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特色中国文化的乌烟瘴气

走资派特色中国文化的乌烟瘴气

人们生活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染酱缸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变迁时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急速流动、不断变异，社会转型，制度失衡，利益重新分配，多元论冲击一元论，价值观混乱，秩序在离析，规矩在败坏，一切都在洗牌和重新出发，世界处在一个价值纷争、精神困惑的时代。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的推行，导致了文学正在经历着从作品到商品，从写作到策划，从创造者到生产者，从读者向消费者的变异转化过程，类型化取代典型化，真实性消解理想性，语言文本向图像文本转化，使文学的审美趣味越来越趋向娱乐化、欲望化、世俗化、感官化、表层化、断裂化，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精神价值的挑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各种混乱的情况：

反道德的渎圣主义。鲁迅被骂成“乌烟瘴气鸟导师”，智勇双全的杨子荣染上匪气，陷入三角恋爱，抗日英雄阿庆嫂变成“风流婆”和“窝囊废”，《红岩》中的江姐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从古到今的圣贤、智者、先知、英雄、大师几乎都成为反道德者的箭靶子，遭致不同程度的审判、攻击、嘲讽与贬损，或者颠倒黑白的污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丑化、漫画。

典型的如四卷本《石康文集》，既是一部完整的周文（书中主人公）的个人性史和情史，也是一部“道德沦丧史”，用作者的话来说叫“猖狂写作”、“无耻写作”，“新恶心小说”。它内容宠杂，格调低下，充斥着不少“污言秽语”。作者将自己称为“活流氓”，“摆出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架势，绘声绘色地向嗡嗡描述我的浪荡生活”，从勾女人、嫖娼、酗酒、吸大麻、服兴奋剂摇头丸到偷自行车、偷试卷、偷父母钱等醉生梦死的堕落。作者说他的创作源泉就是“毅然写出我的无耻之作”，“我只有全无顾忌地追求荒诞无耻的生活，只有荒诞无耻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向往，那是我的趣味……”因此，他写空虚、孤独、无聊，他骂学校、骂老师、骂考试，诋毁岳飞，嘲讽民族英雄，赞美秦桧，说他“很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就是圣雄甘地也不过如此风度嘛。”此书放肆地嘲弄道德，颠覆理想，以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写作，体现出“人生信念的迷失”，成为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

     

反道德不一定是公开宣称的反，直接声言的反，而是从其作品的价值取向、写作的宣传主张、创作的理念和人物形象之口所表现的倾向，流露的态度。如拒绝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圣的价值，拒绝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优秀的遗产，对一切崇高的人与事物：英雄、圣贤、智者不遗余力地嘲弄、侮骂、毁谤，把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推向极端，代之以恶意的、否定的感情用事。又如以无知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挑战既定的道德伦理秩序，挑战人类道义与良知的底线，以丑为美、以德为敌、以破坏为荣，欣赏荒诞，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鼓吹反认识、反理性的情绪。

   

 如果说渎圣不过是一种手段，放纵才是其目的，渎圣和放纵是一体两面的。因为过去之圣贤多是主张节欲、勤俭、克己复礼、修身养性、无私奉献的，那么现今的反道德者一定是鼓吹放纵，是为了享乐，是将盲目的物欲、钱欲、情欲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义，而大加渲染，竭力推崇，赞赏和炫耀的。

譬如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中对流氓成功者李光头财大气粗、颐指气使、喝令一切的描写，与其忠厚老实的兄长宋刚失业漂泊，落魄到卧轨自杀的两极比较，客观上就在宣扬一种反道德者春风得意飞黄腾达，持守道德者步履维艰处处受难的残酷哲理。小说在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时，却对李光头“邪恶的智慧”、手眼通天的本领津津乐道，不无艳羡，让读者在“讽一劝百”的描述文字中也神昏心迷，放弃道德操守，投降世俗情趣。

非道德的虚无主义。如果说反道德是出于对过去存在和提倡的道德持不满、反对或是攻击态度的话，非道德者则对一切道德现象都不以为然，刻意抹煞，他们对道德要么不作区分，要么持怀疑态度，对是非、好坏、善恶、应该不应该不作判断取舍，主张“什么都行”，无可无不可，其结果便是导致取消共同的道德标准、道德原则，让人们几乎什么都不相信，只糊里糊涂地在一个很低的价值平台上滑行与苟活。

     

在道德虚无主义者看来，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虚无不实的，那么所谓的好坏、善恶、优劣便统统没意义，毋须区分，相对性便等同于虚无性，嫉恶如仇便不如不遣是非，与其明辨善恶，不如难得糊涂。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奉行的基本就是一种反道德的“虚无主义”，它们都否认真理、否认道德，混淆价值观，对价值采取“隔岸观火”的相对主义态度，对道德采取“冷漠综合症”，或将其悬置起来，对所有被接受的都要重新质疑。因此曾是后现代主义干将的罗蒂在晚年时断然宣布：“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非道德貌似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其实必然会滑向低俗、流俗一边，因为向崇高、善良、优雅境地努力是特别费力的事，而滑向低俗、流俗则无需努力，随波逐流就能达到目的。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道理。现今充斥于文坛的所谓以客观超然的姿态，不动声色地从事“零度写作”，就是一种集中的表现。那就是叫作家躲避情感，躲避感动，躲避崇高，其实就是回避价值判断，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恶丑，不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而热衷于去写世俗的、琐碎的和平庸暧昧的东西，对真实的人性光辉视而不见，对丑恶黑暗的现象置若罔闻，于是人性堕落被当作新的文学元素，人性沦丧被视为商务卖点，男女两性的露骨描写被当作扩大销量的拿手好戏，体现了时代和文学的堕落。

     

 比如电影《色，戒》，就是用现代影视多种手法把王佳芝与易先生两性交欢的过程渲染得惟妙惟肖，让俗众去尽情偷窥，却刻意淡化易先生杀人刽子手的身分，淡化一段国破家亡的惨烈历史，用“性”、“色相”、“人性”、“爱情”之类的东西混淆敌我、模糊是非，消解神圣，抹杀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必要性，否认献身者的精神内涵与风骨节气，借这段历史故事大赚钞票，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又如已有人尖锐地批评文坛上长期被遮蔽的病象：汪曾祺小说的“可疑之处”，是“无条件地称颂、认同”所谓的“民间标准”，其实不过是“精神状态的下移和倒退”；余华的主要作品传达的“苟且偷生”、“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则是很低俗很陈旧的人生观念。

此外还有池莉小说中鼓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人生哲学，与李国文倡导的“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包括有人鼓吹的“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就好”遥相呼应，共同散发着一种浓烈的市侩与犬儒气息，其主要特征是放弃生存原则与精神节操，崇尚活命哲学，为了保命，什么都可以放弃与出卖。让人不得不怀疑，倘若遇到利益诱惑与生死威胁，他们是否将“快乐地堕落”，义无反顾地叛变？

     

应该说，对待每一件事，人们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判断和不近一致的态度，这是属于正常范围的。但如果面对的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是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还有人轻佻地采取不置可否，“怎么都行”的态度，那就让人难以苟同了。因为选择一种态度就意味着肯定一种价值，反对一种事物也意味着反对那种价值或道德。生于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许多无法逃避的责任与选择。若什么事都不作判断，不加区别，那就会取消应有的是非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甚至会连带取消共同的价值原则价值取向，造成纷纭杂乱、莫衷一是的局面，或是酿出分裂和任何共识都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的灾难。那是我们必须加以防止和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