们将一如既往帮助他、支持他。
8月31日，又是在校道路上，遇到李校长，他再次提出，让我赶快帮他写发言稿。我说：“不能写！我连工作权利都被剥夺了，还写什么发言稿？”
他讲了半天也没有明白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安排？
9月1日，在校门口遇到李校长。他将一切责任全担起来，但还是无法解释教导主任陈四维的言行。谈了个把小时，李校长最后说，他亲自去班上给学生讲话，说明情况后，我再去开始上课。
我看李校长已经同意我继续上课，就请他明确表态，我这个实验班，是试教这一个学期呢，还是试教二年，到高三毕业呢？他非常肯定地说，试教两年。那好，请你明天向学生宣布这个决定。
9月2日上午，第二节课去教室上课，受到学生热烈欢迎。据学生反映，早自习时，政教处主任程华已经到教室，按校长的旨意讲了话。
9月9日上午，李校长通知我，人教社的公函已经收到了，让我准备按时去北京报到。还是准备安排黄伯宜老师去上《文学读本》。
1986年9月21日离汉赴京，10月24日，完成了《作文·汉语》第一册的修订工作后回汉。
其间，10月16日下午，钱昌炎副校长再次到教育部汇报学校基建工作，特地到人教社来看我，并带来一封李校长给我的信。我感谢两位领导对我的关心。
李校长在信中，嘱咐我，一定要赶快抽时间，去中央教科所《教育研究》编辑部修改一份他写的稿件。
10月20日上午，去北太平庄附近的中央教科所《教育研究》编辑部，与编辑胥老师见面，就李校长的文稿修改交换了意见。胥老师当时没有时间详谈，决定第二天上午到人教社来与我详谈。
10月21日上午，胥老师如约而至，我们研究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决定另起炉灶。根据胥老师谈的修改意见，我建议把原稿《关于课外活动》题目，改成《课外活动，重在活动》，并大致说了文章的结构，胥老师做了补充后，决定按这个思路和方案写出初稿再议，确定11月中旬交稿。我告诉胥老师，我已经预定了24日回汉的车票，并请他放心，回校后，一定与李校长一起认真修改，按计划准时完稿。
李校长这篇文章，以当年他亲自抓的，毛平阳老师任年级组长的那个年级整体改革为例，总结学校开展课外活动的一些改革措施与初步成效，首次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教育教学理念。这就是后来，直到如今，成为华师一附中的教育理念：“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
【附录】部长来听课
大约是1986年开学后不久吧，教育部一位副部长在湖北省教育厅负责人的陪同下，到华中师大一附中视察。那位副部长听完汇报后要去听课，李水生校长就引导副部长一行来到一排平房简易教室。
那几间平房简易教室，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校办工厂的基础上改建的。
副部长从走进教室，环视“教室”后坐下听课，到听完那节课，一直都非常紧张。老师讲了什么，他全然不知。因为他的注意力始终盯着那天花板，特别是当学生高声朗读时，他看到那天花板，随着朗读声的高低在震颤时，晚春气候虽不热，副部长额头上却沁出了汗珠。
一下课，他就问李校长，你们还有几间这样的教室。李校长告诉他，就这六间，给一个年级使用。
他说：“听课时，你没看到那天花板都快掉下来了啊？万一砸到师生，你该负多大的责任啊？”
李校长：“领导啊，我们都知道，让师生在这样的危房中上课是非常危险的呀！但是，你刚才也看了整个学校的条件和环境，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差距太大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副部长：“你马上请有关部门对这几间教室实地勘察一下，看看在确保师生人身安全的情况下，还能用多长时间。这是第一重要的。
第二，立即请建筑设计部门来设计规划未来华师一附中的教学用房。尽快报送到部里。”
李校长和学校领导，为了改变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环境动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少精力，向上级领导汇报过多少次学校的困境，我们当老师的是难以知晓的。但是，我在当年9月21日去北京人教社参加教材修订，乘坐武昌到北京的38次特快列车的卧铺车厢，遇到了我们学校负责总务工作的钱副校长和总务主任郝黎后，才知道领导也难当。
他们两人当时还带了一个很大的包装严密的木箱，我好奇地问钱校长：
“你们这是带到北京干什么呀？”
“学校准备改造的模型。送到教育部审查，然后申请拨款。”
钱副校长原来是我们语文组的高中老师，袁校长退休，学校领导换届后上任的。记得那38次车是晚上七点多发车，我们俩在车上聊到十一二点才睡觉。他告诉我，自从那位副部长回北京后，李校长就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制定规划，讨论并确定方案，一定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争取拨款。为了更形象具体说明我们的方案，特地请一位学生家长帮忙搞了这个模型。
我和钱副校长都以为他们这次去教育部送审方案，不等个十天半月，至少也要个把星期。或许要等到一个月后跟我一起返汉也说不定。
真没有想到，第二天下午就接到钱副校长的电话。他说晚上就回武汉，我们的方案被否决了，要回去重新做。后来才知道，他们报送的方案及那个模型，教育部领导看了之后，一致认为太小家子气了，现在不是彻底改造的问题，而是要脱胎换骨，从整体上设计一个全新的华中师大一附中。
副部长来听一次课，果然就让华师一附中旧貌换新颜。
如果李校长当时仅从一己之私利考虑，带副部长只看学校光鲜的一面，比如说设备齐全的理化实验室，那位副部长怎么可能发现学校的危房？学校的困境怎么可能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
副部长深入基层，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不仅仅是一个领导水平问题，更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问题。非常值得现在的省部级领导好好学习。
李校长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是基层主要领导必须具备的品质或者说是基本素质，面对上级领导来检查或者视察，既要报喜，更要报忧。这才是真正地对人民负责。
补记：
我与钱副校长在38次车上聊天，是我的亲身经历。李校长接待副部长的过程及有关细节，早有耳闻。担心不实，写完后先发给毛平阳老师，请他转交李校长审阅。如果失实，我就不发到群里了。毛老师很快就回复了，他说，李校长打电话给他说，一切属实。谢谢李培永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