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大闹一场，悄然离去（上）

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李大同《冰点故事》读后感

    近日读了两本书，《冰点故事》和《用新闻影响今天》，作者是原中国青年报的周刊主编李大同。书中详实记录了他带领中青报人仗剑拓荒、顶风前行，为中国报业创造出一座险峻高峰——《冰点》。将来的中国新闻史和新闻教科书，应当会记录下李大同在1995年到2006年间创办《冰点》，集结中青报人在舆论严控中，用独行侠般的勇气与坚毅刊发出一篇篇重磅文章，利剑般刺破盛世虚妄！

    我曾是《冰点》的忠实读者，那些年之所以订阅中国青年报，每周盼望着阅读冰点的长篇专访，因为它能反映社会真实面目，能引发深层次的思考，能提升读者的公民意识，正如《冰点故事》书中所言“当民众迷茫时，给以真相；当民众无助时，给以希望”。李大同坚守新闻前线为理想拼搏被迫退出后，我曾迅疾退订中青报。庆幸他写下这两本书，记录下他怎样做了改革开放年代新闻人最该做的事。

    李大同是我们这代人中公民觉悟的先知先行者，因酷爱读书，广博的知识功底加上独特的生活锤炼，使他视野广锐，收放自如。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具有全新理念的新闻工作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就系统研究全盘接受了欧美新闻共同体的理念，成为站在时代潮头、拥有新闻职业规则与职业道德的第一代中国新闻人。在主持全国大报著名周刊那11年，他将社会责任感发挥到极致，一次次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让《冰点》为民代言。他秉持的理念与实践，势必与中共以政治宣传为宗旨的宣传规范互不相容，个人与专制体制冲突与博弈，失败是难逃之宿命，虽败犹荣，犹如刘晓波、任志强、彭力发等。

李大同1952年出生，北京汇文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他和几个“黑帮子弟”到内蒙古插队11年，担任过大队会计、村长，荣获过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从驻省记者干起，进京从总社机动记者到编辑，再到编辑部部门主任，历经了全国性大报新闻运作的所有岗位，成为80年代改开之初公认的标杆性中青报人。

    1989年4月那场政治飓风突然袭来，面对报道禁令，李大同发起并征集到首都1013名新闻工作者签名认同，连夜整理好并迅速送全国记协递交中央，要求与决策层进行对话。两天后，分管新闻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来到中国青年报社，与李大同等人做了长时间对话，双方坦诚交流后获得共识，胡启立当面代表政治局承诺：中央将立即开始新闻体制改革，胡启立还指着李大同说“你们这些同事都要参加”。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党内基层与最高层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并取得成功的事件！

    整个过程完全符合党纪国法组织程序，李大同却在六四后遭严酷整肃，背上党纪处分被撤销行政职务，中断了职业生涯。他没有消沉，把坐冷板凳的惩罚当成读书良机，赋闲5年中，一本接一本，一套接一套，至少读了两三百本历史、政治、文化、学术、人物传记等书籍，认真研究并接受了欧美新闻职业规则与职业道德，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对文化产品的鉴赏力跃上高台阶。

    由于对新闻运作有了系统性的全新认知，具备了日后成功主编《冰点周刊》的理论基础与业务水平，以及坚守职业道德底线的果敢与韧性。主持《冰点》屡屡激怒体制且不肯屈服，11年后他被迫二度离开热爱的新闻岗位，再次坐冷板凳直到退休。在主持《冰点周刊》最繁忙的尾期，李大同争分夺秒写出《冰点故事》这本书，不久后被迫赋闲，悄然离开新闻一线，又写出《让新闻影响今天》一书。

    金庸迷都知道，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喜欢英雄并努力塑造英雄的金庸把英雄定义为“代表人类正义和担当”之人。李大同用两本书记录下创办《冰点》“大闹一场”的全过程，在夜色中点灯传爱、与手握生杀大权集团的激烈拼搏留下一连串清晰的足迹。“悄然离去”持续体现到当今微信时代，熟悉他的群友们都知道，他要么只看不说，要么出言必击中要害。

    李大同一生经历过两个极其艰难的11年，他曾经根据第一个11年的插队体验，写过《草原归去来》《青马的故事》《青狗哈利和她的儿女》，这几篇文章多次在网上广泛传播。两年前，我和几位发小聚会时聊起此事，称赞李大同“描写的传奇经历那么真实可信，是最棒的知青文学”。我老伴儿老王说：“他使我们没机会在内蒙古生活过的人得以贴近并领略那种原始、剽悍、朴实的感受。”好友曹幸平女士说：“他写青狗的故事感情真挚，细致入微，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悲壮惨烈！把我这个没养过狗的人彻底惊到了！”老友程江评价青马的故事: “比《狼图腾》更吸引人，文笔更胜一筹。我特别欣赏他和马小力那次对话所言，观点与逻辑超一流。”

