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三十九）

和以前在东门一样，对纪念碑的印象就是那座高高的纪念碑下埋着许多的革命英雄，那些电影中牺牲的班长、战士、指导员之类的英雄。当看到金江山坡上那座纪念碑，总感觉整座山坡的下面都埋着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时牺牲了的人民解放军。

过不久，我知道东平没有爸爸，他的爸爸在他没上小学的时候就死了，还埋在了纪念碑后面的那座高山的山脚下。

我不清楚东平的爸爸是不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时死的，但他爸爸能埋在纪念碑后面的山脚，多多少少应该和革命沾上边的。然而，东平从来没告诉过我他爸爸是怎么死的，倒是跟我说过他爸爸后来有回来过，也就是变了鬼回来的，这一点他是举了例子来告诉我的。就是某天晚上他听到黑咕隆咚的厨房碗柜有奇怪的声响，还有厨房里的饭锅有揭开盖子的声音，却听不到有任何脚步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饭锅里的剩饭有几个手指戳出的洞眼，还冒出水来，于是他妈妈告诉他是他的爸爸回来了。这种说法让我毛骨悚然，以至于好几个月我都会一早起来看厨房里的饭锅，是不是有手指戳出的洞眼。

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东平说，在纪念碑的后山山脚那一片石花地，到了热天的晚上会有鬼火，什么颜色的他也讲不清，而鬼火的认证也得到另外两个山坡同学的确认，还会随风飘过来又飘过去。这也让我在往后的几年，一到夏天，就会在轻工局的楼顶上望着山坡后那座大山的山脚，就是想看，他们说的点点鬼火是不是飘来飘去的。

这么说来，1976年从开始到年中的夏天，对我来说还是有那么一点诡异的，从河那边的电视塔山到河这边的纪念碑山坡后面的大山，是把整个金江挤压成一座狭长的城，而生活在这样城中，本身就很压抑了，白天和晚上还得忍受往来东西的火车的轰鸣，尤其那种老款的蒸汽机车，它的那种鸣叫响彻整个山谷，久久回荡，仿佛是日本鬼子的火车进站一样，那么多年过去了，还真的要红灯代代往下传？我虽然暗自告诉自己，时刻准备着做革命的后来人，然而又实在不想像李玉和和李奶奶那样英勇就义，人没了怎么去干革命？同时，在夏秋交接之际，又知道了山脚边晚上有点点鬼火出现，那时，还不知道无神论，就知道人间牛鬼蛇神还是十分的猖獗，否则二哥他们就不会常念要扫除人间一切牛鬼蛇神了，还全无敌。

着也是我时时刻刻想着要回到我的东门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我是宁可接受东门革委大院东边烂石花地里的黄狗母，也不愿看金江山脚下的点点鬼火；宁可听东门革委大院八角楼上猫头鹰晚上的呼号，也不愿听金江铁路线上东奔西走火车的鸣叫。

总而言之，金江一开始就没有接纳我，我也无法接受它，也就是留给我的记忆不是太好，还时不时的让我很失落。

由于东平的原因，刚开学的那一个月，班上很少有人跟我说话，给我的感觉，班上实际上还有两个派别，严格的说是有四个派别，就是男生有两派，女生有两派，男生和女生是不能说话的，而各派之间也是不能说话的。在金一小二年级，男生和女生说话是要被耻笑的，而与对立派的人说话则被本派的人视为叛徒，叛徒永远是最可耻的存在。

有时放学走在东方红大道上，看着别人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有说有笑的，很是羡慕，可又不想上去巴结他们，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在这样的孤独中，不由得想起两个哥哥来，在大工厂烧锅炉的大哥，其实离金江并不是太远，坐绿皮火车也就五个站，但他不能时常回家，好像他们买火车票还要有车间和厂医务室的证明，而汽车也不是很多，所以在我们从东门搬到金江后也没见他回过家；二哥在搬好家后很快回农村，也没有回家的可能。

三岁的小妹每天都和外婆到菜市场买菜，偶尔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会与她们遇上，这时候我会帮外婆提着菜篮，外婆才能背起小妹往家里走。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替外婆背小妹，总觉得她的鼻涕会流到我的背上，我甚至不想牵着她走，总嫌弃她走得慢跟不上我革命的步伐。尽管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她走得慢一点，我会朝着她吼：“你这慢吞吞的样子，迟早是要当俘虏的”，她当然不知道“俘虏”是什么意思，只是见我这凶巴巴的样子，自然是放声大哭，我也就逃脱不了外婆的一顿责骂。

我开始有了疑惑，为什么两个哥哥要离开家，一个去工厂，一个在农村，每次问母亲，母亲总是很慈祥的跟我说：“我们家是工农兵家庭，现在就差一个兵了。”

然而，我没有理解工农兵的真正意义，但有一点我对“工农兵”这个词的深刻记忆，就是在金一小的旁边的广场就叫工农兵广场，隔着广场的电影院叫“工农兵”电影院，来到金江金一小的第一场学校包场看电影就是在“工农兵”电影院。那时学校包场看电影每个人要交五分钱，排队穿过“工农兵广场”再排队进“工农兵”电影院。

其实是一知道1976年的11月，我才真正理解“工农兵”是个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