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个视频比较火，就是前邓小平的翻译高志凯，登台了半岛电视台哈桑主持的谈话节目《当面对质》(Head to Head)，他的表现引发广泛关注，其实客观地说高志凯的表现本身不能说很差，首先是他的英文表达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少有的。从国际社会看，中国目前在人权纪录、言论自由、法治建设、习近平的任期、新疆西藏香港、维持地区和平等议题上赢得的正面评价非常有限，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难给辩护者留下多少发挥作用的空间，毕竟事实胜于雄辩。
另外从这个节目的性质（有相当的娱乐性）和安排（被访者通常都是被主持人和提问者双重夹杀）来看，高志凯参加的不像是一场平等的讨论，而是被审判的角色。可能跟很多观众一样，我特别好奇的是高志凯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当面对质》的节目，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需要得到某一个层级的批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高志凯上这个节目是怎么自我定位的，他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如果是学者，他的研究方向是什么？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话题也需要解答吗？
从哈桑这个节目来看，他承担着为中国在国际社会面对的主要挑战展开全面辩护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远远超过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所以这就回到我们的原初问题，高志凯为什么要上这个节目？他事先对这个节目有多少了解？对可能的风险和收益是如何评估的？
我来介绍一下《当面对质》Head to Head这个节目，它的宗旨叫“有态度的采访，直面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Interviews with attitude, tackling the big issues of our time。这个态度attitude，基本上就是指的主持人迈赫迪·哈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参与节目的受访者展开质疑的方式了。
《当面对质》从2020年8月到2024年7月，4年间都没有任何节目，到了8月以后有两期，在高志凯的节目以前有一期，以色列历史学家Benny Morris上节目，话题是“历史、种族灭绝与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我们来看看几个片段，这样会有一个更好的语境，来理解这个《当面对质》的节目和主持人哈桑。
哈桑的立场很清楚，以色列在加沙开展的行动就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跟美国不久前一些高校参加抗议的大学生差不多。到场的以色列历史学家莫里斯立场偏中间，在目前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他对内塔尼亚胡持批评态度，但同时也认定以色列的行动并不是大屠杀genocide，哈马斯是恐怖组织。莫里斯一开始就希望讲清楚，自己是历史学家，并不是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你主持人哈桑不要将我放到以色列政府发言人的位置上。相比之下，高志凯在节目中无怨无悔地扮演着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纪委、中宣部、国防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言人的角色，为所有这些巨无霸的机构去做解释和辩解，所以其实他也是勉为其难。
很多人都知道半岛电视台是卡塔尔出资的，它在美国媒体市场影响似乎并不太大，但是它确实也是少有的有全球影响力的阿拉伯媒体，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和南南国家（除了中国，北韩等极少数国家）都有播放。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持人迈赫迪·哈桑的背景，他是在英国出生的印度裔穆斯林后代，牛津大学毕业，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
哈桑在其他媒体工作的状态我没特别注意，他在美国的有线电视频道MSNBC上出现的时候我看过一些，感觉辩才不错，然后就是即使在非常左的MSNBC平台上，他仍然显得特别左，特别进步派。所以后来我就是换频道的时候偶尔会路过他的节目，但并不会停下来。2023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后，MSNBC取消了他的访谈节目，原因当然不会说是因为他反对以色列的立场，而是正常节目调整，当时他的节目收视率已经位居最低之列。哈桑今年1月份正式离开了MSNBC，加入半岛电视台。
从高志凯这次参加哈桑的节目来看，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总还算有中国人能够够胆到英文世界来讨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很多议题高志凯这样根本就没有一丁点腾挪空间的条件下。当然对于中共外宣的教训也很多，对海外受众来说高志凯具有说服力非常困难，但是有比没有好。自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以后，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已经多少年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媒体采访了，能够闹出一丁点动静的只有几位驻外大使，包括担任驻美大使时候的秦刚。从用进废退的角度看，中国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恐怕已经失去接受媒体采访的能力，他们没法做出示范说怎么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只能要求下属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把高志凯上“哈桑访谈”的视频链接发送在这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但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几个访谈点却是，整个访谈过程（超过25分钟）中，高志凯似乎根本就不敢提到习近平的名字，那种通过屏幕就能看到某种对于个人的恐惧（我个人不觉得是因为崇拜，因为他也没有提到英明伟大的头衔），另外就是各种的极度难于做到的自圆其说，其实我们从王沪宁推出的各种理论就可以知道，自圆其说其实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全过程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但是对于高志凯在整个采访中展现的风度还是值得肯定的，至少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和主持人对着吵架。
但是我从这个采访节目中，也想到了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一本书"后极权主义社会"。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位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骑就占领了他的祖国。他12岁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虽然他几乎没有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良知，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与民主的传统”，他还是能够对极权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是，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 相对的LATER ，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认为是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么捷克在1989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还有一点，我对捷克的历史近乎无知。我不知道那里的后极权主义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1956年人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匈牙利称做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那么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以后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但是捷克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在1968年曾有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时期，后者很快又因为苏军的镇压与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1968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看到这里，在看一下高志凯上“哈桑访谈”中表现出来的恐惧和谎言，是不是觉得那么的相似。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一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而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1989年11月27日到来了。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 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 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哈维尔应该能够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另外一层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的观点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1977 年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就出自他笔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力。我们现在期待他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因此也不做评论。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的一生是追求意义的一生。
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总统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他在1979 年底到1983 年初最长的一段铁窗生涯期间，给他的妻子奥尔加写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中的呈现。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信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因此，哈维尔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口，但是其实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于哈维尔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是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使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还存在于人们的口中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 ，我译“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良心和责任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20 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和现在侈谈中国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
哈维尔的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仅仅在几年之后就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
我个人无法评判，现在的中国是否就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阶段，但是如果说现在的中国是“极权社会”，估计大多数人都是同意的，那我们从从高志凯上“哈桑访谈”展现出的恐惧和谎言，想到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社会"，中国什么时候会迈入"后极权主义社会"（如果不是已经在这个阶段了），值得让我们深思。
（本文大多数文字总结自网络）