    近日，我读李大同根据他一生中第二个艰辛的11年写成的两本书，看到每逢上层领导强力封控的紧急关头，他一次次连天赶夜写出的那一封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的抗辩信，任凭铁石心肠也会被折服，难怪当年那些官员们与他过招中无可奈何地一次次败下阵去。读这两本书，跟随着《冰点》幕后实况的精彩演进，让我重温到少年时看《福尔摩斯探案集》才有的悬念跌出的阅读快感。

    看了开篇这几段文字，您可能奇怪两本书何至如此感动我呢，我分上下两篇读后感介绍书中的部分内容，您看后就有答案了。上篇说《冰点故事》，下篇说《用新闻影响今天》：

    （1）

《粪桶》打响第一炮

    李大同六四后坐了五年冷板凳，无错被罚的他没有消沉，看了海量的书，参与创办新锐杂志《东方》，对新闻运作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还不时发表一些颇受好评的论文。到了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新闻界开始从半死不活中苏醒，李大同针对当时发生的几项重大新闻实践，又陆续写出影响重大的业务探讨文章，令新闻界刮目相看。报社内部重新“起用”他的呼声高涨，报社领导要求他重出江湖，因充分信任他有足够的业务能力，相信他能创办出高水平的特色版面，分给他每周两个版，破格允许他按自己的想法发挥才能，说了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赋闲5年后接不接每周两个整版的重担？李大同这样记下当时的纠结:“我报自1978年复刊以来有多少比较成功的整版报道？十几年里最多没超过20篇。现在我一年就要弄出100篇来……上帝呀！这100多个题材在哪儿呢？”突然面对超艰巨任务，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直到发稿限期迫近仍没有着落时，一天晚上，他坐在家里看《北京晚报》，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看得他莫名其妙，一条窄窄的胡同里有个背着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人的背影，这是什么？他贴近报纸看图片说明“北京还剩7支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这行字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仔细再看发现是粪桶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二，粪桶上沿露着背粪工的半个脑袋，那一瞬间他找到了题材！在他的点拨启发下，年轻漂亮的女记者王伟群不避脏臭扑向粪桶，《冰点》开山之作《北京最后的粪桶》一鸣惊人！

    这是一篇完全不同于以往新闻模式的长篇报道，它写的不是先进人物，只是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命运原生态地搬到报纸上来。此文见报前李大同来来回回打磨了二十多遍，都快背下来了，难怪题材那么新颖，难怪读者好评如潮，“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这样感人的报道了！”“真是太棒了，一口气读完！”“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报道了……”书中还记下一位抗日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人来信说“读完这篇报道，晚上做梦，梦见和他们一起去背粪……”新闻界同行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同行们争相发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东西的？绝了！”

（2）

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

开篇《粪桶》引起轰动性效果，接下来《冰点》更是一路坎坷。比如章诒和大姐写的那篇《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我是在读了《往事并不如烟》之后，惊喜地从《冰点》拜读到的。那一段段不让触碰的铁血历史，通过《冰点》让我们在迷茫中坚定了不屈的信念。

    在社会转型剧变中，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通过普通百姓“不普通”的个体命运来反映社会的真善美及真实变迁，是《冰点》办刊的重要特色。《五叔五婶》、《桥下人家》《黄杉木店陋室铭》、《没有我哪有你》等对普通人的报道，激发过广大读者对乡村农民极度贫困的悲悯与感伤，对和平年代贫穷根源的探究及思考。

    难忘我被《五叔五婶》感动得稀里哗啦，我在中国少年报工作时，有机会就顺道去偏远乡村采访，那之前我去过甘肃、青海、贵州、江西、河北等贫困乡村，亲眼见过《冰点》报道的窘困状态，还当面怒斥过“国家级贫困县”陇西县主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不到两个月他就乖乖地把拖欠民办教师们两年多的工资补发了。当记者25年中，我多次写内参向顶层如实反映过这类情况，1985年8月我写的两份内参《部分地区出现童工》和《这样收学费还了得》，迅速获中办嘉奖表彰，其他都石沉大海。看到《冰点》如实报道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时，曾多么热切盼望着能尽快改善他们的贫穷状态啊。

    读《冰点故事》使我看到李大同怎样发掘素材，怎样配合记者不畏艰辛深入偏远地区，怎样提炼与加工报道素材的秘诀，他“完全摒弃大报记者端着架子‘俯视众生’的写作习惯，以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娓娓道来，尤其注重现场气氛和生活细节的真实再现，做到以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和提问题的角度与采访对象交谈。虽为长篇报道，但标题制作和文章开头的那些字一定要使读者产生‘阅读悬念’或‘阅读惯性’，并在读完全文后不觉长，觉得值。”

    （3）

冰点告诫：教育是百年大计

    上世纪90年代，我供职的中国少年报曾聘请李大同给我报编辑记者讲过“解析中国教育”的业务课，受益匪浅，从此我认定他是个很棒的教育专家。冰点曾刊发过一些教育专题，比如1998开年第一篇《不仅仅是语文》，其后《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新语文诞生记》等，每次都引发各地各校、家长师生的热烈讨论。

    冰点刊发教育专题，告诫我们教育是百年大计！在诸多围绕教育问题的讨论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段话，“真是百读不厌啊，它使我产生很多联想，充满荒诞的又岂只是语文课呢！我们的政治课怎么样？那是典型的逼着孩子们生吞活剥背下来，对付完考试，就弃之如敝屣的一门课。它告诉你结论，却不允许你怀疑，不允许发问，不允许你有自己的见解。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培养‘政治顺民’的课程。如果允许孩子们选课的话，我相信这门课会在一夜之间消亡。”

    看到这儿，我立即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夏日，我路过北京朝阳区三里屯一中，校门口看到走出考场的学生表情激动而怪异，他们掏出书包中的政治课本，高高举起后使劲摔砸到地上，有个男孩抬脚把政治课本踢飞，追上去狠狠接连踩踏，嘴里解着恨地说“再也不用背这破玩意儿了”，那群中学刚毕业的大孩子们围上去开怀大笑。那场景让我惊掉下巴，领略到“政治课”荒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接下来的文字“历史课又是什么呢？那可以说是用精心选择出来的、因而是受到重大歪曲的历史材料，来构建另一种‘顺民’体系。内容之陈旧，结论之荒唐，让多少历史学教授浩叹不已。”《冰点故事》书中记录下上世纪90年代围绕教育，《冰点》刊出这番真言，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后背发凉。

    （4）

鼓励年轻人上进

    由于持续报道社会“日渐稀缺”和不敢碰触的热点新闻，引起读者强烈共鸣，1996年6月，刚刚创办一年多的《冰点》获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紧跟着《冰点》被扩版为一周一期，主编李大同的担子翻倍加重。

    《冰点》鼓励年轻人上进，李大同获知甘肃漳县大山里有个倔强的腿残青年杨引丛，集合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办了份油印刊物《金钟》，发刊词《金钟响在大山里》写的气势磅礴，冰点报道后，漳县县委书记十分感动，给杨引丛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鼓励他们坚持下去。电视台也追踪报道，鼓励他们不懈努力，油印刊物持续印发着好文章：“人不管多穷多富，都不能丧失精神追求，不自弃，不沉沦，不颓废，不虚假。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像这样励志和穷人帮穷人的故事，构成了《冰点》创立后的主旋律。

    2001年4月21日《我愿长跪不起》刊出，讲一个农村有志青年和两名大学毕业生在贫苦农村办学，实践素质教育的故事，李大同在文章结尾处加了两段话，“他们投身素质教育，却缺乏起码的教学条件，然而那些硬件充足的学校里，又有几个老师在学生的作文上写出过这样泣血的评语，又有多少老师能将自己的生命感觉——痛苦、狂喜和希望，紧紧地和学生的心灵与未来拴在一起？！而这正是那些富足的学校里最稀缺的东西！”“他们三人太理想也太穷困，很可能行之不远，但他们播下的种子呢？那个现在就想着‘良知’的男孩儿，他将走多远？”

    这篇报道的反应是轰动性的，迅速收到美国很多留学生的邮件，说他们第一时间在网上看到这篇报道，震憾不已，说在美国的北大同学会已经动员起来，支持自己的校友。没过几天，各地汇款纷纷向那个小村子涌去。报道刊出后没几天是五一长假，小村子竟成了旅游点，全国各地近千人过去看望三名下乡办学的年轻老师，全国各大媒体也纷纷跟进。

    当事三人却发生了矛盾，对数量不菲的捐款如何处置意见不同。当地教育部门很快将两位大学生收编为有正式编制的国家教师，而发起人却被完全冷落，三个有志青年的奋斗团体被碾碎了。让人生气又无可奈何的结局来的如此快，如此激烈，李大同在书中怅惘地感叹“名与利裹进去以后，复兴学校一地鸡毛的结局让人十分痛心，完全偏离了它存在的初衷，三位办学者相继失望地退出。”这种悲哀映射的不正是无奈的现实吗？

    （5）

见报前被撤掉的好稿

    读此书，了解到《冰点》居然有过一篇上了大样后又被撤消的报道《跟胡富国走山西》，令我好生遗憾。

    90年代中期，记者董月玲跟随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视察山西多地，从晋北到晋南，记者目睹了一个“封疆大吏”与他治下的人民的交往。初看这篇稿子，李大同很兴奋，之前除了县委书记焦裕禄以外，中国媒介很少有对党政负责干部执政行为的详细报道。但大样出来后，这篇长文被“不准报道省委书记”的内部规定喝退，他不甘心地给中宣部、中纪委领导打电话求援，被临阵变卦或拒接电话，使这次“伟大”的创举“胎死腹中”，成为《冰点》唯一一篇上了大样又被撤消的报道。

    作为忠实读者，当年没能从报上读到此文，许多年后从《冰点故事》书中看到那篇文章，我是三分欣慰七分怨愤，记者好不容易采写的好文章，极其难得的正面描写省级高管朴实又接地气的长篇报道，居然落败在中共猴年马月为防范负面宣传暗自规定的内部条文上，这不是狠狠打自己耳光吗！

（6）推陈出新的性教育

    主流媒体和绝大多数家长一直对性教育讳莫如深，李大同决定突破这一禁忌。2001年11月，李大同看到网上有篇给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文章，讲夫妇俩如何费尽心机给已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做性教育，题材很好，只是语焉不详。他立刻联系两位作者，恳请在冰点上展开详谈，于是一篇详尽而生动的性教育专题报道，加上图片构成完整的性教育过程，题目为《最可怕的一关》在冰点刊登，完成了一次勇敢的突破。

    这篇报道达到了预期效果，引起强烈反响，很多读者来电话发邮件感谢冰点，为性教育行为奠定了“正当性”。借助这篇报道，李大同告诉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毫无羞耻可言，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同时也告诉媒体就是要传播这些科学的、正确的东西。

2002年7月24日，冰点刊登了《性别的挣扎》，详细报道了易性癖人群的悲惨处境。接着，更大的突破是对同性恋的报道，2002年8月28日，冰点刊出报道《最有勇气的人》，迅速被全国多家媒体整版转载，三大门户网站也全文刊登。同性恋者陆续发来感谢信，表达“得到了急需的、真正的扶助”。

    （7）

广开言路的《冰点时评》

    1998年初，中国青年报再次酝酿改版，纠结数月无果时，李大同根据对报社改革的认知写了篇长文发在报社内部网站，题目《再谈本报的新闻定位》，9月终于宣布了改版方案，出于对李大同的充分信任，每周又给《冰点周刊》增加三块版，主编的担子太沉重了，他咬着牙“临危受命”，认真思考后，决定增加《冰点时评》新栏目。

    西方大报每天和要闻相对应的都有言论版，主流报纸的功能不仅是发布新闻，同时要发布报社编辑部和有识之士的见解，对舆论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新闻本身。比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的专栏，竟然像新闻社通稿一样每天在数百家报纸上同时刊出，公众赞誉“他教育了几代美国总统”。

    我国由于党和政府高度垄断话语权，媒介言论只有“二传手”的功能，负责诠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推动落实，以往根本不存在编辑部的声音，《冰点时评》新就新在这里。为了实践自己认定的新闻理念，让见报言论摆脱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它，李大同下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决心，要一针见血放弃曲笔地发表坦率直言，于是《冰点时评》成为中国新闻界一个异数，昙花乍现般惊艳在读者眼前。

    第一篇冰点时评《再说教育经费》，是根据1997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现教育法中“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性经常收入的增长”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篇评论指出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7年仅为2.49%，为世界上最低，同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4.1%。

    《冰点故事》读过这里，回忆起当年看到这篇时评后，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的我，据此写了提交即将在春天召开的两会提案，题目是《敦促我国教育经费尽快提高到财政收入的4%》。这份提案被反复提交两会多次，好多年后才被落实。又过了几年，当听到在学校任教的会友告诉我“上面拨款增加后，校领导每年装修教学楼或操场，从中收取不少提成呢。”好么，啥好事都能被缺乏监督弄坏变味。

    时评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各地报刊转载率极高。从时评问世之日起，《南方周末》就在每期“传媒重点”版专门列出《冰点时评》要论，加大传播量。有些报道还被国际著名大报做过详细转载，甚至引发过大洋彼岸的阵阵热潮。《冰点时评》是主流媒介时事评论的先锋，和《冰点》一样，问世仅一年多，《冰点时评》也被评为“中国新闻名专栏”。多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位研究生告诉李大同，他在某报社实习时，曾向总编辑讨教如何写言论，总编辑告诉他“去看《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

    《冰点时评》一年间刊出156期，李大同得以完全按照全新的新闻观去开创版面，监督型、质疑型的报道高达三分之二。那几年，除《冰点时评》外，我们还看到扩版后众多的言论栏目，有《冰点观察》《学者视角》《百姓话题》《你说我说》，这些言论犀利的栏目，曾收获众多读者的青睐，消失后又多么令人惋惜啊。

    （8）

难能可贵的价值观探讨

    1998年，一部叫作《拯救大兵瑞恩》的美国电影在中国放映，之前因硕士生救掏粪老人牺牲值不值？引发过热烈讨论。李大同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二难选择，两种价值观孰是孰非的讨论将很有看点，他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参加这场讨论，用化名写了篇短文《泰坦尼克与拯救大兵瑞恩》，把道理的两面性分别讲清楚“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人、人类不仅重视生命，还会将一些价值放在生命之上，譬如荣誉，譬如尊严。”之后以每天刊登两篇的速度推进，将讨论引向深入反思，来稿越来越多，关注度越来越大。真理不怕争辩，在讨论中道理越辩越明，很多人通过参与或旁观，更改或修正了原来的观点。

有位文化名人发表了题为《再谈“冰冷的理念”》一文：“有些年轻、强壮、有文化，可能还风度翩翩的男人，头脑中的不少理念都是冰冷的，他们绝不希望自己的心变得温热一点，他们强烈要求这社会、这时代不但应该非常尊重他们自身的冰冷，而且简直应该将他们那一套冰冷的理念奉为新的超前的准则。而我的回答是——我将捍卫他们坦言自己理念观点的自由，但我永远不苟同于他们。”

    讨论已经如此深入，趁热打铁，李大同又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做了专访，教授高度评价这次讨论，说“救人这样的事情集中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以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理智情感特性，因而很容易引起大家感情、理智、思考的震荡。讨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某一方被另一方说服，最后有一个结论，而是各种意见有了充分表露的机会，使双方或者多方都考虑一下对方的观点，考虑到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需要有激情，需要有血性，这个社会如果见死不救的事情老是发生的话，说明这个社会真是出现了道德危机，绝对有必要大声疾呼。但在另一方面，也要有理性，包括事后冷静地反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从而尽量从原因上防范，从制度上减少，这才是关键所在。”“应该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支持的精神、制度的建设、政府行为和个人责任反省多管齐下，社会才能走向比较良序，良序的社会需要人们见义勇为的机会就会减少。所以，尽量从原因上去努力克服，这是根本。”

    这位曾在哈佛大学作过访问学者的教授认为“这场讨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能在全国性大报上进行，这样的讨论以后在中国一定还会有，因为还会有一些事逼着我们思考，逼着我们讨论，问题不会终结，思考与讨论也就会继续。”李大同策划并推动的那场讨论至此结束，堪称完美。

    没料到中宣部新闻阅评组马上又跳出来，连续使用彻头彻尾文革式用语断章取义、蛮横粗暴地对这场各抒己见、心平气和的讨论无限上纲，大加指责。李大同据理力争，写了很长一篇抗诉书，报社两位领导看了都认为写的非常好，因顾虑“他们怎么可能会讲理”？才按下抗诉，李大同只好将抗诉文本存档“交给历史吧”。《冰点故事》记录了此事，我才看到他据理力争写出的抗诉书，看后真想提着那些狐假虎威者的脖领子，让他们瞪大眼睛好好看看，那份抗诉犹如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文革护卫士的下作嘴脸。

    （9）

帮弱势者讨还公道

    1999年6月24日《噩梦般的遣送》刊登了一位到上海出差途中遭遣返的大学毕业生的不幸遭遇。此文发表后，上海政府派人到北京找到当事人当面道歉，并做了物质赔偿，然后告诉报社问题已解决，要求不能有任何跟进报道，这件事有惊无险地被中途叫停。

    因为不允许跟进报道，非法收容仍像毒瘤一样越长越大。2003年2月，广州又发生了大学毕业生、公司职工孙志刚被收容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舆论一片哗然，三位法学博士带头提议修改原本针对城市乞丐却造成城市驱赶、搜刮农民工乱象的《收容遣送条例》。

    当时在广州，大量农民工被收容，被搜刮钱财，被遣送关押到劳改农场长期做无偿劳动，看押他们的工头大言不惭地对来访记者说“这些就是奴隶”！有些人外出打工后就此人间蒸发。这种贩卖奴隶性质的事情发生在21世纪，发生在号称“依法治国”的地界，这个法治毒瘤再不割除，是政府和民族的巨大耻辱。多亏《冰点》借当时管控有软肋、有缝隙，抓住痛点报道在前，孙志刚事件随后，国务院才废止了这条恶法。

    2000年12月27日刊出《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文章充满了法律术语，原以为没几个读者有耐心读完，月末的读者评报却显示，这篇报道以最高读者提名位居当月“印象最深刻的报道”第一名，成为中青报自建立读者调查系统以来，单篇报道中读者提名人数最多的一篇，这个纪录好几年没被打破过。让人欣慰的是，经由《冰点》读者造势，几个被判死刑的无辜农民的命，在舆论压力下被保住了！

这样的报道无一例外立即招致政治高压和法律诉讼的风险，还隐藏着更险恶的“思想罪“——胆敢在大报上公开批驳司法恶行，背后的“思想”说有罪就有罪，说多大罪就多大罪。李大同屡屡犯上冒险，取决于新闻人对公众的高度诚意与职业操守，别无解释。

    （10）

帮国民理解税收实况

    西方国家的税收是透明的，每个公民按实际收入缴税，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也都要缴税，被标明在价签上的。因此那里的人民理直气壮，公务员只能老老实实承认纳税人是衣食父母。我国的企业缴纳营业税，农民缴农业税，大部分城市居民却对缴税无感，尽管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都已经缴了税，但不能标明在价目和收据里。这种城市居民误以为自己不是纳税人的现象，其实是政府在蒙骗人！

    李大同暗下决心要公开澄清事实，抓住机会立即派记者采访税务专家，提出的要求很简单：“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中国老百姓，你们都是纳税人！”采访中，税务专家们都表示向公众说清楚这个问题十分必要，纷纷使出看家本事，按要求尽量通俗地加以解说。

    专家解释的形象易懂，“从每天早晨起床开始，你就在为国库交税。”“早起第一件事，打开水龙头洗脸，这时纳税行为已经发生了，自来水公司替你向税务部门交纳13%的增值税，如果你一个月用了10吨水，每吨水的价格是8毛钱，10吨水就是8块钱，其中就含有增值税1.04 元。然后你乘公共汽车上班，公交公司替你向地税局交税，坐车买票已经交了税。”“只要你消费，进商店买东西，坐车，开煤气做饭、烧水都在交税，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

    有了记者采访和专家解说，李大同从家里找出一张万客隆超市（总部设在荷兰）的购物单，扫描后加进报道中，上面明确标有总额232.4元的购物款中，含有32.97元的税款。李大同把自己与专家们的交流也加入稿件，标题做得非常醒目《坐在家里喝口水，也在纳税》，顶着压力刊发出国家税收的科普文章。

对于纳税我也有体会，除了当年拜读冰点这篇报道获得启蒙，还有我们老两口退休后游走过30多个国家，所到之国无论大小，购物券上都注明交费中含税占比和数额，几角几分都标注得一清二楚。我和家人在欧洲日本游玩时，会被提醒把购物发票留好，在离境前可以办退税款，因为不是本国公民无须为这个国家交纳税费。

    在中国购物只知道价格，很少有人知道含税多少，也不被告知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如果懂得党政机关、官员公务员的开支都来源于消费者，是人民群众交税养活了他们，“为人民服务”是公务员最起码的职责。知道的人足够多了，跪着歌颂镰刀的人就能直起腰来！

    （11）

背靠读者，打赢过高官

    1999年5月18日冰点刊出《阳光下的交易》，支持一位海归学者副院长采购贵重医疗设备时，为规避后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激怒院长被免职，众人同情他，却触怒了“上面有人”的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高官，报道铁板定钉的错误行为，竟无意间捅了大娄子，那位高官仗势欺人告刁状，一度把报社领导吓得够呛。看《冰点故事》我才了解到几年后翻转的结果，“2002年，（遭免职的）副院长出任医学大学校长，（候补中央委员）调离广东，到北京当卫生部副部长，他的候补委员身份在十六大时被取消了。”

    看到这儿，我差点笑出声，太棒了，《冰点》居然背靠真相与广大读者支持，在与高官对决中赢了一局，这事发生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地方啊！李大同说得对，这事“毕竟发生在改开年代，放在反右运动中就吃不了兜着走，1957年中青报因温和批评过一个农业部的处长，结果记者被打成右派”。对此，不能不感慨改开时代有过光亮与希望啊。

    （12）

9·11事件前报道超限战

    1999年冰点刊登《两位大校与超限战》，介绍军事专家“超限战”新提法的内容，也是一次意义非凡之事，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两年后9·11事件更印证了中国军事专家的先见之明。这篇文章刚见报立即引起最高领导人重视，打电话索要原著，随后中央常委们争相传看；高级军事学院将此书列为团级以上学员必读书；美国国防部聘请20个汉学家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登在美国国防部网站上。

    那篇报道刊出第二天，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明报》、台湾《中央时报》陆续跟进报道；四五天后，台湾的大陆陆委会负责人发表谈话，提醒“警惕”大陆用超限战对付台湾；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等媒体相继对此书做了大量的报道；这篇报道在美国、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国防部三次发言并拨专款，召集众多专家研究这一新理论，宣称已经引起注意，“超限战”迅速变成国际通用的流行语。

    文章见报不到一个月，中国已为这本新书召开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研讨会，众多将军们争相索要研究此书。这本不到20万字的书第一次只印了3000册，因为《冰点》一介绍，随即连续加印超过5万册，刷新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破天荒的一次记录。

    9·11事件第二天，美国就有一位将军想起这本书，他说“几年前，中国军队就有两位军官写出了《超限战》一书，向世人提示了恐怖主义可能在21世纪初叶成为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但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活生生的事实就这样展示在美国和世界的面前。看来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读读这本书。”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书中也告诫同胞们：反人类的超限战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超限战一脉相承，中国必须现在就对其有足够的警惕和研究。

    （13）

顶风揭露严重造假官员

    2000年3月22日，《冰点》刊发了《世纪末的弥天大谎》长篇调查报告，揭露了有省级领导支持的大搞浮夸、欺世盗名的假典型。事情的起因是新华社有三位记者专门作过详细调查，写成调查报告《村霸可以被吹成全省“三讲”典型》，揭露地方官造假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篇报告原准备登在新华社《半月谈》上，被造假省的主政官员仗势强行扣押，新华社记者愤而将稿子转投《冰点》，因他们不能具名，李大同派出中青报记者深入采访。

    当地政府树立的榜样被吹成是个比焦裕禄更无私能干的村官，中青报记者询问当地人时，村民们异常愤怒，“假的，全是假的！他是个典型的村霸！”原来这个手艺不咋样的木匠，以前住的是小土房，当村官没几年就盖起全村独一无二的楼房，这个全省上下学习并准备推向全国的榜样，所有模范事迹都是编造出来的！

    村里老党员告诉记者，假典型死后，上面来人训诫村民“谁说真话就罚谁款”。《冰点》记者进村前，村民们吓得要死，商量一个多小时后让记者换身破衣服进了村，赶紧都躲起来，记者在村里看到除了假典型家住小楼外，其他村民的房子全部破败不堪，证明了新华社记者认定的“是彻头彻尾的假典型”。

    中青报记者暗访后回到北京，很快写出稿件，李大同明知村官这个小人物有省里大官做后台，见报揭穿会引起强烈反弹，鉴于调查很扎实，之前编造的谎言说破天也改变不了摆在当地的事实，果断刊发。省领导惧怕真相披露组织反扑，中青报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李大同又派出卢跃刚、贺延光和蔡平三员大将再次前去调查。途中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组不期而遇，原来央视同仁看了冰点报道后，也立即出动前往调查，由中央电视台和中青报两家大媒体联合组成调查组，共同见证那个破败不堪的村子与吹嘘的“小康村”天差地别，坐实了假典型的真相，多亏有《新闻调查》的片子成为后来诉讼中的关键证据。

    2000年3月22日《世纪末的弥天大谎》发表在冰点周刊上，面对不容辩驳的事实，造假方气势汹汹要求党中央严肃处理，又通过法院正式起诉和要求巨额赔偿。中青报针锋相对，将调查报告附上现场彩色照片以内参方式送达中央，并附上央视《新闻调查》的录像带。事实胜于雄辩，最终中青报没做任何更正，记者也没有道歉没有赔钱，法院不得已驳回起诉，冰点再次完胜高官。但中央电视台没能顶住压力，制作好的片子未能播出，央视记者遗憾地透露“最漂亮的报道夭折了”。了解到这些内情，真佩服中青报人的顽强。

    （14）

尝试大胆创新的选材

    在题材选择上《冰点》追求创新，从不墨守成规，比如1997年李大同支持刊登的《寻找世纪的交接点——在德国对清末出洋考察的调查手记》，这篇题材独特的长文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历史讯息，清朝晚期高官出访欧洲时展现出的对自由的理解与尊重，对艺术的审美高水平，显而易见对比出当代中国高官们的巨大落差。此文见报后编辑部收到很多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表达阅读的欣喜之情，当年我看后也曾感叹：原来清朝官员们并非一群庸才呢。古代用人有“八观六验”“六戚四隐”，唐宋明清有科举制，官员是寒窗苦读、层层筛选的人才，与靠关系、靠送礼、靠溜须拍马的高下立判。

    《冰点》的选题靠中青报同仁集思广益，也靠主编李大同独特广博的视野，书中有句话“我日常的工作之一就是大量阅读，从阅读中发现有价值的报道题目。”2001年5月，李大同在《万象》杂志上读到《一支藤的故事》，联想到这种植物如能在中国普及栽种利用，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绿色资源，环保与食用价值都超高，于是他颇费周折地促成调研与采访。

   《追踪一支藤》在冰点登出后，发行量巨大的《参考消息》迅速用半个版摘编转发，还专门将葛藤（这种植物的中国学名叫葛藤）的各种用途编成资料配发。很快，全国各地多家农业研究所发来邮件，告知他们那里栽种葛藤早已获得成功，只是无人知晓，纷纷表示愿借《冰点》宣传的东风提供种苗。从此，葛藤这种浑身是宝，也是上等淀粉原料的环保类经济作物得以推广。

    （15）

好人难当好事难做

    读《冰点》时不时会感叹好人难当好事难做，冰点周刊编辑部只有寥寥几个记者，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人，每周至少要刊登一个长篇报道，每篇报道的采访和写作通常用时达一个月左右，根本没时间耗在诉讼里，只能尽量规避。李大同对这种规避是有底线的，为捍卫底线，他一次次坚如磐石，对公然违法者们给以迎头痛击，读着那些故事，由衷佩服的同时，也对公然执法犯法的黑帮团伙痛恨不已！

    1998年12月7日，冰点刊发了一篇报道《惊心动魄的六天》，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川西实地拍摄毁林事件后，写来的一篇纪实报道。电视片和冰点报道播发后，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颁布了长江上游的禁伐令。看到这部在电视镜头前用三分钟伐倒一棵千年大树的实打实的报道，地方政府竟然唆使地痞小混混发起诉讼，逼迫编辑部认错赔钱。此等荒唐之举时不时冒出来，给报社和李大同造成巨大烦扰。

    2003年1月15日刊发的《本案维持原判》，既是对社会不公现实的一次强力干预，为我国司法现状留下一份真实记录，见报后引起中央领导和法院的关注，都认为“这是把民营企业家往死里整的典型”。尽管如此，报道发出很久后，面临巨额国家赔偿，案情一波三折，终审迟迟不能举行。明明办了错案，司法官员们依然竭力阻挠与拖延，让受害者投诉无门。

    李大同主持《冰点》11年，没有被接踵而来巨大的艰险击倒，内心与行为反而越来越强硬，他在书中说“这或许不是我的初衷，而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逼着我这样做。这样做并非件件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报道刊发后，久久听不到任何动静，令人绝望。譬如《枪声响过之后》（2003年3月19日的冰点报道）”。他指的是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这是一个官场中的另类，他主政期间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评价。在他大刀阔斧进行官场改革时，一位县委书记曾流着眼泪对他说：吕书记，你这样做，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呀！

    吕日周的模范事迹无人敢报，有个重要原因是他支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并身体力行。李大同把这种沉默视为中央级主流媒介的耻辱，他在书中回忆自己顶风而上时的决心，“如果没有人做，那我就应该做！不仅要做，还要做得精彩。我请本报大牌记者卢跃刚亲自出马，告诉他：放开了写，一个版不够就两个版。”2002年10月9日和16日，《冰点》以两个整版的规模报道了《吕日周在长治》，各大网站纷纷全文转载，下面跟贴无数。达成这份心愿太艰难了，尽管吕日周对中国改革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焦裕禄、孔繁森等楷模，却因即刻被叫停而影响有限。硕果仅存的两版报道让上面一些人大动肝火，同时对吕日周事迹进行采访报道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拍好的片子再次胎死腹中，未能播出。

    （16）

据实报道非典与三峡

    《冰点》佳作连连，除上面提及的好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冰点对非典疫情和三峡工程的报道。2003年春非典袭来，当时北京城大街上居然看不到几个人，我听住家附近饭馆老板说“害怕染病躲回河北老家，没想到在进村小路上被盯守的村民赶回来，所有来自北京的人，村里一概不收留。”

一时间人们惶恐莫名。几天后的

5月14日，冰点发出《瘟疫警告人类》，读者才从中获知非典疫情在北京到底面临什么情况。

    冰点报道概述了人类历史上危害极大的几次瘟疫的发生原因及应对措施，两周后冰点又发出上海学者许纪霖的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被读者称为“反思非典最独树一帜的文章，特棒！”20多年后看《冰点故事》，我才知道当年率先报道非典竟然也遭到过上级的通报批评。尽管挨批，很多人都来中青报索取那期报纸，大家太急需了解疫情的真相啊。

    到了6月18日，危机已近尾声，照常例又会大规模表彰英模，冰点却刊出令人惊讶的报道《生命备忘录》，详细记载了非典猖獗期间北京两个普通家庭的悲惨命运：一户全家11人8人感染，3人死亡；另一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儿子。他们都因为患了小病，不知情中到毫无防护的人民医院求诊被感染非典，随后长时间局势失控得不到有效救治不幸死去。

    李大同在书中回忆了中青报记者从医护人员那里得知，冰点报道前，他们曾被命令制作假病历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患病人数，“向萨达姆一样用救护车拉着感染病人满街乱窜”以躲避世界卫生组织的现场视察。冰点报道后，“当听到中央撤消北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两个高官职务的消息时，有位医生告诉记者，他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说，再不撤掉他们，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呢！”很多医护人员将《冰点》复印几十份送给亲友们。第一个向世界披露了北京疫情真相、从而被民间称为“民族英雄”的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他家人给冰点周刊编辑部打电话说“老人家拿到这张报纸，一字一句地读完”。

    冰点这三篇对非典及时的专访报道，毫无直接干预现实的任何不当，对百姓知情权及社会安全意义重大，居然也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打压。这让我联想武汉爆发新冠疫情，敲钟人李文亮医生和《方方日记》不都属于同等性质的新闻事件吗？多年后，因《冰点》被封停，真相被隐瞒，造成全球大规模疫情，如果将来清算后果，实难承担！

    最后说说三峡工程，投资达上千亿、移民上百万、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利弊存在着激烈争论，却被一手遮天将所有反对声音禁止报道。2003年7月2日冰点发表《三峡工程答疑录》，事前，李大同要求记者卢跃刚尽可能反映黄万里先生的否定性意见，文章刚一发表，新浪、搜狐均以头条全文转登，李大同书中说“网友们的跟贴仿佛与我心有灵犀，他们一致赞叹：好记者！好文章！”不少国外读者打来电话，赞扬“这是反对派的意见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介上。”

结束语

    李大同《冰点故事》书中记录下他与中青报同仁，特别是贺延光、卢跃刚、蔡平、董月玲、王伟群、江菲、冯玥、邓琮琮等编辑记者挚友般的密切合作，以及他如何想方设法调动报社领导的积极性，化干戈为玉帛，促中青报同心协力站在时代前列，用新闻印刻时代真容的动人经历。

    《冰点故事》清晰记录了李大同主办周刊11年的重大事例，展现了新闻从业者对公众、对国家、对未来承担职责的非凡气概。书中结尾处，他坦诚“只想通过此书告诉大家：在一个大报编辑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以及面对种种令人愤慨的现实，善良、勇敢、坚韧、抗争、同情心、爱、创新……这些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仍在默默地、顽强地存在和生长。”

    这本书印证了新闻人最宝贵的信念，也提供了中国新闻史上极为稀缺的实践性教材。当下，在连“打左灯向右拐”只允许搞活经济、抗拒政治体制改革“单腿蹦”的进程也连遭封堵，衰颓中的灰暗令人窒息。在“记者是无冕之王”的昔日神话已经无人提及的当下，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书中展现出的激情与理念，凸显急切与贵重，所以我努力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

               2024年2月8日 于向真 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